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只知更鸟说了什么事(杀死一只知更鸟背后的无形之手)(1)

圖:《殺死一只知更鳥》的作者哈柏.李在半世紀後出版了該書的原型版本《設立守望者》

1957年春,满怀热望的31岁小说家哈柏.李——大家叫她妮尔——把《设立守望者》的手稿拿给她的经纪人寄出去给各家出版商,包括现在已不复存在的J. B. Lippincott出版社,这家出版公司终于买下了它。

在Lippincott,这部小说落于特雷泽.冯.胡霍芙.托蕾之手,在这一行里她以“泰姨.胡霍芙”的名字为人熟知。她是个瘦小精悍的资深编辑,50来岁。手稿令胡霍芙印象深刻,“真作家的火花闪烁在字里行间”,她后来在一本lippincott企业史的书中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但胡霍芙觉得,这部手稿尚未适合出版。她形容它“像一组奇闻逸事而不像小说。”在接下来的两年,她让哈柏.李改了一稿又一稿,直到书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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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殺死一只知更鳥》的資深編輯胡霍芙

这个星期出版的《设立守望者》提供了难得机会,让人们能对一本普遍认为是杰作的小说的前尘后世一睹为快。主要章节也许是相同的,但“守望者”不论形式和基调都和“知更鸟”完全不一样。斯库特不是阿拉巴马州梅岗镇上易受人影响、崇拜其英雄父亲的小孩,而是来自梅岗镇住在纽约的年青妇人。她的父亲,伟大的阿提克斯.芬奇,则是个偏执的人。

只作了轻微编辑的“守望者”问世也不可避免引出一个问题:谁是引导哈柏.李把这本书改成“知更鸟”的无形之手?或者更直击要点:在重构故事,把它从一个描写年轻妇人从其父亲的种族主义观点里醒悟过来的黑暗故事,改为一个关于道德勇气和人类尊严的救赎故事的过程中,那个人起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与此相关联,胡霍夫女士会怎样看待这一决定:在逾半世纪之后,出版一本原型的“知更鸟”?

出版界的传说里充弃着刚愎自用的名编辑如何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作者的故事。在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长期任职编辑主任的马克斯维尔.帕金斯,曾经要海明威“用词温和些”,还曾经从汤玛士.吴尔夫的第一部小说《天使望归途》中删掉了9万字。戈顿.利斯重写了雷蒙德卡弗故事的全部段落,后来还得意洋洋地向友人炫耀。

1974年死于75岁高龄的胡霍夫女士属于不同的类型。她在1969年写给当时新任Lippincott公司执行主编的爱德华.伯林盖姆信中说,“我受某种母亲情结的折磨,以致总想让自己喜欢的人和赞赏的人一路少点坎坷”。

“她盯得很紧,也很强硬,但我从来没有过受到她粗暴对待的感觉,”在1960年代后期与胡霍芙一同工作过的作家尼古拉斯.迪尔班科最近接受采访时说。

但据大家说,一牵涉到文本时,不停抽烟而嗓音低哑的胡霍芙也是一个执拗的,强势的编辑。她曾经把迪尔班科的第二部小说《格拉斯3/23/66》从500页删到不足200页——迪尔班科对此保持着感激之情。

就胡霍芙对哈柏.李和对《杀死一只知更鸟》所施加的影响而言,所有迹象都确切无疑地表明那是一种紧密合作和亲密关联的关系。

哈柏.李的母亲饱受精神病的折磨,早在哈柏.李在Lippincott办公室认识胡霍夫的六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她。(她的父亲,一个律师,阿提克斯的原型,大概死在“知更鸟”出版两年后。)

如同许多从未出过书的作家一样,哈柏.李对自己的才华缺乏自信。“我那时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人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她今年在讲述从“守望者”到“知更鸟”的演变过程时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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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殺死一只知更鳥》的故事和人物關係與原來的《設立守望者》已大不相同

对于这一过程,胡霍芙在lippincott企业史中有更细致的描述:“在两三次失败的开头之后,故事大纲,人物关系的互动以及着重点变得清晰了,随着一次次修订——在故事变得越发有力和越发吻合其想象的过程中,有很多细微的改写——小说的真实形状变得清晰鲜明。”(1978年,Lippincott出版社被Harper & Row所兼并,更名为HarperCollins,正是“守望者”的出版商)

作者和编辑者之间似乎有着自然而然的分享与吸取。“当她对某建议不同意的时候,我们就摊开来谈,有时长达几小时,”胡霍芙写道,“有时候她靠拢我的想法,有时候我认同了她的想法,有时候讨论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天地。”

