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对光未然的回忆
说明：原文有少量校正后修改
2017年本人《通成分店》旧址照
中山大道新开后，电视台刘军邀请我到老通城时，我专门请他绕道去为我拍下这张照片，以后有好几个朋友都问过我：为什么要选这地方照张相呢？
说实话，背后那栋小楼不一定是原来的。我选在这地方，是因为我母亲章子仲当时又再次证实了父亲曾昭正生前告诉过我的一件事：“黄石路（当年叫云樵路）口对面，巷子口（汉安邨）高头[1]两家，是‘通成饮食’的分店。”
她特别说道：“那年，光未然经常来这里，还就在二楼你爸爸的床上睡午觉。”
母亲说到的“那年”，是1938年“保卫大武汉”、武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之际。
“七七事变”后，汉口最大的救亡歌咏组织“业余歌咏队”（次年升级为歌咏团，并派生出“三八女子歌咏队”）在地下党员王杰成[2]和我父亲等的筹备组织下建立，不久，父亲以他积极的行动和出众的歌喉成了武汉名人。当时经营“通成饮食”的祖父曾厚诚虽然心里支持我父亲的抗日热情，却又不免嫌他有些花钱手脚太大，“最会败家，不晓得家里的难处！”（祖父常挂嘴边的话），便在这里开了个分店。名义上交给我父亲经营，却将账目独立处理，免得总店的正常经营受我父亲的干扰。不过，是赚是赔仍是祖父自己担着的。
父亲社会活动确实太多，加上粉丝成群，对家里干扰很大。我的二姑母曾竹瑛（后改名曾竹恒）不得不专门负责每天打发挤满天井的粉丝们。
为了逃避干扰，后来父亲干脆很多时间就在分店二楼休息。而光未然、冼星海等他在文化界的挚友也知道这事，这里便成了他们经常碰头聚会的地方。
自从我知道这些之后，这个小楼所在的地方就成了我心中的一块圣地。并借此文写下父母亲回忆光未然同志的几件往事。
一 书铺街的奇遇
父亲说，他和光未然同志在1935年武汉“一二.九运动”中就有过书面联系交往，我父亲的最亲密朋友——武大中文系才子、后来成为我二姑夫的李行夫——则与光未然有较多的交往。
当时父亲是武汉大学机械系民二七级[3]的学生，是武大爱国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二·九运动”运动后，武大爱国学生组织（由李厚生[4]、万国瑞等领导）发起了多达六七十人的“歌咏队”，成员多是学校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每星期五晚上在理学院的阶梯教室教歌和练唱。父亲和李行夫轮流教唱抗日爱国歌曲。武大爱国歌咏运动快速高涨，引起了在武大势力雄厚的“蓝衣社”极大敌视。父亲不止一次受到威胁和公开警告，
父亲爱国热血沸腾，全然不惧“校方”的压制，他与二姑夫又大力收集整理抗日救亡歌单，筹备编辑一本《救亡歌曲集》[5]。
有一天他为此与二姑（当时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曾竹瑛去了汉口书铺街[6]。想要要落实些与歌本出版有关的事。
书铺街路口有个“金城文具店”。店里有一角，即为“汉口生活书店”，专卖邹韬奋先生的“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爱国倾向十分明显。书店的经理顾一凡，是父亲去上海时上海的刘良模[7]向他介绍的，父亲回汉后常去找顾一凡，渐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生活书店（网络资料）
父亲他们走进“金城文具店”，早就认识他们的店员便直接将他们带到了楼上。书店的楼上一大半是归“交通旅馆”的，文具店和书店仅各自分别占了一间房。顾一凡正和两个陌生人正在房间里谈着话，见父亲姐弟，立即站起身迎接，并热情地先将他们介绍给了那两个人。他指着其中一位介绍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张文光。”
父亲和二姑大喜，几乎是欢呼地争着说：“哎呀，是光未然先生啊！张文光！还有蓝枫(光未然曾用过的临时化名)都是你吧？”
父亲对张文光说道：“去年声援北平‘12.9’后，我就很想能见到你。今年你带‘拓荒剧团’演出《五月花》，可惜我又第二次错过，没看成。但我们的朋友李行夫认识你，他看过你们的剧。没想今天有幸见到你了。”
张光年有些激动地回答：“李行夫？李豫章啊！我们认识很久了，常有书信往来，是文友。你们好多同学我也认识。你曾昭正在学生中教唱爱国歌曲的事，我也早就听说过多次了。”
父亲说：“我在想，我们还应该走出校门，为更多的人教唱抗日爱国歌曲。现在我和豫章收集了不少，打算编辑一本能面向青年、工农大众和所有同胞的抗日爱国歌曲集。”
张光年高兴地说：“这想法太好了，我支持！我们武汉是该多多向上海文化界学习的。国难当头时，多些自己的作为，参加到国防音乐活动中去，无愧此生。你有什么要我参与，我会义不容辞。”
父亲说：“你家作词的《五月的鲜花》，我很想收入，但是我手头的曲谱是传抄的，恐怕有误。有正谱吗？。”张光年说：“有，我这就给你。”他立即转身，熟悉地从墙边书架的一角抽出一本书，拿出了一张夹在书中的歌单，递给了我父亲。
