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对于自己的名望有苛刻追求的画家是不允许自己未能尽善尽美的作品流出自己工作室的，例如彼得·保罗·鲁本斯一生中有着数量多到令人咂舌的大幅创作，却几乎没有未能完成的画作流出工作室，这一方面来自珍视自我名声的鲁本斯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受益于鲁本斯较为安逸的创作环境。他早早的功成名就，过着富足安定的生活。他所处的年代也相对平静。
历史中的许多画家并没有这种安逸的创作环境，政治变更、战争等等的影响，经济困扰、作品不被认可、画家个人因各原因的迁徙流离，甚至社会地位、家庭纠纷、亲人离世等都会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这些客观因素成为许多画家作品未能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洛可可时期著名的画家布歇在绘制«戴安娜的休息»这幅作品右侧华丽的蓝色衬布时，由于群青颜色的短缺而不得不延长绘制的时间。可见材料与技法的原因也是造成一些作品未能如愿完成的因素。到了19世纪绘画理念的转变也造成一些未完成作品或称之为具有“未完成”感作品的出现。此外还有雇主的原因、模特的原因、写生条件的原因以及画家创作思路的改变等等因素。
对未完成作品的研究，既要立足于作品本身，又不能脱离画家本人的背景及其所处的时代。本文所选取的未完成作品多来自于各时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画家。按照绘画发展的顺序分别为：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提香·韦切利奥的作品《教皇保罗三世和亚历山大与奥塔维奥·法尔内塞兄弟》，19世纪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各·路易·达维特的作品《网球场宣誓》及其草稿，印象派画家马奈的《舞会上》等几幅人物写生作品，莫奈的《绿色睡莲》、《鸢尾花》，卢西安·弗洛伊德作品《培根肖像》、《阳光充足的早晨---八条腿》。下面我们结合所选取画家的生平来对这几幅未完成作品进行介绍，并对其未完成原因进行研究。
第一节提香及其未完成作品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vllio，1490—1576）出生于意大利的卡多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文艺复兴另一位伟大的画家乔瓦尼·贝利尼是其老师，提香的师兄乔尔乔内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放到漫长的美术史中与诸多大师并肩也毫不逊色。而提香在其极为长寿的生命中则更进一步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其艺术成就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最高水准。
威尼斯画派在美术史中以色彩的成就而被人称道，作为威尼斯画派的翘楚，提香在色彩上的成就使其成为可以和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匹敌的人物，之后的学院派绘画更是将“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提香的色彩”作为其绘画的最高标准与学习榜样，由此可见提香驾驭色彩的能力之高以及其绘画特别是其绘画中的色彩对后世的启迪作用。
提香在生前便以其精妙绝伦的肖像画博得了极高的名声，至今在许多美术传记中都还记载着当时的皇帝查理五世大帝为其拾起画笔的故事。现在的人们可能会感觉上位者为画家捡起画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如果将故事背景放到当时那个有着严苛宫廷法令的年代，就可以想象，人们是会将那认为是人间权力的至高代表在天才的威严面前作出的象征着屈尊降贵的动作。在某个方面讲这也代表着伟大艺术的一种胜利。难怪在当时社会上的权贵为了求取这位大师为他们画像而竞相争夺。
《教皇保罗三世和亚历山大与奥塔维奥·法尔内塞兄弟》便是提香应邀为当时的教皇保罗三世及其两位亲戚所做的。这幅画表现的是年老的教皇正微微转身朝向一位年轻的亲戚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法尔内塞正要向教皇请安，而他的兄弟奥塔维奥则平静的看着他们。在提香的笔下这些当时名人的会见是那么真实，那么有戏剧性，我们不禁要推测一下他们的内心活动：那两位红衣主教在做什么，是否存在着捣鬼的心思？教皇看穿了他们没有？这大概是无聊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说不定也曾在当时观画的人们心头闪念过。
不过，这幅《教皇保罗三世和亚历山大与奥塔维奥·法尔内塞兄弟》是一张未完成的作品。贡布里希在他的著作《艺术的故事》一书中也提出过这是一幅未及完成的画作，并认为提香之所以未完成这幅画作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因为提香接受了为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画像的邀请，离开了罗马，这幅精彩的作品由此而被搁浅。在我们所知的美术史中，常有这种情况出现，画家因为经济、政治、身体状况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所在前往另一个目的地，有些画家正在创作的绘画作品因此而无法完成。这种原因在作品未完成的原因中占有了很大一部分。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提香相比，19世纪画家雅各·路易·达维特虽然生前在世人中的名望并没有这位意大利的前辈那么高，但作为沙龙奖章的获得者、宫廷画师还是倍受世人关注与欣赏的。然而充满英雄主义情怀的达维特却置身于政治与革命的变幻中，连自身的绘画创作都受到影响。
