王 建 军
(梧州学院 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广西 梧州 543002)
摘要：《大全杂字》是四川地区清至民国广为流传的蒙学读物，目前发现18个不同版本，分属三个不同版本系统。《大全杂字》作者为四川铜梁的邱宗岳，非慈台子或尊安子者流。邱氏撰写《大全杂字》目的为“贯以义理，幼学读之，其于事亲、交邻、处世、当家、为人之道皆能知之”。此杂字书有三个特点：第一，记载内容全面；第二，蕴含地方历史民俗文化丰富；第三，保留了铜梁地区大量方音俗语。当前，四川地区散失在民间的杂字文献亟待保护、收集和整理。
关键词：四川乡土教材；《大全杂字》；版本流传；民俗文化；方言俗语
杂字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的一种重要乡土教材，其主要功能是识字，同时兼有伦理道德、人生经验、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等内容的灌输与传授[1]3-5。清中叶以来，四川地区杂字盛行，咸丰年间铜梁邱宗岳编撰《大全杂字》[2]，记载了四川铜梁及周边地区传统社会丰富的历史、民俗、语言、文化、教育等内容。因为编纂质量高，实用性强，它在四川地区自清流传至民国，然而《大全杂字》却不见载于当前各种书志，李国庆先生汇编的《杂字类函》对《大全杂字》只叙而不录[3]7；顾月琴博士《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一书将《大全杂字》当作民国时期杂字文献来研究，而且将《元龙通考杂字》的影印图认作《大全杂字》[4]7。可见，这样一部流传时间长、地域广的四川地区民间蒙学读物，实在还需要我们作深入了解。
一 《大全杂字》的版本《大全杂字》目前存世的各种版本非常多，据笔者目前收藏①和孔网交易中出现的《大全杂字》来看，主要有：《新订大全杂字旁音便读》(民国三年务本堂板)、《时行课幼大全杂字》(重庆学院街古文书局板、荣丰堂、重庆学院街文华堂、重庆古文书局、湖南长沙板)、《新增课幼大全杂字》(民国元年铜邑聚源堂)、《新订改良随身宝大全杂字》(民国六年荣华堂)、《新增大全杂字》(民国戊辰年射邑集云斋板、光绪三年太和镇板、宣统元年福泉堂)、《新订大全杂字》(光绪三年太和堂板、民国明德书社、民国安居堂、潼南周作冰校板、民国三十四年署慈台子板)、《铜板大全杂字》(遵义名扬堂板、民国永兴荣发祥复刊板)等7种名称、18个不同版本，通过详细比勘，上述18个版本分属三个不同版本系统。
第一，邱宗岳原刻本系统。此版本系统目前只存残本一册，残本书衣和书名页不存，正文首缺两页，白口，上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鱼尾上题“大全杂字”，下镌页次，正文叶半七行，行十二字。从全书体例和内容来看，此本应为邱宗岳手著《大全杂字》原本或覆刻本。此版本系统在体例上，全书六言到底，未设立篇目，也未见光绪三年太和镇胡炳奎新订本所增加性理方面内容，更不见疑难生僻字下小字注释等内容。此版本系统在太和镇胡炳奎新订本和民国时期有章目版流行后，因刊刻少，流传不广，所以目前只存残本。
第二，胡炳奎新订版本系统。光绪三年太和镇版是此版本系统的代表。此书书名页分上下两截，上截注明“光绪三年镌刻”，下截中栏大字题“新增大全杂字”，左栏题“德生邓先生续编”，右栏题“龙冈邱先生手著、炳奎胡先生鉴定”②。全书正文前有新订者胡炳奎和募刻者蒋家朗序言，正文首行上题“新增大全杂字”，叶半六行，行十二字，正文疑难、生僻字下有小字标注其形音义。版心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上题“大全杂字”，下镌页次。