父亲兴奋地捧起歌单，看到右上角上有蝇头小楷：“作词光未然，作曲 不详。”父亲奇怪地问：“连你都不知道这首是谁谱的曲？” 光未然摇头叹气道：“不知道，可我真想知道啊！”
这其中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想插入：
光未然同志回忆过剧本产生经过：“当时，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已经5年了，他们又公然策动汉奸制造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国民政府却步步退让，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民众抗日有罪，连报纸上登有抗日的字眼也要被删掉，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了吗？我忧心如焚，写出了独幕话剧《阿银姑娘》，‘五月的鲜花’是剧中的序曲……”
这首序曲的作曲者是北京二十六（北京汇文）中学的数学老师阎述诗，1935年，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光未然的这首歌词，便激动地提笔谱了曲，之后就迅速流传开来。但谁都不知道作曲者。甚至到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教唱此歌时，好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却没人知道谱曲者。连光未然本人也长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60年代，阎述诗去世，光未然同志接到阎述诗去世的讣告，上面写有特级数学教师阎老师的生平和家庭住址。他这才恍然大悟，遗憾不已。原来他一直寻找的人的家与他的住处只距一条胡同，但时间却耽过了整整30多年。
回到正文：父亲随后向顾一凡说出了来此的主要目的，顾一凡马上答应将会写信给上海“教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让他直接帮助父亲。
他们几个像早已认识的朋友一样，谈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临走前，父亲诚恳地说：“还有什么好的作品，请你们推荐。”
青年时代的光未然
这一段父亲不止一次对我回忆过。每次回忆时，感情都十分投入。
不久，因为《阿银姑娘》的巨大影响，加之光未然积极的抗日活动，又在报纸上写文支持‘七君子’[8]，招致了当局的嫉恨，差点被抓。不得已仓促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而几个月后，父亲因为积极地投入抗日歌咏活动，被蓝衣社扣上莫须有“共党分子嫌疑”的帽子开除出武汉大学。一些同学因而愤怒以退学抗议，其中有李行夫和曾竹瑛（他们也因此没了大学文凭）。此段经历将另写文专述。当时父亲筹备武大同学自演《阿银姑娘》一事也因此流产。
而东湖中学的那位校长王某冈居然咬牙切齿地大怒，借此事明目张胆地将在那里读书的我十三岁的叔叔曾幼诚——“共党的弟弟”——用棍子打得遍体鳞伤，昏迷数日，五天后才被祖父派人背回家。
这些事居然发生在1937年5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几个月后！
二 光未然为《大家唱》作序
武汉大学反动校方剥夺了我父亲的学籍（后来迁校入川前，又下令终止了李厚生等十多位爱国学生的学籍），但没能摧毁一个青年的报国意志。父亲没有沮丧、自怜和消沉，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斗争。他选用的武器就是用歌声唤起民众。
父亲和姑父全力以赴为大众编一部歌曲集。数月后，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群众救亡歌曲集《大家唱》，就在这次打击后的逆境中诞生。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连串的大事相继发生：8月7日，日本在汉的主要企业“日清轮船”、“泰安纱厂”以及三井、三菱洋行、公大、松本、福田等各厂均停业，日本侨民和驻军全面撤离；11日，汉口当局接管日租界；8月13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20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武汉。
父亲和李叔更加不知疲倦地工作。在民族危难下空前团结的武汉人，听闻我父亲在编辑救亡歌曲集的消息后，纷纷主动帮助他。当时刚被释放出狱的“生活书店”经理顾一凡先生，一有新歌单就主动通知我父亲，甚至送上门来。他又介绍了来自上海“教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先生，由他操办所有出版发行事务，筹办纸张、排版、印刷等。
父亲回忆说：光未然早就答应过我，他愿意为《大家唱》第一集写序。我就提前将目录寄给他了。
