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时代的汉代史学具有哪些特点（大一统时代的汉代史学具有哪些特点）

经过了春秋战国的萌芽、发展，中国的史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两汉时期。和先秦相比，两汉的史学更加辉煌，也更加成熟，出现了司马迁、班固、刘向、荀悦等彪悍史册的人物。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两汉文学又呈现了诸多鲜明的特点，开一代先河，并流传百世。

春秋战国，是一个私学兴盛的时代，诸子百家通过著书以立说，就连许多史书也是个人所编撰，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如《春秋》便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编订的。秦朝建立后，禁止私学，焚书坑儒，开始了国家干预、垄断史学的传统。

汉代废除了挟书律，民间私学开始发展，但是史学依然被官方控制。汉朝中央有太史公一职专门负责记载历史，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担任这个职位。其他人著史，也必须经过官方同意。一方面，写历史必须要参考大量的官方文献，不是相关职位的人无法阅读这些书籍；另一方面，汉王朝也想加强对思想的控制。东汉时期的班固就曾经因为“私修国史”而下狱。

汉代的皇帝经常亲自主持学术活动。汉武帝曾“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宣帝曾举办石渠阁会议，裁决古今文之争；汉成帝曾命令刘向等整理、校勘天下图书；东汉明帝又举办白虎观会议，加强儒学正统地位。史学是学术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政治环境的支配。

汉代的史学，是在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产生的，自然也免不了有大一统的思想存在。首先从著作本身看，春秋战国的史学基本上都是国别体，质量良莠不齐，但是汉代的史学开始包揽宇宙，总览人心（思想）。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其所用资料已经涵盖了过去的所有史料。人们评价《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一书以“万系一宗”来叙说民族关系，基本将所有的民族祖先都和炎黄搭上关系，这就是反映了大一统时代的民族融合。在思想层面，《史记》《汉书》等巨著都不偏向百家之中的任何一家，而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史记》和《汉书》都对秦汉的大一统事业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主张时代在不断进步，反对“是古非今”。例如《史记》明确提出分封制应该被淘汰，而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汉代是在秦朝灭亡之后建立的，因此汉朝的史学著作都在有意无意探讨秦朝灭亡的原因，吸收秦朝灭亡的教训。

汉朝初期，陆贾向刘邦说诗书，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且讲到秦朝灭亡的教训。刘邦马上醒悟了过来，要求陆贾总结秦朝灭亡的一系列教训。于是陆贾著称《新语》12篇，这就是汉代史学吸取秦亡教训的开端。

之后的汉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不仅为汉朝君主治国提供借鉴，也为汉朝的建立树立正统的地位，例如司马迁说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也”，班固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大汉当可独立一史”等。

汉代的主流的思想，也就是新儒学，也可以称为汉儒，是融合了诸子百家的学问而成，其中阴阳学的成分很大。董仲舒就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虽然史学家的基本就是求真，但是在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史学家也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包括《史记》《汉书》之类的伟大作品，都认为天上和人间有某一种对应的关系，并试图进行探讨。其实，古代史官又负责记录天文天象，史学家研究研究天人关系并不奇怪。研究天人关系，主要是在于给某些天文现象做出神秘的解释，为政治服务，《魏书》说：“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探究天人关系，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但是汉代的阴阳学说后来越来越神秘，逐渐发展成为了谶纬思想，那就完全是迷信的、宗教的，因此人们开始将儒学称为“儒教”。汉代的皇帝都利用各种谶纬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权威性，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次谶纬学说的大讨论。谶纬学严重影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以至于伪书百出，违背了历史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