新订本蒋家朗序言详细地说明了修订内容：“吾师胡炳奎先生，大加赏鉴(指邱宗岳手著《大全杂字》)，叹为乡闾必读之书，当与《增广》、《幼仪》、《劬劳诗》、《小儿语》、《老学究语》并重，更为订正，法戒昭然，友人德生邓子续明性学。”[5]3由募刻者蒋氏序言知：蒋家朗的老师胡炳奎对全书进行订正；蒋家朗的弟子邓德生增加了性理方面的内容。胡炳奎对邱宗岳原本《大全杂字》所作修订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正文下边增订注释，注释内容主要为正文中生僻、疑难字增音注或标明俗异体；第二，对正文字词句进行部分订正。邓德生增续明性之学主要放在《大全杂字》最后，此处不避烦琐，移逯如下：
更兼孝友家政，妯娌姑嫜无争。叮咛千急行善，皇天不负好人。行善必先明善，齐家不外修身。上面许多文字，都是用上发明。再将本原说出，使人体用分清。本体果是何物，盍观大学圣经。明德天之所兴，人人各具未生。具理而应万事，即是这点虚灵。明体方能达用，源清而后流清。若要探源溯本，格物致知功程。物字即是人欲，格者格其非心。为仁克己复礼，内讼攻恶同论。天理人欲不并，欲去而理自存。理存自然心正，理存自然意诚。理存知无不至，最易最简功能。易简天下理得，发见尽是天真。溥博渊泉时出，不难齐治均平。静而参赞化育，动而拯救生灵。至于救济善事，性量随处充盈。何况待人接物，百般事业营生。富贵贫贱患难，无入不自得心。这等上智无几，困知亦当勉行。及其成功一也，愚柔必强必明。吃紧格物二字，由浅以至于深。由勉而入安境，存养只分熟生。必待人欲净尽，天理始得流行。舍此并无学问，离他不是经纶。任人智取术驭，总多伪而不真。允执厥中心学，至性发为至情。王道本乎天德，体用一源分明。惟冀高明鉴谅，籍此约礼博文。不过以性感性，真是以心印心。果能照此体贴，共享天下太平。[5]58-60
胡氏和邓氏的增订，募刻者蒋家朗认为：“使人提纲挈领，正本清源，由下学而上达，得一本之万殊，体用兼该，共成完璧。”[5]2后来刊印的《新增大全杂字》(民国戊辰年射邑集云斋板、宣统元年福泉堂)、《新订大全杂字》(光绪三年太和堂板)都属这个版本系统。由于胡炳、蒋玉朗、邓德生三人有理学师承渊源，于是在修改过程中注入的性理思想成为这个版本系统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由于蒙学读物主要注重实用和可读，理学说教过多反而致使这个版本系统最后流传不广。
第三，断章形式的版本系统。此版本系统名目繁多，主要有《新订大全杂字旁音便读》、《时行课幼大全杂字》、《新增课幼大全杂字》、《新订改良随身宝大全杂字》、《新订大全杂字》、《新增大全杂字》、《铜板大全杂字》等版本，多民国时期刊刻。虽然书名不一，但正文主体内容差别不大，除少数文字改动外，不同地方对疑难字、生僻字使用的音注材料也略有不同。笔者收藏的民国荣丰堂《时行课幼大全杂字》是这个版本系统中存世较早的刊本。此版本系统最大特点是将《大全杂字》六言到底的体例进行分章立目，全书分为二十四章，章名以四字形式为题，具体章节依次为：天地伦常、山珍货物、茶食果品、绸缎衣服、金银首饰、铜器物件、居家常用、身体概行、动用器物、和睦乡邻、文房四宝、耕种常业、山粮杂用、船舟器俱、手艺器用、三教九流、铺户器物、家居买卖、契约款式、礼仪款式、树木各样、六畜牧羊、口噙字义、人事常谈[6]。这种分章立目的体例让读者翻阅起来能一目了然，但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书行文的流畅。如邱宗岳版：“爹娘若有过错，再三劝阻为良。若是陷亲不义，儿媳孝在那堂。更有奉亲衣服，也要穿得辉光。冷热各有宜备，四季八班分行。旋狐猞猁貂褂，天马海龙白狼。”[2]6本来这段文字衔接顺畅，由茶食果品论及孝敬父母，由孝敬父母自然过渡到绸缎衣服，但是此版本系统的《大全杂字》却在此处分为《茶食果品》和《绸缎衣服》两章，《茶食果品》以“更有奉亲衣服，也要穿得辉光”结尾，《绸缎衣服》章则以“冷热各有宜备，四季八班分行”开头，这就将本来衔接很好的一段文字生硬地分拆到不同两章。我们认为既然是新订或新改，那么修订者应当稍加修改正文内容，使《大全杂字》章节名和章节下具体内容保留一致，这样不仅衔接合理，也无强生分开之嫌，老百姓使用起来更方便。