我令人尊敬的光未然伯伯（他長我父亲两岁），在上海面对战火硝烟的日子里，还及时为《大家唱》写了序文，全文如下：
“近年来中国歌咏运动的盛大展开，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当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的前夜，多年来被压抑、被损害的中国大众，内心的痛苦需要一个发泄的机会。而当这个神圣的民族抗战爆发而且进行着的今日，群众的罗曼蒂克情绪，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她们）需要用粗壮的喉咙来发泄自己山岳般的愤怒，需要用刚铁的歌声来表示自己的战斗热情。而这伟大的歌声又转过来提高了这种情绪，扩大了这种情绪：使群众战斗的心更加坚定而且英勇了。
歌咏之风，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诗三百篇，就是中国古代精造的一部《大家唱》的歌曲集。可惜诗经有歌无谱，六经中的乐经，是一部专刊乐谱之书，秦火之后，失传了。春秋战国之世，歌咏之风盛行，然祗限于士大夫，作为酒席宴前应酬之用的。且歌词必取其雅正，态度必求其温和，点缀之外，无大作用。和今日的歌咏运动，自然是不足相提并论的了。
今日的歌咏运动，是配合着伟大的救亡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奇葩，他是救亡运动的一环。从救亡运动中产生了歌咏运动，这歌咏运动又转而掀动了就亡运动的高潮。
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出了目前的歌咏运动还有许多缺点：首先，诗人与作曲家还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络，还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有计划地供应一些新的歌曲来。其次，歌曲还不能充分大众化，歌调十九为大众所不能深切了解，过于复杂的旋律，也为他们所不能接受；作者还不能充分利用民歌体来制作一些通俗化的歌曲。最后，歌词与曲谱都有流於公式化的毛病，特别是歌词，有的简直空洞得太不成话。口号是无妨的，但既把口号织造在歌曲里面，一定要加一番艺术的处理。我相信毛病是由于作者对于救亡运动还缺少真诚的了解与热情，于是在制作歌曲的时候，便不得感觉词汇的枯竭了。
要克服以上的毛病，只有要求歌曲作者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去学习。同时，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也会锻炼出一些新的诗人和音乐家。《马赛曲》的存在，不正是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朋友们裒集新进流亡的救亡歌曲，编成正册。定名为《大家唱》，较过去坊间出售的歌集，都更为新颖合用。付印之日，要我写几句话，刊于卷端。我对于音乐是门外汉，在歌咏运动上，致力太少。匆匆写来，恐怕太辜负编者的原望了。
光未然 一九三七·九·二五•”
《大家唱》第一集序文
不瞒各位，我在逐字打印此序时，心情激动得难以自主。我想告慰在天的光未然伯伯和先辈们，你们为民族的贡献我们会永远铭记！
三 抗战初期的重逢
1937年秋末，光未然来到武汉。
当时中山大道口公新里的高头，是曾家的“大智旅馆”，旅馆并通过公新里的过街楼连接到大智路1、3、5、7号的二、三楼，后者除1、3号的二楼外，均都改装为大智旅馆的房间。一腔抗日热情的父亲，在“12.9运动”时就将这里秘密变成了爱国学生活动的重要据点，被李锐、郭佩珊、朱九思等同学将这里称为“抗日饭店”。到抗战爆发后，父亲主动将很多流亡爱国人士免费安置在这里居住，其中包括冼星海所在的“上海的救亡演剧二队”的大多数队员。由于曾家对爱国活动、流亡人士和伤病军人的慷慨，汉口社会和流亡人士中上口口相传，将父亲称作‘小孟尝’。
大约十月下旬，光未然同志也来到这里，与父亲重逢。光未然组织了一个演剧队，经常到到武汉周边的县城和乡下宣传抗日。
他们的宣传活动非常辛劳，父亲也经常和他们共同参加各种演出。这段时间两人接触密切，友谊上升到亲密，彼此的称呼已变成“文光”、“昭正”，前面说的云樵路口的往事，也就发生在这时候。光未然和冼星海经常到那个“分店”碰面和休息。
光未然和冼星海这对中国音乐史和爱国文化人的黄金组合更密切地合作，光未然作词的《拓荒歌》就在这时由星海谱曲问世，我父亲随即在“业余歌咏团”进行了教唱演出。
“……起来，起来，
勇敢的拓荒队员……”
这年春节对流亡者的心灵有一番别样的残酷，让他们更增加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和流离的伤愁，也更加增强了他们的抗日宣传激情。演剧二队和冼星海，连同金山、马可等五十多人众，由军委会派车去了安陆，慰问从抗日战场上转移来安陆驻扎的中国士兵。
