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城广场内的电玩店里，几乎每个游戏座位都被玩家占满。 南方日报记者 梁钜聪 摄
时至3月下旬，全国主要城市2021年人口数据基本发布完毕。结合全国各地的数据再看广州2021年创下的近20年来人口增量新低，引发各界更深的思考。
一方面，2021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881.06万人，相比2020年底增长约7万人，增速比往年明显下降，增长动力愈发不足。
另一方面，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人口密度2512人/平方公里，远低于深圳8791人/平方公里，甚至比东莞和厦门还低；广州规划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2100万人，“十四五”期间还有增长空间。
应如何看待广州的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认为，一线城市的人口红利观，应当随着城市发展而转变。
广州人口发展正面临着三个挑战。
●南方日报记者 苏力
挑战一▶▷流动人口在增长大城市人口增速下降
第一个挑战，是人口增速下滑的现实。
目前，已经有20个省份发布了2021年常住人口数据。从中可以看出来，广州人口增量下降的背后，有一个一二线重点城市和经济强省常住人口增速普遍减缓的大趋势。
北京和上海在近年城市功能疏解推动下，2021年常住人口前者减少0.7万人，后者仅增2.33万人。在24个“万亿GDP城市”中，常住人口净增在20万人以上的，只有杭州和成都，15万人以上的只有青岛和长沙。广东2017年至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均超过170万人，2021年只有60万人。江苏2021年甚至出现负增长。深圳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广东省数据可以预计，其增长幅度不会太高。
梳理一二线重点城市和经济强省过去几年的常住人口数据，还可以发现增速普遍已缓慢下降多年。
3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要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疏解非核心功能。下一步，那种一座大城市一年内大增四五十万人口的情形或将越来越少。
人都去哪里了呢？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珠三角外省流入人口中有大约10%来自湖北。而在2021年，湖北人口增量近55万，创下了20年以来的新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研究发现，从2010年开始至今，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沿海省市人口流入占比持续下降，中西部省市人口流入占比陆续上升。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看来，外来务工人员的回迁可能是广东流入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预计广东大概率还将持续面对流入人口缩水，并且是在反复中流失。
然而，大城市人口增速下降，全国流动人口却在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人，其中跨省流动有1.2亿，跟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了70%。
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二线重点城市人口红利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的趋势正在形成。
挑战二▶▷“新基建 都市圈”如何打造新人口引力
第二个挑战是，一线城市是否还有人口红利？
陆铭在《大国大城》一书中指出，新人口红利在都市圈。他提出，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即使经济资源不断向少数地区集中，只要这一过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其收益能够超过经济集聚中伴生的生产要素价格（如地价和房价）上涨等问题，则劳动力仍然会向大都市圈和大城市流动。于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改变当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
事实上，全球发达国家对于城市的定义更看重都市圈概念，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紧密连接周围的发展地带，在经济意义上连成一片。
在国内，不论是国家、省、市的“十四五”规划还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市圈均是发展重点。
2020年11月《求是》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也指出，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
“广佛之间的珠江比黄浦江窄，大城市发展规划应适应都市圈形态。”陆铭说，上海2021年常住人口2487万人，广州和佛山的人口加在一起达到2818万人，已经超过了上海。广州和佛山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两个城市的目标相加要达到2850万人，现在数据说明，两市人口目标甚至可能提前实现。
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都市圈叠加新基建，还能破解城市发展马太效应明显、大城市人口与交通负担过重、老城市新动能不足等大城市病。
他表示，未来将以数字化驱动城市，以都市圈为单位，实现城市的转型升级。具体逻辑是目前产业将被数字化重新洗牌，数字技术会催化出新型产业，传统产业将会被赋予新动能，同时城市群中各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实施数字化升级，城市群和都市圈将受益于规划等引导措施，逐渐完成产业的地理化分工，实现城市群内共同发展。新基建与城市群、都市圈相互作用、相互协同，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创新的模式。
挑战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何深挖存量人口红利
第三个挑战是，当前存量人口的潜在红利如何深挖？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强调“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对此，陆铭认为，一线城市人口基数巨大，激活存量人口潜力，将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他看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重要抓手。目前关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人们的理解局限在商贸领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仅是免税区和国际商圈。实际上，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里，国际商圈的建设和传统消费品的商贸仅仅是一小部分。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服务消费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要更加强调基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口流量，特别是国内、国际人口流量带来的服务消费。这就要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更多地利用自己在文化、演艺、设计和会展，城市老街区和老建筑带有的文化底蕴，当然还包括旅游和餐饮，以这些内容为基础形成强大的城市软实力。用城市软实力来拉动城市的服务消费，再进一步延伸到商贸领域的消费。
广州也具备这样的基础。常住人口增量下降，并不意味着人口质量降低。2021年末，广州户籍人口首次突破千万，达到1011.53万人，比2020年末增长了26.42万人。其中，自然增长人口仅有6.25万，其余的20万都来自于户籍迁入。
户籍迁入的人口往往都是广州建设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是产业升级的结果。“十三五”期间，广州形成了6个产值超千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增加值超千亿元的服务行业。对于技工人才需求旺盛的番禺区，2021年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增量均居广州之首；对于高科技人才需求旺盛的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2021年户籍人口增长均位居前列。
可见和GDP类似，人口问题同样不能只看总量，内部结构同样需要关注。从年龄构成看，广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72%，远超全国63.35%的平均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的2021年度账单或可管中窥豹：2021年深圳共有41779名职工将公积金迁移到其他城市，迁往上海的最多，达到8239人，迁往广州的第二多，达到7300人，且远超过从广州迁到深圳的人数（3939人）。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某些层面同样能对深圳人才展开虹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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