二 《大全杂字》的作者及编撰目的《大全杂字》的作者，顾月琴在《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杂字——明清时期杂字研究》参考书目中认为佚名[4]56。《杂字类函》汇编者李国庆先生却认为：“《时行课幼大全杂字》(一名《时行大全杂字》)，(清)尊安子撰，清文生堂刻本。分天地伦常、山珍货物、茶食果品等二十三类，国家图书馆藏。”③[3]46我们认为《大全杂字》作者并非湮灭民间不可考，也非李国庆先生认为是“尊安子撰”，而是咸丰年间铜梁邱宗岳所撰。由于《大全杂字》编撰质量高，在伦理道德、人生经验、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等内容的灌输与传授方面，更胜其他杂字一筹，所以《大全杂字》流行面极广。清中叶至民国，《大全杂字》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刊刻，坊间刻书主人重刻《大全杂字》并另署撰者，可能不在少数。笔者确实在孔网见有尊安子跋语刊本，这个本子可能是导致李国庆先生认为《大全杂字》作者为尊安子的主要原因。晚清至民国，各种不同版本的《大全杂字》除署名尊安子以外，笔者在四川本地还收集到《新订大全杂字》，署名慈台子。这种署尊安子、慈台子等名，显然是翻刻者故意抹去真实撰者邱宗岳名以示新订、新增或新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牟利。据李振聚考察：“蒙书销量巨大，运售易获利，书坊争刻发售，是必然的趋势，《老残游记》中书店掌柜说：‘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我曾见光绪时刻的烟台《成文信记书目》所列蒙学读物为其重要的出版对象，上载‘《三字经》，大钱七文；《千字文》，大钱五文；《使用杂字》，大钱八文；《日用杂字》，大钱八文；《庄农杂字》，大钱十四文’。”[7]14可见刊刻杂字类蒙学读物在传统社会利润空间非常之大。除此以外，笔者还收集嘉庆十九年刻本《童蒙杂字》(怀庆府河内贺汝田编)，正文卷端题“如有反刻，天火焚宅，人亡家灭”[8]1。甚至见晚清河南绣文堂所刻《增补四言杂字》后题记：“照此样刻者，旦他亲娘”[9]12。这类流行的杂字文献被翻刻之盛，杜撰作者以牟取利润，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也是让真正撰书者很无奈的事。从上文列举全部目前存世的18个《大全杂字》版本看，新增或新订版本12个，标明铜邑或铜梁邱宗岳所撰版本10个。《大全杂字》为铜梁邱宗岳编撰，这一点连《大全杂字》新订者胡炳都直言《大全杂字》为邱宗岳所撰，并誉其“足以正人心而培风气”：“铜梁龙岗邱先生，志在济世，功在乡闾，所撰《大全杂字》，始明下学之道，终言上达之功。庶几体用一源，其用心不尤苦乎。蒋玉如募刻以公诸世，使童蒙小馆，共传共习，亦足以正人心而培风气也。”[5]1
关于铜梁贤达邱宗岳的生平，史籍文献记录比较少，所幸泰和镇光绪三年版募刻者蒋家朗在序言中有邱宗岳生平介绍：
铜梁邱先生名宗岳，字龙岗，岁贡生④，性直朴，有至性，读书稽古，喜论时务，赴闱十二次，皆不得志。与有司献策三四回，并获荐于当路，曾著有《筹边策》，《增补守城守寨救命新书》。平日教人，以德善为先，诗文为末，不染公事，不徇私情，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当蓝逆入川，多方筹划，练团修寨，为铜南保障。所集《大全杂字》，曲尽人情，贯通义理，本乎日用常行。藉此劝善惩恶，不诚为下学之梯航乎。[5]2