雅各·路易·达维特（Jacques—LouisDavid,1748--1825）是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及代表人物，其最初的绘画老师便是洛可可时期的著名画家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达维特从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后获得罗马大奖，得以远赴意大利等地游学。其间达维特对于古代雕刻及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在其之后的绘画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达维特的作品多为历史画与肖像画，其中包括《马拉之死》、《苏格拉底之死》、《萨宾妇女》、《荷拉斯兄弟的宣誓》、《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图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达维特对于画面中古典气质的追求。达维特曾说：“古代是当代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许多作品便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及艺术中获得灵感。法国大革命时期亦创作过力图以画笔描绘时政大事以及反映时代的作品。《马拉之死》、《网球场宣誓》（图2-03）便是此时期的代表作品。
“网球场宣誓”是于1789年6月由577名法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签署的誓言,常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标志。达维特的《网球场宣誓》便描绘的是这一历史场景，我们现今还能够看到达维特创作这幅作品的草稿以及这幅未完成的作品，本文中将要进行研究的的作品便是达维特对于这一场景所做的草稿及未完成的油画作品。
在这幅未完成的油画作品中非但背景中网球场四面的墙壁尚未绘制完成，可以看见明显的底色层及布底，而且人物的刻画也不曾完备，单以人物的刻画程度与达维特的其他作品比较更像是一张大型的色稿。这幅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数量远远超过了达维特以往的创作。相较于另一幅人物众多的《拿破仑加冕式》达维特显然在其中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他将自己满腹的革命热情投入其中，整幅画面中英雄碑式的中心人物及其四周涌动的人潮赋予了画面伟大的情感与革命的激情。然而当天真的画家力图以创作再现时政大事之时却未曾想到自己绘画的速度远没有时政变化的速度迅速，还未等达维特完成这幅作品，画面上这些激昂宣誓的人们仅仅在第二年便四分五裂了，画面中的许多“革命分子”变成了“反动分子”，大革命形势急速转变，激昂的革命运动转变成了血腥恐怖的政治争斗，于是“画家直接描摹时政大事”这一创新仅仅是昙花一现，不但使得达维特本人改变了一些看法，也令与其同时代及之后的画家们得到警示。
虽然有过《网球场宣誓》的教训，但在1793年达维特还是创作了《马拉之死》这幅作品，《马拉之死》这幅作品现在可以说是达维特知名度最高的作品，这时的达维特站在自己的大革命立场上创作了这幅作品，将已死的马拉的形象描绘成了一座可敬的纪念碑，达维特带点天真与侥幸的觉得已死的人便可以盖棺定论了，不至于突然会由英雄变为魔鬼。然而历史还是让达维特站在了尴尬的位置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刺杀马拉的女刺客夏洛特·科黛赢得了世人广泛的同情，很多画家都将这位女刺客刻画成正面的形象，例如比达维特稍后的画家博德里（1828—1886）的作品《夏洛特·科黛》中都将科黛描绘成了一位女性英雄，
而死在浴缸里的马拉则成为衬托其英伟的令人厌恶的角色。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英雄，谁是恶魔？大卫倘若能够看到博德里等人的画作，不知是会勃然大怒，还是会退而深思。但是无论如何，就算在画出《马拉之死》的当时，达维特已然有些隐隐的不安了，他已经见到那些曾令自己激昂不已的在网球场宣誓的革命同盟们四分五裂，见到这个革命的新政坛似乎比他们刚刚推翻的那个旧制度还要恐怖。不知达维特面对那些已然令大革命近乎变质的杀戮时心中会不会产生一丝不安与犹疑，或许在这种心境下达维特于1799年创作了具有“止戈”意味的《萨宾女人的干预》。
闻一多先生曾称：“诗歌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非是认为这镣铐需要被打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重镣铐的束缚，诗歌才显得格外的美。艺术创作的“镣铐”无时不在，但样式各不相同。对于达维特而言，他绘画创作的“镣铐”起初应该是当时的艺术审查制度，之后变成了变幻的革命及政治思潮。而对现在欣赏达维特绘画的我们来说，不单单能欣赏到绘画本身的美感，还可经由画面遥遥感念二百年前的风云变幻及身陷其中的画家本人有意无意间在作品中的流露出的无奈，经过革命动荡后的达维特已然没有了创作《荷拉斯兄弟的宣誓》、《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图斯》等作品时的雄壮胸怀。
拿破仑掌权后，达维特作为拿破仑的宫廷画师，创作了歌颂拿破仑的《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加冕式》等作品，此时的达维特是否已然失去自我的英雄情结，还是将自我对英雄的想象转嫁到意气风发的拿破仑身上，恐怕已然是一言难尽。画家身处环境的变化，历史潮流的左右可能便是这幅《网球场宣誓》终未能尽善尽美的原因，亦是在大时代中极具英雄主义情怀及对政治怀有热情的达维特的个人悲哀。作者/卢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