成长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希望公园附近一个多代同堂贵格会教徒家庭的胡霍芙就读于“布鲁克林之友”学校,那是一间贵格会教徒的学校。这样的教育背景意味着某种进步的价值观。然而,也许将她辅导哈柏.李重写“知更鸟”过程的心态表露得最清晰的心灵窗户,是她那时正在撰写的一本书:20世纪早期纽约的社会活动家、人文主义者约翰.拉夫乔伊.艾略特的传记,他一生投身于帮助这座城市的低下阶层。这本书名为《人类的牧师》,出版于1959年,比“知更鸟”早一年。

换句话说,在胡霍芙引导哈柏.李将“守望者”——纽约时报的首席书评家角谷美智子形容该书是“充满个性喷射着仇恨言论的令人痛苦故事”——改写成引人入胜的救赎故事之时,她正完成了她自身的文学之旅。这一旅程在主题上明显与哈柏.李的平行:她的主题是1837年在伊利诺州死于拥护奴隶制暴徒谋杀的废奴主义者以利亚.帕里斯.拉夫乔伊牧师的一名后裔。

胡霍芙结过两次婚。她第一次婚姻1929年以离异结束,1931年她与文稿经纪人阿瑟.托里结婚。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她1942年加入Lippincott出版社,最后成为公司的资深副董事长。那时候,很少有女性获得一家主流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职位。胡霍芙对此职务胜任愉快。“她是一位强势、灰头发的女性,很有主见,说话直率。”伯林盖姆近日表示。迪尔班科则回忆她在午餐桌上对《格拉斯3/23/66》初稿的反应。“她说,闪闪发光啊!尼可拉斯”,他回忆说,“我知趣地一味点头,但完全不知道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她喝完第二杯马天尼后,我就告辞回家,自己去读那些字。”

在伯林盖姆加盟公司不久后,胡霍芙在写给伯林盖姆,向他介绍公司情况的一封6页半长信中,让我们得以一瞥其个性以及1969年的出版界,信中交织着自谦、八卦、趣味和同情,并频频涉及出版社的酗酒文化。

“他没能管好自己的酒量,要管的太多了,”胡霍芙这样写到一名同事。她形容另一位同事是“地上的盐(喻精英),但又补充说:“作为女人,我个人宁可添点别的作料而不愿节食,例如加点胡椒、辣椒粉、蒜头、洋葱和红酒,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至于她和哈柏.李的关系,很明显胡霍芙为其提供的不止是编辑方面的指导。据查尔斯.J.希尔兹在“知更鸟:哈柏.李肖像”一文所述,有一个冬夜,哈柏.李把她的手稿从窗户扔出去,撒进风雪里,之后哭着打电话给胡霍芙。“泰姨要她马上出门把那些稿纸捡回来,”希尔兹写道。

在“知更鸟”之后,作者和编者保持着密切关系。当哈柏.李在她住的公寓楼地下室找到一只挤在管道里的12个脚趾小猫,她用柳条筐把它带来给胡霍芙和她丈夫。“它需要一个家、猫群和其他人”胡霍芙在回忆录里写了她的宠物,“她很了解我们,所以放弃了所有权利,没再坚持养它。”

年复一年,胡霍芙努力温柔地劝说哈柏.李写第二篇小说,与此同时又帮她挡开自己那些焦燥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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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設立守望者》之後,阿提库斯.芬奇仍将是那个多年以来我们如此钦佩的英雄和鼓舞人心的角色吗?

“Lippincott的销售部想出版哈柏.李的项目清单,”伯林盖姆说,“但泰姨不惜做垃圾狗极力保护妮尔。她决不允许商业压力或别的什么强迫妮尔出版任何不能使自己感到自豪的东西或做任何对她不公正的事。我们所有人都巴不得从哈柏.李那里拿到第二部小说,那是我们所有人都支持的决定。”

胡霍芙1970年代初从Lippincott退休时,距离《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出版已经十年有多了。仍然没写出第二本书。据希尔兹说,当胡霍芙于1974年在睡眠中死去时,哈柏.李崩溃了。

伯林盖姆说,他在Lippincott出版社的日子里,从来没人讨论出版《设立守望者》的事。胡霍芙对这本书的出版会作何反应?我们只能凭空推测。她会认为它是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能深化我们对哈柏.李的理解吗?抑或她会力图说服作者放弃这样做,争辩“守望者”将永远改变人们读“知更鸟”时的印象?

“阿提库斯.芬奇仍将是那个多年以来我们如此钦佩的英雄和鼓舞人心的角色吗?也许,几十年来,正是这一忧虑使妮尔和泰姨生前拒绝让它出版?”伯林盖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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