此外，光绪乙亥学署板《铜梁县志·儒林》(卷四)对邱宗岳生平叙述更为详细，可补蒋家朗序言之简：
邱宗岳，字龙田，咸丰初，恩贡。生平究心经世学。道光之季，中外恬嬉，岳以所著《筹边策》、《筹攻策(光绪乙亥学署板藏)》、《备乱说》、《守寨说》、《守峡论》等书历干川督宝兴、皋司、杨霈，川东道曹澍钟，俱留意。咸丰五年，岁大饥，岳上《救荒策》，总督黄汉嘉许之，立见施行，其增补《吕新语》、《救命书》及《守战须知》各编，总督曾望颜称，其无法不备，檄邑令孙钧面询时务，岳条十二策以应，望颜有嘉其切中时弊，欲代奏闻格，不果。当是时，粤逆蔓延半天下，岳尝著《急务论》，其言甚剴切，居近蒲吕场。咸丰己未、庚申间，与环场数十里居人，讲求团务，官民俱遥倚重之，预筑寨南峰漕，接龙桥之左。及滇匪至，避乱者数千家，岳长其寨，备御完密，贼不敢犯。平日矜式乡里，树善甚多。同治三年，遍灾谷贵，请于邑令于腾虚常社诸仓廥以赈，并令富民捐谷平粜，而以“乐善好施”、“为富不仁”匾额旌其义者而愧其悭者，邑令从之，于是饥而不害。晚岁著《野叟卮言》若干卷，分二十余种，大率劝善警俗之言。又著有《后三国演义》、《高士传》、《堂集诗稿》，卒年七十六。[10]60
由于有蒋家朗序言和《铜梁县志》中关于邱宗岳的生平材料，这位铜梁遗贤的形象便丰满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邱宗岳是一位将才，又有治国韬略。遗憾的是，其所著二十余种《野叟卮言》目前只存有《大全杂字》，而其所作《后三国演义》、《高士传》、《堂集诗稿》三书皆不传。
邱氏所撰《大全杂字》，应是晚岁著二十余种《野叟卮言》幸存下来的一种。其撰写此类书籍的主要目的是“劝善警俗”，这一点在《大全杂字》跋语中阐述得更为明确：“古字原多通用，后人渐为增加，然于方言俗语犹未备，今所订者虽不尽本之字典，要皆应之俗用。并非妄作，即音有未注者，可因其语而得也，且旧本毫无意义，兹刻贯以义理，幼学读之，其于事亲、交邻、处世、当家、为人之道皆能知之，下学上达，尽人合天，且能尽乎天理之极，不但便薄记已也。识者谅之。”⑤[5]60
胡炳对蜀地杂字概况、《大全杂字》修订的原因、目的及功用阐述更为详细：
《唐书·艺文志》有《俗语难字》一编，即后世杂字之权舆也。明进士李实《纪蜀语》，世儒罕见。道光初⑥，绵雒老人著《时行杂字》，语近诨科，儒者驳之，其实幼学、穉弊两段，颇与朱子《小学》相近，其中规矩礼法，坐虎皮者，恐未尝道其只字，乡塾村夫子无论已。……试问乡间一馆，萃子弟而课读之，百人之中，得科目者，不过三五，为父为兄，概授以《诗》、《书》、《易象》。人劝以读《幼仪》、《弟子职》篇，或东君许可，先生辄谓无与文章。或先生能知，而东君以为有妨于馆课，穷年伏案，夙夜披吟，倍诵差讹，朴责不贷。伦常纲纪之大，终岁曾无片言，一旦改业，为农为贾，从前读书盈尺，概归无用。童子妄受鞭笞，东家空耗钱谷。甚有媕博强梁，败家声而隳先业者，兴言及此，实可哀也。间有一二，幸获青紫，根本之地，贸然无闻。父兄不知其非，先生不任其咎，反谓读书误人，相戒废学。呜呼，果谁误之也耶。迩年童蒙可读之书，伙矣。如明人之《增广》，吕氏之《小儿语》，瞿九思之《劬劳百韵》，李西沤之《老学究语》，皆可并此编而读之。伏愿为东君者，与高明馆师，和同计议，讲明切究，课诸躬行。将来高掇巍科，便为名宦，即使伏处草莽，亦是好人。不犹胜于读五经而束之高阁者乎。是序。[5]1
由上知，修订者胡炳鉴认为《大全杂字》编撰的直接原因是：“学童概授以《诗》、《书》、《易象》，一旦改业，为农为贾，从前读书盈尺，概归无用。”其用途可与《增广贤文》、《三字幼仪》、《劬劳诗》、《小儿语》、《老学究语》等当时在全国流传甚广的蒙学读物比肩，其弟子蒋家朗又作序言重复阐明《大全杂字》对当时文教的贡献，由此我们也能更清楚地理解《大全杂字》编撰的目的和功用。