直到元宵节过去后几天，冼星海才回到武汉。第二天，他就来到公新里六号，给我的祖父母带来一些安陆的土产，还给我三岁的表兄带来一个将七八个短竹节用竹钉链接成的一条会自己摇头摆尾的小龙。然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父亲说，他在安陆遇到了也是下去宣传的光未然，并且受到光未然的委托，一晚上就赶着谱写了两首歌曲。
那是光未然作词的《新时代的歌手》和《戏剧抗战》。
“……我们新时代的歌手，
有钢铁一般的拳头，
打倒日寇、汉奸走狗
争取土地、面包、自由……”
后一首中唱到：
“我们是青年的演剧队员，
我们用戏剧从事宣传；
舞台是我们的堡垒，
街头是我们的营盘。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演员观众，一致抗战！
打倒日本强盗！
收复大好河山！
努力吧，青年的演剧队员！
前进吧，青年的演剧队员！”
但大年过后好多天，光未然都没有回到武汉。眼看又是一个月过去了，父亲和星海都有些担心了：别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一直到三月快下旬了，光未然才突然出现。他对父亲透露：他回老河口老家时，国民党县党部居然派人去抓捕他，还真差点抓到他！他们炒了他的家，还将他的父亲抓走了！
那可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啊！
父亲对我回忆时，有些自言自语般地说过：“那时冼星海还不是共产党，可光未然好像已经是的了。那个年头的顽固派还是很猖狂很阴毒，不亲身经历的人是想不到的。”
实际上，光未然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问：“你不都在帮宪兵队教唱抗日歌曲了吗，还有人抓‘共党’？”质疑在“国共合作的黄金岁月”居然还有这么可怕的抓捕。
父亲回答道：“台背后的事哪有台面上那么简单？”
原来，老河口也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光未然 1938年照
四 保卫大武汉宣传周
1938年保卫大武汉宣传周
三厅在汉口的办事处，就在今江汉路步行街武汉关斜对面的一角的楼房中。日本人逃跑前原是三井（？未查证）洋行的，冼星海在那里对业余歌咏团和另外一些歌咏团体布置了任务，还亲自到扶轮小学（今京汉大道汇通路口）教唱光未然作词的《保卫东方的马德里》（冼星海日记和父亲的回忆录中均将其记忆为光未然作词的《保卫大武汉》）。
父亲回忆当年的场面：
“……夜色降临的时候，各条船上的火把陆续点燃。多达50万民众举起自制的火炬，从四面八方汇来，将蛇山和江面洒满金红相映的光辉。
“……田汉在岸上指挥万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水上火炬游行正式开始了。在火把和探照灯照耀下，星海伸展双臂在大船上指挥。几十万游行的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唱起了一首首抗日歌曲。船在江上顺岸游行，岸上的人配合着唱起。
《保卫大武汉》等歌声有如一道铁的洪流掀起的波涛声，冲破江城的夜空，震撼着云霄。
数百只大小船只，排列长达几百米，岸上的游行队伍则在马路上同向并进。因江水已几乎涨平江边的马路，于是船上和江岸隔得很近，水陆火光彼此相映，歌声则连成了一片……”
我健在的97岁老母亲，不假思索对我唱出八十多年仍铭记在她心底的歌曲：
“拿出你的力量，
拿出你的金钱，
加入正规军，坚持持久战，
组成自卫军，发动游击战
大武汉，大武汉，
它是金城汤池，铜墙铁壁！
它是中国的凡尔登，
东方的马德里！
组成救护队，宣传队，运输队，侦察队
劝募队，锄奸队，自卫队，
齐把战斗的责任担负起。
军民成一体，抗战直到底！
（口号，一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众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武汉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口号，一人：‘大武汉是我们的！’众人：‘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在《忆星海》一文中回忆：“几十万群众高举火把，群情激昂，在武汉三镇，在黄鹤楼前，在长江水面，通宵达旦，高唱抗战歌曲。”
歌声伴着的火龙
光未然同志在武汉保卫战时期创作的歌词难以计数，据我所知还有星海作曲的《纪念五一节》、《新中国》等，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全部收集到，以上仅为部分。
五 说一件也是发生在“台背后”的故事
