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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看过最好的一部电影，是韩国人拍的《南汉山城》，导演是曾经执导过“国民催泪弹”——《熔炉》的黄东赫。
故事的历史背景并不复杂：明崇祯九年（1636），满洲首领爱新觉罗·皇太极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并率军入侵时为大明属国的朝鲜。“满万不可敌”的八旗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朝鲜王室赶到了南汉山城，仁祖李倧在此避难47日，最终丧节受辱，此为朝鲜历史上的晦暗一页。
同样是“丙子胡乱”的题材，《南汉山城》会令人想起2011年的韩国年度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这两部电影对于历史细节与搏杀场面的打磨都颇具匠心。视觉上，女真人脑袋后面那一串不同于清末造型的“金钱鼠尾”是按照史料复原的；听觉上，入侵者从将帅到兵士，皆操正宗满语发音，中国人拍不出的，韩国人拍得非常好。
相较于画面震撼的《最终兵器：弓》，《南汉山城》的长处在于别出机杼的意蕴。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类理念相悖，电影创作者的立场在于——怀王死了就该屈氏贵族去哭，“亡大清”有时真不等于“亡天下”。
猎一围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李商隐《北齐》
《南汉山城》的故事与腾讯“短史记”前段时间那篇《南中国集体抗旨》描述的史实颇有近似之处，后者聚焦的乃是庚子国变中的“东南互保”一事。依我之见，大家刚追完的《如懿传》里的“宫斗”情节，在庚子年这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辫子戏真正的“宫斗”升级自然是在变局迭出的晚清。
端郡王载漪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光绪上位，故意激化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他的锦囊妙计便是伪造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的“照会”，不肯放权的慈禧信以为真，便拉拢起乌合之众，愤而对列强宣战。“我这个年纪的人发动战争，不能总让年轻人去死”，电影《敦刻尔克》里英国老船长坚守的公道，在封建历史传统中是没有市场的。载漪与慈禧之所为，便是谌旭彬先生总结的“以个人权位为决策依据、以操弄民意为实现手段，不惜以千万普通人的身家性命为代价”。
问题的核心不是“打不打得过”，而是“失道寡助”。满族朝廷不理智，汉族督抚便积极采取自救措施。1900年6月26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报局督办盛宣怀等人牵头，南方诸省巡抚派员出席，地方督抚们在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东南互保”条约，其主旨可归纳为：慈禧对你们宣战，我们保持中立，愿与列国相安无事。
而在《南汉山城》里，徒有狭隘自私的权贵将安宁之地变作“生民何计乐樵苏”的猎场，“哀民生之多艰”者却不复力挽狂澜的功用，兵燹（xiǎn）之祸就只得无辜百姓承受了。《南汉山城》在谴责清军入侵的同时，用了更多的篇幅去告诉观众，为什么这个行将覆灭的流亡政权并不值得同情。
麾下炙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破阵子》
《南汉山城》的首个可取之处在于，它在那场“围城战”中直面了祖上面对蛮夷入侵时的倾颓虚弱。在骁勇善战的满洲八旗面前，李氏王朝从上到下皆为盘中餐、麾下炙、待宰之羔羊鱼肉。如片中降清翻译所言“朝鲜的问题一般来自堡垒之内”，仁祖朝真正的弊端并非军事上的“承平日久，兵不能战”，而在于政治上争权夺利的派系太多，彼此的掣肘攻讦即便在非常时期亦未见缓，这加剧了国力的内耗。
领议政（首辅）金鎏是朝堂之上的绝对毒瘤，他的日常操作便是搬弄君臣纲常、礼法体统，动辄往股肱之臣身上泼污水、捅刀子。戏文里常将金鎏这样的人称为“奸臣”，这个提法颇值得考量，须知在君主与体制面前，这类人相当忠诚，是非常称职的臣子。金鎏们贻害的从来是平民百姓，所以他们不见得是皇帝眼中的奸臣，却一定是天下人心中的奸贼。
吏曹判书（吏部尚书）崔鸣吉是事实上的鸽派、鹰派眼中的投降派、奸贼眼中的卖国贼，他同时是朝鲜国王派去与清军谈条件的使臣。《南汉山城》在崔鸣吉人设的塑造上着实有些超前，这使得观众能在这位王室效忠者的身上看到不少现代文明的鲜活血液。
夹在朝廷与蛮夷间奔走、经常弄得里外不是人的崔鸣吉，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斗士。与其说他的和平主张既服务于君主，又兼顾了黎民利益；不如说他的和平主张虽服务于君主，更兼顾了黎民利益。当“君主失节”与“百姓丧命”这桩矛盾产生冲突后，崔鸣吉一面为礼崩乐坏的叙事恸哭，一面却竭力劝主求降，确保生民免遭涂炭。一虚一实之间，崔鸣吉的作为已然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也叛离了他所供奉的知识系统。