三 《大全杂字》的特点清至民国，四川地区广为流行的杂字主要有《大全杂字》和《日用时行杂字》两部，然《大全杂字》更受平民百姓的青睐，四川地区地方文献特征明显，主要体现以下三方面。
第一，《大全杂字》记载传统社会生活内容全面细致。
胡炳鉴新订《大全杂字》时认为：“道光初，绵雒老人，著《时行杂字》，语近诨科，儒者驳之。”我们认为“语近诨科”虽然不是《日用时行杂字》的缺点，但《大全杂字》用语规范，列写杂字内容全面，基本囊括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一特点远超《日用时行杂字》中只记载四川地区十九种行业的内容[11]。顾月琴亦认为：“该书分类较细，收词较多，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语句流畅，通俗易懂。”[4]56下面将《大全杂字》和《日用时行杂字》两书所列写全部内容进行列表比较⑦(见表1)。
表1.《大全杂字》与《日用时行杂字》的内容对比
由上表知，《大全杂字》列写内容更为全面，全书虽分为二十四章，但大多数章节可拆分为二，所以实际描写的行业远超二十四种，几乎包括传统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从《大全杂字》章节内部看，更见其对传统生活的描写之细，以《耕种常业》章为例：
耕田原为本业，庄家才是正经。居家事事打紧，方望五谷收成。界内田土开垦，切莫亏犯古坟。山粮一锄种到，秧苗一兜栽清。多加矢溺灰粪，堰田扎水要深。人工不可减省，器具要早修成。每年冬腊两月，备办预等来春。大小锄头裨就，锄欛推除光生。扒梳铲锹制起，耖扒浪扒办清。牵索鞅鞅要好，加担犁鸳生成。犁髆铧鈇选买，良工装得深深。水车用分手脚，二车更择匠人。夹板鸭脚水叶，车槽车拐滚心。龙头龙牙车手，过桥小柱阳楟。其间长短尺寸，有非精者不能。鰕筏水篼草繿，牛刷牛篦牛绳。篾索犁芤多
，嘴笼秧架秧盆。扯板泥船粪桶，背篼箩架棕绳。更有拕锄鹰嘴，
笠蓑衣斗盆。到得过了年节，即便用力深耕。倘有一件缺少，临时耽搁工程。待至耕耘已毕，又须预办收成。箩篼箩
扁担，欓
晒
几根。镰刀搭斗搭架，大撮小撮掀盆。簸箕斗框箩绳，刮扒
扒围
。风车扯板斗升，吊筛隔筛
入子。
担
手
心，皮箩软篼篾囤。扬
斗
合升，样样都是要紧。预先一一做成，用时是事应手。方不
着时辰，凡有杂粮谷米。定须亲过斗升，家长逐一封锁。出入薄记清明，方免家中抛撒。[6]13-14
《耕种常业》全章706字，由于“备办预等来春”，所以全章列写农具有：锄头、锄欛、扒、梳、铲、锹、耖扒、浪扒、牵索、鞅鞅、加担、犁鸳、犁、髆铧、鈇、水车、夹板、鸭脚、水叶、车槽、车拐、滚心、龙头、龙牙、车手、鰕筏、水篼、草繿、牛刷、牛篦、牛绳、篾索、犁芤、多
、嘴笼、秧架、秧盆、扯板、泥船、粪桶、背篼、箩架、棕绳、拕锄、鹰嘴、笠、蓑衣、斗盆等近五十余种，几乎所有春耕必备的农具，在此都一一详说。“待至耕耘已毕，又须预办收成”，邱氏接下来又详细列举了秋收时农具：箩篼、箩
、扁担、欓
、晒
、镰刀、搭斗、搭架、大撮、小撮、掀盆、簸箕、斗框、箩绳、刮扒、
扒、围
、风车、扯板、斗、升、吊筛、隔筛、
子、
担、
手、
心、皮箩、软篼、篾囤、扬
、斗
。但是，同为对农具名物词的列写，在《日用时行杂字》中庄家章、《杂字述同》[12]22中耕田章、《七言杂字》[13]8中田器门中的列写则少得多，甚至专为农村生活编写的《庄家书》[14]9，都没有《大全杂字》对农具、农事的描写和记叙来得具体。
第二，能揭示四川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