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武汉市民和流亡同胞一起领受了首都被侵略者蹂躏的痛苦、耻辱和愤怒，空前地团结起来。1938年，国民政府流亡到武汉，领导“保卫大武汉”，武汉第三次成为了中国民主时期的政治中心，成为了全国的抗战中心。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促进全民族抗战，经过国共两党协商，决定恢复北伐时期的政治部，国民党的陈诚任部长，我党的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四个厅，其中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负责宣传，驻地设在昙华林。下设的第六处是“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冼星海任三厅六处二科（音乐科）科长，二姑听星海介绍时笑着打岔说：“光听到些数字，三二得六。”
不久，光未然也接到了到音乐科报到的通知（注：张光年同志实际上是驻三厅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不过当时父亲并不知道。）
光未然与冼星海同住在武昌昙花林第三厅后楼的一间寝室里。冼星海忙于歌咏活动，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所以两人只能夜间交谈，于是经常废寝。每当有重要事时，冼星海总是催促光未然当晚写出歌词，然后自己连夜作曲，第二天出去教唱，有时甚至二人结伴同行。在朝夕相处的半年时间里，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三厅4月1日正式成立，以后在它的领导下，《保卫大武汉》时期的全民宣传活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声势，其中包括“六个周，六纪念，三祝捷，三追悼，单独九项，歌咏大会五次。”这期间父亲和他们并肩战斗。（详见本人父亲曾昭正遗作：《 38年武汉歌咏运动一瞥》）
“抗战宣传周”从4月7日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开始。那天下午，正好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喜讯。我祖父在家，欢欣地买来两大卦鞭炮，将其从“通成”四楼屋顶一直挂到街面，让激动人心的喜庆爆竹声响彻了大智路口。
以后“抗战宣传周”每天一个宣传主题。第二天是演讲宣传，第三天是歌咏日，第四天美术，第五天戏剧，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是三镇游行日。每天活动均在上午十点开始。
4月8日那天，汉口下起了雨，雨一阵大、一阵小地下着。但是人们被台儿庄大捷激起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全国各地在汉宣传团体近两千个、大约五万人走上了街头，在三镇的街道、市郊、伤病医院及难民收容所进行演讲宣传。而工人、店员、居民、路人、车夫、船夫……或打着伞，或戴着斗笠，还有些披着蓑衣围上来认真地听讲。
“业余歌咏团”也分成了十几个小组上了街，每组都安排了队员，发表演说和宣读材料、领呼口号。当时我母亲是省一女中的学生，是“业余歌咏团”里最小的队员，她自己写的演讲稿，她国语[9]说得十分标准，也非常有鼓动力。光未然当时刚好带一支队伍来到这边，被吸引过来听了好一阵。对父亲感慨道：“你们团真是人才济济啊！这个小姑娘要是培养演话剧，要不了两年，就要成名角。叫什么名字？”父亲告诉了他，光未然不住地点头。
这是光未然第一次关注意到我母亲。
五月的一天，我父亲带业余歌咏团”、“三八女子歌咏队”参加在兰陵路“光明大剧院”的演出。来了很多政府领导人、各国外宾观看，还特别请来了很多军人代表。也向社会售票。
那天节目有张瑞芳等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赵丹和叶露茜出场演唱了《日落西山》和《一根哪，棒儿哪》。再下一个应该是光未然的演剧队的小话剧《沦亡以后》了。剧情讲的是一个农村姑娘被日寇强暴，她的心上人奋起投军抗日的故事。剧中的插曲常由“业余歌咏团”在后台伴唱。
可正在这时，演女主角的女演员突然发难，向光未然索要‘出场费’，否则拒绝出场。理由是：“今天明明是对外卖了票的。演员也是人，几角钱就打发了。他们当科长的在三厅，一个月一百多元大洋，光要我们饿着肚子爱国。”冼星海、张曙等上前劝说也不起作用。
导演光未然气得说不出话。节目即将轮到，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当天那严肃的场合，简直是太不合时宜，组织者慌忙先安插了一个朗诵应付。但后台的纠纷却在继续向撒泼发展。那演员除了干脆卸了妆，还声明马上就离场。
父亲把光未然拉到一边道：“文光 ，她今天这样子，怕就是演也演不好了，你看可不可以找人替一场。”光未然着急地说：“问过了，王莹有别的戏，还要朗诵，别的队已经演过这角的人都正好有节目，就是顶，哪里能换得赢妆？”父亲急中生智说：“莫急，我来给你找个替角。”他把眼睛扫向自己的“三八歌咏队”，忽然指着站在自己身边的人对光未然说：“就是她，她看过你们好几次演出了。怎么样？展仲，你上！”
展仲，是我母亲章子仲当时的名字。当时她只是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小女生，不过个子已经很高了。
光未然马上同意，即刻给她介绍了演出的要点，安排她去化妆。父亲则把我二姑和几个女生赶快集中到一起，小声突击排唱女主角出场时的民歌。