当然，从电影的题旨来看，崔鸣吉的“超脱”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可作为当代人的镜子。
礼曹判书（礼部尚书）金尚宪是电影中矛盾最多的一个人物，与守备使李时白这样属性纯正的国家军人不同，这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战派抵抗之原由并非是纯粹为了君主，而是为了崔鸣吉眼中虚幻的道统。在金尚宪的价值体系中，和平时期的“忠君爱国”是一回事，两者高度统一；一旦进入战乱，他的主张便自行转化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份根本不管君主“要不要、想不想、怕不怕”的执念一如架着宋真宗到澶州前线鼓舞军心的宋相寇凖。
相较于一干尸位素餐的奸贼，体恤士卒、秉公执法的金尚宪看上去很像正面人物，但结合他那充满局限性的初衷，我又实难将他与“明辨是非”的字眼联系起来。在渡口的桥段中，身为朝廷高官的金尚宪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一位愿做“遗民”的老渔夫，他例行杀戮之时姿态同样笃定，只因那位无辜百姓愿给清军带路以换取口粮。金尚宪身上体现的悖论在他所处的时代同样无法解决，一个人为了维护君权而侵犯民权，为了维护气节又抨击君权，最终的结果便是在道德和现实中双双失去存身的合理性。
金尚宪的悲剧在于他诚恳地恪守了虚伪的主义，他愈是诚恳，便愈是激发了主义的虚伪。
齐解甲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国亡诗》
在电影中，于“是否向大清俯首称臣”这件事上，各方未能达成共识。鹰派认定此乃丧权辱国，断不可为；鸽派却觉得性命都没了，谈什么气节。国王当然也非常纠结——投降便是对宗主国的背叛，不投降便有身首异处的危险。金尚宪曰“一国之君不该在天下人面前苟且偷生”，崔鸣吉曰“为百姓创造活路的国君才叫好君主”，显然后者的“包羞忍辱论”兼顾了仁祖李倧的求生欲与负罪感。
李朝之所以不愿屈从“蛮夷”，不仅是出于对明帝国在“壬辰倭乱、丁酉再乱”这样的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感激，更是基于其自身对于儒家文明体系的深度认同。有必要提及的是，大明在“丙子胡乱”之际真的派出水师前往救援，无奈军队未到、朝鲜已降。一百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英祖李昑通过使节从北京购入《明史》，才得知还有这回事，不禁感慨：“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历史上的“中朝关系”确实成了《南汉山城》一片再好不过的宣传噱头，可若谁真的觉得电影里的流亡政权认同的是儒家的“仁义”，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王室宗亲到满朝文武，实际上不肯放弃的是更富智慧的权力结构，是一份“外儒内法”的执政参照。仁祖朝是否做到了“仁义”，仅从片中朝堂讨论守城将士御寒问题的段落便可窥知一二。
兵曹判书：对将士来说寒冷与露宿稀松平常，当太阳升起，他们会重新恢复元气。
仁祖：我军在挨冻，兵判却只等着太阳升起吗？
领议政：挨冻的并非只有我军，敌人也一定在挨冻，士气低落。
仁祖：因为敌人也挨冻，所以我军就该挨冻吗？
宦官：不如收集城内宗亲士族的衣服分给将士。
领议政：如此有损体统，王室与士族若失去威严，这寒冷孤城中的百姓将失去依靠。
仁祖：领相所言亦有理。
对于百姓而言，守城者是朝廷的兵；可在权贵眼中，守城者却与百姓无异。即便那些将士与壮丁是眼下抵御虎狼之敌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当他们在城墙上冻得连武器都拿不起来的时候，权贵仍然对他们的死活不管不顾。为了喂饱象征着君主尊严的马匹，金鎏竟提出将城头将士御寒的草袋子与百姓房屋上的茅草统统扒下来，而这样“丧人心”的建议最终竟也得到采纳。对民众如此不仁不义，不亡才算怪哉。
有一幕是崔鸣吉和金鎏去清军大帐谈判，金鎏质问为入侵者担任翻译与向导的郑命寿为何卖祖求荣，“朝奸”是如此回复的：“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别提我是贵国人。”
另有一幕是金尚宪委托熟悉地形的铁匠冒死出城求援，铁匠推托道如此大事非贱民可为，礼部尚书却也真诚地说：“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中，哪有什么贵贱？”铁匠的回应同样不卑不亢：“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能理解这两层意思，即便不通历史，也无碍理解这部《南汉山城》了。
-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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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