《大全杂字》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的内容。全书虽然有不少道德说教，但据民国所增编目版本来看，《大全杂字》基本上记载了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大全杂字》编撰者、修订者有清楚说明。如邱宗岳云：“幼学读之，其于事亲、交邻、处世、当家、为人之道皆能知之。”又如胡炳鉴云：“伦常纲纪之大，终岁曾无片言，一旦改业，为农为贾，从前读书盈尺，概归无用。”《大全杂字》详述事亲、当家、日用生活等事宜，可以说是清中叶四川铜梁地区民间习俗、心理及生活方式的再现。如《居家常用》章记载墓地选用：
至于安葬坟墓，要请高明阴阳。大地本由天与，岂是人谋得行。虽然不可妄想，要求亲体安康。一沙一水易得，安亲福后理当。如葬凶山恶水，虫蛇水湿之乡。不惟亲骸受害，子孙立见败亡。绝了宗祖祭祀，岂非不孝非常。坟茔切莫包砌，践踏恐来牛羊。内拱外包坚固，底坐照面端方。脚石盖板拦马，一一上楞宽长。更要立碑作坊，方得百世昭彰。牌面只宜素净，不必雕刻辉煌。过分即是越礼，定为子孙祸殃。[6]8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传统社会百姓事死如事生观念浓厚，阴宅的选择、阴宅的好坏牵连着子孙后代的福祉。如若把先人的亲体安葬在“凶山恶水、虫蛇水湿之乡”，则有立见败亡之祸，并冠以不孝之名。同时提醒人们不要斗富越礼，“牌面只宜素净，不必雕刻辉煌”。又如《居家常用》章中叙写棺木的选用、丧葬礼的操办方式：
恳祈佛神宗祖，保佑父母年长。不幸一旦去世，须行三年之丧。棺须耿墙耿盖，耿回底用三镶。其次三攒盖子，墙子对镶亦强。第一花板柏料，若是杂木非良。衣衾盖垫齐强整，老包莫带胸膛……居丧只用哀痛，不宜牌子喧荒。世俗概用佛事，何妨做些道场。经典篢扛多好，不必找扎行香。钱龙引吊幡伞，彩旗轿马衣箱。加以青狮白象，人夫神像辉煌。死者未必能受，何须枉费钱粮。开奠堂祭普白，坐夜围鼓高腔。细吹细打热闹，以哀为乐反常。心中全无哀戚，不孝之罪难当。[6]8
书中除对棺木的选用、丧葬礼的操办方式进行详细的描写外，难能可贵地质疑葬礼中奢侈行为如“找扎、行香、钱龙、引吊、幡伞、彩旗、轿马、衣箱、青狮、白象”，“辉煌的人夫神像”，并认为“死者未必能受，何须枉费钱粮”。这些对当下提倡节俭办理丧事，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传统社会各种利益争端主要是通过民间契约来调解，立写契约则成为传统社会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全杂字》则有通篇《契书款式》：
至于买卖田土，契书要写分明。摘卖扫卖各别，田土房屋山林。花果阴阳二宅，石工已成未成。弟兄父子商议，请中出卖他人。几多时值实价，载粮几钱几分。止有移神书画，别无外派分文。买主如数交楚，卖主凭中收清。并无货物准折，亦无下欠分文。凭中踩踏界畔，逐一细写分明。……此系心甘情愿，非关中证押行。买主永远耕管，契付子孙为凭。此系契书大略，添减方圆在人。至于分管文约，大概与契同形。分后永无翻悔，子孙富贵昌荣。[6]19-21
整个一章节对房契、田契、地契、山林契等程序的规定以及文书立契人、受契人、中间人、写契人严守契约精神都有详细叙述，保存着清中叶至民国时期铜梁地区鲜活的民俗史料。
还有些章节直接触及川蜀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如《和睦乡邻》章：“从中捏角捏节，搬弄刁唆害人。任你狡猾充狠，终当男盗女淫。又有廉耻不顾，私偷私拐乱行。白日且撞潮搞，夜来挖空播门。虽非抢劫硬侣，终成咕噜匪人。一旦被人挪到，套起捆绑送城。”[6]13《和睦乡邻》中所描写的“嘓噜”，亦称“嘓噜子”，“嘓噜子”始终是治川官员引为最棘手的社会祸患。直至清末，如果官府捕获稍急，“咕噜”索性进行武装抗拒，升级为“匪”，“嘓噜子”最后演绎为袍哥，流入民国。这种四川地区特有的匪患，《大全杂字》中有详细描写，而同样四川地区流行的其他杂字则未见提及。
第三，书中保留了大量铜梁地区咸丰年间的方音俗语。
