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字琴南，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与严复有“译才并世有严林”之称，其译作有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森彼得的《离恨天》、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一百八十余种有意思的，作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竟然不懂任何外语，其译作全部是与他人合作，由他人将外文译成中文，他则将中文重新组织润色按说这样一个在中国推广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应该是一个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而不会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然而，事实上，林纾却是一个极度保守的人，他极力反对白话文，与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人势不两立，他极力抵制共和，以逊清遗老自居实际上，林纾虽有举人身份，但他在政治上与清廷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宣统退位之后，他才开始以遗老孤臣自居，屡屡哭谒崇陵（光绪之陵），成为大清皇室的忠贞义士那么，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做着大清臣民时，林纾可以把世界引进中国，当大家开始放眼世界时，林纾却又把自己封闭起来回到清朝呢？是谁让林纾患上了遗民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从林纾身上可以体悟到什么?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从林纾身上可以体悟到什么
林纾，字琴南，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与严复有“译才并世有严林”之称，其译作有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森彼得的《离恨天》、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一百八十余种。有意思的，作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竟然不懂任何外语，其译作全部是与他人合作，由他人将外文译成中文，他则将中文重新组织润色。按说这样一个在中国推广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应该是一个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而不会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然而，事实上，林纾却是一个极度保守的人，他极力反对白话文，与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人势不两立，他极力抵制共和，以逊清遗老自居。实际上，林纾虽有举人身份，但他在政治上与清廷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宣统退位之后，他才开始以遗老孤臣自居，屡屡哭谒崇陵（光绪之陵），成为大清皇室的忠贞义士。那么，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做着大清臣民时，林纾可以把世界引进中国，当大家开始放眼世界时，林纾却又把自己封闭起来回到清朝呢？是谁让林纾患上了遗民癖呢？
实际上，在一开始，林纾对辛亥革命还是抱着极大希望的，对共和也是极度拥挤的。当武昌起义的硝烟散尽、天下大局已定时，他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当宣统帝的退位诏书颁定后，面对全国人民的欢呼，他认识到“人心之向背”，并表示“新正当易洋装”，全然是一派共和派人士的气象。民国成立后，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议政的时评文章，对南北议和、政治统一等焦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可知，这时的林纾根本没有想以逊清遗老自命的心态。在天真地以为，新的局面一旦确定，弊政即可废除，国人戮力同心，“兴实业、振军旅、广教育，则中华有望。
然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导致共和之后，天下纷争，全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政客们只知党派，只顾个人利益，由官僚政客乃至地痞流氓组成的国会更是一片乌烟瘴气，议员们缺乏起码的政治道德，在争权夺利上不择手段，上演了一幕幕政治丑剧，整个国家陷入昏天黑地无是非之境，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甚至还不如革命前的晚清。这种无休止的混乱和无耻的政治闹剧，让受旧道德影响极深的林纾刚刚升起的对民国的政治热情急剧冷却，于是他转而开始怀念先朝。后人曾不无感慨地设想过：“如果历史进程能如林纾希望的那样，沿着民主共和、国泰民安的方向发展，那么，谁都会相信，林纾会欣慰于做一个‘共和之守法公民’，绝不会成为一个‘封建作孽’，也不会‘念念不忘故主’而几度去拜谒崇陵光绪墓了。”
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一大批喝过洋墨水的知识精英对旧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试图以激进的、类似暴力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众所周知，文化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的节奏是跟不上人们急不可待的心情的。于是，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和文化，革命便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切社会与文化现象都必须以革命的标准接受检验，一切前革命的社会与文化现象都需要被打倒、被淘汰。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反对白话文、“狂悖昏庸”、“顽固不化”的林纾便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封建余孽的典型代表，受到新文化斗士们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古文高手林纾并不是完全反对白话文，他认为“古人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精神耶？”“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但在这个激进的时代，一切都必须矫枉过正，理性的声音必然会被淹没，林纾也必须成为一个小丑。
林纾是在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环境中沐浴着传统文化成长起来的旧知识分子，清廷对他而言，峭只是纸面和口头上的历史，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具有生命气息的存在。因此，不管他如何接触西方文化，但他灵魂深处早已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短时间之内是无法抹去的。而共和的建立，并没有给这些旧知识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反而与他们彻底地对抗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林纾为何会先后十一次以“沧海孤臣”的身份去哭拜光绪陵了。
可以说，林纾之所以患上遗老癖，并不是他骨子里就有遗民情结，而是情非得以，而是那个时代把他的希望和理想变成了眼泪。事实上，不仅仅是林纾，那个时代还把许多人的希望和理想变成了眼泪。
1918年11月10日，前清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哲学家梁漱溟之父梁济一个猛子扎进了北京净业湖，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留下的万言遗书中，他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和梁济一样，林纾自幼受到的也是严格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真诚地相信儒家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信条。实际上，在清末，梁济和林纾都是思想开通，倡导新学之人。但恰恰是在共和之后，他们才开始走向保守的。所不同的是，梁济选择了自杀，而林纾选择了哭陵。
无论是林纾的哭，还是梁济的死，他们的动机都不是因为对清室的忠贞，也不是来自保皇派的情感，更不是对清朝的留恋，他们做的无非是希望能凭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社会的良知而已。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就认为：“梁先生自杀的宗旨……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倡导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坠落”。因此他不赞成梁济是“单纯殉了清朝”。
十年后，当国学大师王国维一个猛子扎进昆明湖时，陈寅恪读懂了他的死。他说，王国维自杀的最高境界是对灌注其生命而呈衰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身，并以此摆脱卑污的世道，获得精神的自由。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呈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都也。”
确实如陈寅恪所言，当社会处于大变动之际，思想文化的变动往往会落后于社会的整体变化，呈现一种滞后性，而变动所带来的诸多混乱现象，也会增加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当人们对前景尚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会不自觉地把过往岁月中的温馨记忆主观扩大为一片浪漫的盛景，而对其充满深深的怀念。这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有这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林纾那些有些滑稽的遗老癖，并不是来自于林纾本身，而是外来的，是那个不像话的时代传染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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