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玉的电影中，奇情是社会与人性的自然释义。2001年李玉执导了大陆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故事片，次年29岁的她凭借这部《今年夏天》捧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影片奖。这个风格中带有反叛的女导演就这样跳上了导演的火车，她以女性犀利的目光注视着社会并讲述着一些离奇的情感故事。有许多时刻，我们可以看到李玉身上散发出的第六代气息，但她却表现的更加自由，那些构建在银幕上的身影是跌落的、迷失的，像青年人酒醉在大街，像突然抛锚在车流不息的路中央。“我不知该往何处去了”，车轮碾在这些人物的耳中吱呀作响。
从《今年夏天》到《万物生长》，李玉关注着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并通过她们的故事寻找着当代精神问题的原因继而期冀某种救赎。在这些影片中，两性形象打破了性别凝视下的局限，令人错愕的情感形态在叙事中层层拆解为可被理解的症候，另类的家庭叙事凸显出来，人物的未来被书写进带有悲情的哲思中。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在父权社会结构下受到侵害却具有反抗力量的存在，她们曾依赖于男性为中心的生活却也敢于对男性进行对峙。在电影《今年夏天》中，小群生活在一个父亲缺失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母亲成为了“父亲”形象的替身。对于未来的生活，小群的母亲不断对小群进行施压，在“催婚”的不断逼使下小群只得不停地同陌生的男人一个又一个的相亲，即便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名女同性恋。但她也深谙当前的社会并不会对她进行包容，而在这样循环往复地相亲过程中母亲反而同相亲对象重新建立了家庭。母亲将这种寻到所爱男人的结果视为生活圆满的标准之一，但是小群并不服从于这种逻辑，同时她又在传统家庭的压力中感到进退维谷。影片中的小群在兼容着自身同传统社会规则与自身同亲情之间难以恰接的痛苦，她不愿伤害同母亲之间的情感也无法改变传统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女性的精神世界在影片中是倔强却窒息的。
到了《观音山》，女性开始对来自于家庭的性别压迫转为逃脱与反抗。面对嗜酒如命且有家暴倾向的父亲，南风选择离开生活的家庭独自去县城打工。她的内心丧失着一份安全感，这种缺失来自于父权对爱的侵害，因此在南风三人的“友情”关系中可以发现，这实质上是家庭的理想投射。南风在与两名男生的关系中弥补着原生家庭的遗憾。在南风母亲向南风打电话哭诉的段落中可见，南风的母亲是父亲长久以来的伤害对象，而母亲又相对比较懦弱，并不敢面对缺失“丈夫”后的生活境遇。因此在南风的友情关系中，南风的反抗体现在她正扮演着母亲的反面。她勇敢而独立，在肥皂被人抢劫后，她毅然领着肥皂去找人索回被抢走的钱财，她以酒瓶砸向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女性对身体暴力的无畏，而此后她当着父亲的面将一瓶白酒一饮而尽的段落则更加直观的体现了对于父权家庭的反抗，父亲无能为力的样子和南风满脸通红的表情构成了一幕“悲情的性别回击”。
《苹果》则将女性的悲惨一面书写的更加痛彻，电影将人的命运与城市空间紧紧相连。在北京，苹果和安坤都是最底层的打工者，他们同城市的繁华看起来相距遥远。作为洗脚妹，刘苹果常常受到来自于身体上的骚扰，而为了生活，刘苹果只能选择忍耐，并通过笑脸相迎期望能获得额外的报酬。影片呈现了当下社会女性在身体上遭受的不公，无论是好朋友因为反抗被开除还是自己遭到老板林东的性侵，女性在权力和身体力量的干预下悲惨的沦为被物化的对象。而讽刺的是，苹果的命运也恰恰是因为自己被性侵之后怀孕才开始发生转折。刘苹果因为孩子成为了安坤与林东互相谈判的资本，无论是安坤想要通过孩子朝林东索取费用还是林东因为妻子的不育想要留下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刘苹果此刻并不是一个受到侵害的母亲而是一种筹码，一种不被尊重的生育工具。
刘苹果一方面受到两个“爸爸”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受到林东妻子的仇视，她虽然因为生育住进了楼房，得到了此前难以想象的物质，但同时她也丧失了真正的爱。在带有魔幻性的人物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漂浮着不确定性。无论是男人与女人，在城市空间所笼罩的欲望下所有人都变成了被物化的对象。在追逐物质欲望的过程中，人们失去了真实的精神世界，情感坍塌成一片虚无的废渣，电影呈现了滋生于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症候，在影片结尾，每个人都陷入了生活的假意与虚无中，这种对于未来的迷茫变成了监狱墙壁上的一丝阳光、留在碗里刚煎好的鸡蛋和抛锚在大路中央的汽车。
欲望是李玉电影中的常见命题，或者说她试图通过欲望这面镜子去折射时代与社会的灰尘。在电影《苹果》中，人的欲望从性和财富慢慢转向对真实情感的追求，在苹果抱住林东大哭而林东也慢慢抱住她的时刻，她们终于明白只有爱是财富无法等量代换的东西。可这份爱又带给了他们极大地困扰，当人们出卖爱换来财富之后，财富却再也无法将爱同等挽回，也正因此，电影中的每个人都走向了无奈且灰暗的结局，欲望在故事中成为了表达城市与时代问题的祈使句。欲望和爱总是紧密相连的，它也可以是追求爱的本身，而这种追逐爱的过程其实也是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她在电影《观音山》中告诉观众，实现救赎就是见观音的神迹时刻。
在《观音山》中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关于爱的裂痕，也正是这种裂痕让影片中的四个人嵌合在一起。他们在低迷的游荡中通过情感矛盾和人性之暖生出了一团火焰，几人互相填补着各自的创伤，但却无法为这种创伤找到形而上的办法。电影将这种个人创伤同历史伤痕联结在一起从而提升了对于“救赎”的概念书写，继而以四个人重建观音庙象征了人对于信仰、对于精神世界的追寻。故事试图告诉观众信仰对于对抗虚无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信仰是灯却并不一定能够照亮生活的答案，它更多只是照开眼前这一片路。
影片结尾，四个人再次坐进了火车的车厢中，这趟列车通往哪里电影并没有明确诉说，这正如他们曾经也是误打误撞来到观音山，一切都充满了随机性。他们的生活是一列没有目的地的列车，他们自由且没有依靠的漂泊着，在李玉的镜头下，人是这个世界上承载着苦痛的孩子，他们或许期待着能够进入伊甸园尝到一些人间的甜，却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那颗被摘下来的酸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