首先，是书中音注材料非常丰富。笔者所收集的光绪年间太和镇版《新订大全杂字》、民国荣丰堂刊刻的《时行课幼大全杂字》、重庆学院街顾问书局刊行《大全杂字》，都保留了大量的音注材料。以荣丰堂《时行课幼大全杂字》为例，全书音注材料876个，注音方式有以下两种。
第一，以同音字直接注音。这种格式占全书音注材料四分之三左右。如首章《天地伦常》，全章352字，音注则有32个：
覆福、资兹、育欲、赖奈、算讪、疆江、屋勿、成辰、供工、食十、贫平、幼人、是史、淳纯、受手、诲惠、是史、蒸真、辈背、裔异、是史、系细、胞包、嫡啇、是史、是史、联连、柬简、活河、办
、是史、丰封
从以上32个音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咸丰年间铜梁地区方音特点：前后鼻音不分，如“贫”音“平”、“蒸”音“真”；鼻音和边音不分，如“赖”音“奈”；保留入声，如“屋”音“勿”。
第二，以音近字标音，并注上调类。这类音注材料占四分之一左右。具体形式如《和睦乡邻》章：“遮(者，平声)拦拍格溜刷，殴抓捶打精灵。”从全书音注材料看，我们还可发现清中叶铜梁地区方音中，存有浊音未清化现象，如《三教九流》章：“鱼筒煎板道(音讨)情。”这些音注材料为清至民国以来铜梁及周边地区方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汉语方音史、语音史的研究将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大全杂字》保留了大量的方俗语词。如《口噙字义》章：
呃呃系唤牛犊，乃唤羊群。咄咄系招马至，喌喌乃唤鸡牲。喂喂是呼鹅崽，
乃唤猪豚。唶唶是唤犬子，媚媚乃呼猫声。至若蓄类叫唤，物各有其
声。嘎嘎只听鸭叫，嗝嗝自是鸡鸣。嘿嘿乃是羊叫，框框原为狗声。
谺牛斗如是，唧唧乃是鼠鸣。此并无关紧要，聊作戏耍闲文。[6]24
上述方言拟声词，堪比清咸丰年间铜梁方言拟声词的活化石。又如《和睦乡邻》章：
乡邻更宜忍让，不可小忿生真。挓口诀娘骂老，伸手扭辫封襟。吵闹角孽打架，推掀攮扯拌横。揪住更难解脱，丢开又耍锭纹。遮拦拍格溜刷，抠抓捶打精伶。找扎经奔
实，抖擞年少精神。只为不和乡邻，有等顽皮通耍。嫖赌嚼摇邪淫，衣帽歪斜挎起。鞋子里缠紧奔，全不耿直撇脱。日把缝隙搜寻，粘动痞趸拷搕。
事挑拨作成，从中捏角捏节，搬弄刁唆害人。[6]13
仅短短一百五十余字，竟有“挓口、诀娘、扭辫、封襟、角孽、攮扯、拌横、拍格、溜刷、找扎、经奔、
实、嚼摇、紧奔、粘动、痞趸、拷搕、
事、捏角捏节”等二十余个咸丰年间铜梁方言词，这些方言词在《成都方言词典》[15]、《汉语大词典》[16]中多失收，对汉语方言、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甚至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和校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结语清中叶以来，四川地区除上文详述的《大全杂字》和提及的《日用时行杂字》外，还有《四言杂字》(首句：“四言杂字，可美可嘉”)、《四言杂字》(首句：“日用寻常，油盐柴米”)、《新撰四言杂字》、《幼儿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通用杂字》、《时兴异样杂字》、《居家杂字》、《辨真杂字》、《礼仪杂字》、《传家杂字》、《居家切要杂字》、《当家杂字》、《杂字述要》、《家常杂字》、《七言杂字歌》、《指明杂字》、《庄家杂字》、《杂字旁音》、《千子杂字》等二十多种。这些杂字手抄形式居多，极具地域性特征，对四川地区传统社会民俗文化、语言文化、历史文化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对传统文化在新时期下的保护、传承和创新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亟需地方政府和学术研究机构对四川地区杂字文献进行全面收集、整理。