《沦亡以后》开始了。随着女声们在后台用半声齐唱的民歌声响起，舞台灯光渐渐大亮起来。
“好花也要蜂蝶儿采哟，
好树也要黄莺儿憩哟，
我的情郎呀，
你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哟。
莫不是疯狗把你的脚儿伤，
莫不是蝎子把你的脚儿坏，
莫不是东洋鬼子把你的性命儿来加害哟，
情郎呀，情郎呀，
你快来，你快来，
你我二人把主意早安排哟。
大家团结在一起，
打走鬼子才能过得好日月。
大家团结在一起，
打走鬼子才能过得好日月哟！”
布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台中左边有一舍农房；远处，麦田青青；靠台后偏右一棵大树下，有一块洗衣石，象征小溪就从这里流过。
我母亲端着小洗衣盆出场了，她初上台却一点都没怯场，很自然地走到洗衣石旁，放下手中的小木盆，开始了几句说白。她的行走姿态和出色的京腔，立即让剧场顿时安静下来。光未然和冼星海竟同时往父亲背上一拍，说了声：“好，选对人了！”
母亲的说白倒是不错，演技也无师自通，男主角上场后与他的对白，展现了纯洁的农家女儿对幸福的憧憬，甜美而羞涩，分寸得体恰当。但是母亲不止一次回忆自己当时“出洋相”的事：当男主角退场后、她继续洗完衣服回到农舍前时，就露了马脚，她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自己洗过衣服，也不知道怎么晾衣服，我笨拙地吊起两个裤脚，不知该怎么往竹竿上放，台下有观众不由笑了起来。”
光未然急忙叫逃难的“乡亲们”涌上台，随后“鬼子”进村了。台下顿时止住了笑。下面的演出就十分成功了。“鬼子兵”肆意射杀着村民，并抓住了那村姑。日寇的凶残让全场观众愤怒而紧张，大家在窒息中煎熬着，最后眼睁睁看着那中国姑娘挣扎哭喊着，被日军强行拖进农舍。
母亲转到了后台，连忙赶去换妆成遭受蹂躏后的样子。光未然先说了一句责怪她晾衣服这末简单事的都不懂，但却又马上缓了口气嘱咐我父亲，不要去责怪小姑娘晾不来裤子的事，自己又对她说道：“展仲小姐，好极了，谢谢你！”
我母亲换妆后再次登台。以后的表演就十分成功了，血泪的控诉激怒了全场观众。当演到她的心上人决心参军报仇时，后台父亲等人唱起了剧尾曲：
“……哪一个男子心里没有意？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
随着男主角招着手的缓缓离去，伴唱歌声由弱至强，撼动观众的心弦。歌声结束后，场中竟鸦雀无声。
突然间，靠后排那一片鸦雀无声军人中，爆发出一个士兵雷鸣般的怒吼：“报仇啊，报仇！”
剧场如同爆炸般，“报仇”、“杀光鬼子”的吼声和口号声瞬时响成了一片。等到幕落，台下响起了超乎寻常的热烈掌声。
以后，母亲就进了光未然的演出队，她回忆说：“那时，由东北、华北、上海等地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团体、艺术团队是很多的。武汉的工人、店员、学生所组织的业余宣传队、歌咏队，更如雨后春笋。”
光未然1949年的《冼星海同志回忆录》回忆说：大家都要求星海同志去教唱、教指挥，或者要求见面谈谈，“他总是有求必应，日里夜里，都同群众打成一片。”
直到1938年年9月，光未然同志才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视察员的身份随“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离开了武汉。
2017年，在电视台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在武汉长春街小学见到光未然的次子张安东（左起第六人）左起第五为本人
[1]汉口话，“高头”’指长江上游方向。
[2]即黄民伟，解放后任全总副主席。
[3]指1934进校，将于民国27年（1938）年毕业的班级。
[4]即李锐。
[5]即后来的《大家唱》，，详见本人《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爱国歌曲集《大家唱》的诞生》。
[6]解放后为交通路。
[7]中国爱国救亡歌曲运动先驱，上海著名歌咏活动家。后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主要推荐人之一。
[8]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7人，并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件事引起了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的抗议。直到“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
[9]即现在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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