注释：
①到目前为止，笔者从各类旧书市场、收藏者、孔网旧书网调查到各种不同版本《大全杂字》18种，笔者搜集到《大全杂字》5种，可喜的是笔者搜集到邱宗岳最早刻本和胡炳鉴修订版的最早版本，这两册《大全杂字》对本书的版本源流和作者信息有重要参考价值。
②据光绪版《铜梁县志·儒林》卷三：“邱宗岳，字龙田。咸丰初，恩贡。”邻县洪射蒋家朗撰邱氏姓字，应不确。而且从光绪三年太和镇版序言(见下文)看，主要修订者胡炳鉴、募刻者蒋家朗与邱宗岳应无交往。
③这段对《大全杂字》的简短描述，除作者有误外，还有两处纰缪：第一，《大全杂字》又名《时行课幼大全杂字》，但据笔者考察自己收藏和孔网出现的所有《大全杂字》版本，从未见书名为《时行大全杂字》；第二，章节统计有误，全书总共分二十四类(见上文)，并非二十三类。
④据光绪版《铜梁县志·儒林》卷三：“邱宗岳，字龙田。咸丰初，恩贡。”而且《铜梁县志·科举》恩贡中列举出邱宗岳名。可见蒋家朗认为邱宗岳为岁贡生，误。
⑤目前存世的《大全杂字》因版本不同，邱氏所作跋语稍有出入，笔者收荣丰堂版本跋语：“古字原多通用，后人渐为增加，然于方言俗语犹未备，今订者其字虽不尽合字典，要皆本之俗用。并非妄作，即音有未注者，可因其语而得也，且旧本毫无意味，兹刻贯以义理，幼学读之，其于事亲、当家、为人之道皆能知之，不但便薄记已也，识者谅之。”与光绪三年太和镇版序言多处不同。
⑥绵雒老人著《时行杂字》并非道光初年。《时行杂字》最初为五言杂字，目前见到最早刻本为嘉庆七年刊刻，该书为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收藏。由胡文魁序言可知，至光绪年间，连四川乡贤已不知《日用时行杂字》的刊刻源头了。
⑦这里选有章节目录的第三个版本系统中荣丰堂版，虽然此版本的编目拆分了原来内容的流畅性，但便于比较。
参考文献：
[1]潘杰，刘涛.山西杂字说山西[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
[2]邱宗岳.大全杂字[Z].邱宗岳原刻本.梧州学院藏.
[3]李国庆(主编).杂字类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4]顾月琴.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杂字——明清时期杂字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5]邱宗岳,胡文魁(订).新订大全杂字[Z].光绪三年(1877)太和镇板.
[6]邱宗岳.大全杂字[Z].民国荣丰堂板.
[7]李振聚.宋元明清杂字书籍考[D].济南：山东大学，2012.
[8]贺汝田.童蒙杂字[Z].嘉庆十九年(1814)聂村刻本.
[9]佚名.增补四言杂字[Z].清绣文堂所刻.
[10]韩桂清,等.铜梁县志[Z].清光绪乙亥(1875)学署板藏.
[11]戴克一.日用时行杂字[Z].清道光十三年(1833)文渊堂版.
[12]佚名.杂字述同[Z].清同治四年(1865)富文堂藏刻本.
[13]佚名.七言杂字[Z].成都陈国辉先生藏.
[14]嘉园老人.庄家书[Z].光绪乙亥年(1899)顺庆博古斋梓行.
[15]罗竹风，等.汉语大词典[K].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16]梁德曼，黄尚军.成都方言词典[K]//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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