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风流人物》里，李乃文饰演的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不曾放弃救国之路的求索。工作中的李乃文，则是出了这个剧组，就一头扎进下一个剧组，享受着演戏带给他的满足和快乐。
在李乃文看来，他是注定要演一遍陈独秀的。他和陈独秀一样拧巴，也一样激昂。为了革命理想，陈独秀能抛头颅洒热血，倾尽心力；为了梦想，李乃文也愿意在角色中打转，演到极致，乐此不疲。
李乃文说在拍《数风流人物》之前，他没有以任何一版影视作品中的陈独秀为参考，因为他想诠释独一无二的仲甫先生。戏播了之后，有朋友对他说：“乃文，你演的陈独秀还真和其他版本的不一样。”李乃文说：“不一样？不一样就对了，我就是要不一样。”
带点幽默、带点“迟钝”，生活中的李乃文是个实在的人。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讲，“真实和朴实是演员的宝贵品质。”
以下，是演员李乃文的自述。
“我和陈独秀挺像”我是2021年拍的《数风流人物》，这部剧本来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准备的，筹备时间比较紧张，我和饰演毛泽东的侯京健是最先定的两个演员。正好这部剧选角团队的负责人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加上编剧的剧本写得也好，所以试完妆我就接拍了。
我和余丁导演之前没合作过，我们是在拍摄现场见的第一面，我进组拍的第一场戏是我和乔年的爱人史静仪（张钿悦 饰）哄孩子。我演完去监视器看回放，发现余丁导演喜欢用侧拍、侧后拍的镜头来呈现画面，我就问他：“咱怎么不直接拍正脸呢？”余丁导演说：“我喜欢这种镜头，看着舒服。”后来我一看整体效果，确实不错，很有电影感。
我要把陈独秀演得真实，抓住他身上的生活感，这是我通读剧本后做的决定。我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地找感觉，也不断和导演沟通。余丁导演很尊重演员，他不会束缚演员的创作，我在片场经常搬个凳子往他边上一坐，他拍他的，我琢磨我的。
有时候突然来了灵感，我就和导演说，我这场戏这么演行不行？导演就说行行行。我听完心里还有点狐疑：他听没听进去我的话啊，不会是口头上应付一下吧？后来正式开拍，我看到导演在按我的建议设计节奏，我就明白了，余丁导演确实懂戏也懂演员。
陈独秀这个人物的真实，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情感上。他不论对家人、对学生，还是对他一手创办的党，情感都是真的。其中有他的真诚，也有他的拧巴。从陈独秀对他三任妻子的态度就能看出来，陈独秀并不敢面对感情上的负债，在这方面他很纠结。
在剧里，高晓岚（周笑莉 饰）为了见陈独秀一面，带着女儿来了上海，陈独秀的第一反应是不去。但他后来还是悄悄地去了约定地，但没和高晓岚见面就走了。后来我和导演聊过这个事，我说这要是我，没准我也不见，相顾无言，连个念想都没了，何必呢？这是我自己和陈独秀比较像的地方，都纠结，都拧巴。
陈独秀对同志们的情感也很真诚。剧里他和张国焘（孙坚 饰）的互动很多，因为陈独秀在心里很信任他这个爱徒。我需要代入陈独秀的视角，去相信张国焘是一个忠诚的人。但我们都知道，张国焘在剧中那次被捕后就变节了，所以我需要抛除我自己对张国焘的固有印象，这要我自己来消化调整。
有一场戏，陈独秀听到别人被捕的消息后长舒一口气说：“幸亏被捕的不是国焘，他被抓到的话，身上的东西肯定保不住了。”你看，他第一反应想的都不是张国焘变不变节的事，他始终不相信张国焘会叛党。
对于他一手创办的党，陈独秀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和热情。第一集陈独秀演讲时候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我在演的时候进入角色非常快，对于剧里的各个情节，不只陈独秀生气，我也跟着生气，我当时就觉得，我就应该演陈独秀。
陈独秀的真实也体现在他的性格上，这个人实在太感性了。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在看剧的时候开了弹幕，想看看观众聊点啥。我看到有观众说：“陈独秀怎么一生气就摔杯子。”对于这点其实我也有过小疑问，我还和导演商量过，要不要在摔杯子之外换些其他的发泄方式。导演说不行，历史上的陈独秀确实爱摔杯子。
我听完就琢磨，想着怎么能换着样摔杯子。所以有时候我是边吵边摔，有时候是吵完了觉着不解气再摔，吵架的戏也都是撒开了情绪、扯着嗓子地演。包括和毛泽东争论的那场戏，陈独秀直接对毛泽东说：“你就是读书太少！”人一着急就是会口不择言。
后来毛泽东请求回湖南工作，陈独秀既不愿意失去得力干将，又懊恼于毛泽东不服软的态度，所以对他说：“我给你写个方子，你让郎中按照这个抓药。”这既是陈独秀对自己口不择言的找补，又在顺势敲打毛泽东，暗示他要“按方子”摆正思想。这就能看出陈独秀在较劲中，还透着点可爱。
陈独秀性格中的傲骨，也是突出的点。在剧里我们能看到，陈独秀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他在心底里从没觉得自己有错，他还真不是嘴硬。这一点我在演完之后还挺理解他的，在当时，共产国际那么强硬，国民党那么强大，党内的同志还一个赛一个的有主见、有能力，陈独秀作为，确实很难平衡。
一开始陈独秀跟共产国际很硬气，直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党，凭什么你们想插手就插手？”但是后来一是因为力量不足，二是因为真没钱，所以在拿了共产国际的钱后也不好再去较真，毕竟拿人手短，这个状态是很真实的。
他的傲骨没有被时间和经历磨平，他到闭眼的时候背都是挺得直直的。在剧里，晚年的陈独秀被蒋介石抓进监狱，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把在座的不在座的骂了个遍。后来蒋介石对他柔和了不少，跟他说只要认个错就放他出去，陈独秀就是不认，蒋介石说愿意给他出钱让他再办一个党，陈独秀也嗤之以鼻地拒绝。
陈独秀在后来落寞的状态也很真，让我很同情。所以说为什么演员要有生活经历，有些情绪你没体验过就没法演，我自己也经历过不得志的阶段，所以找情绪还算顺畅。晚年的陈独秀有一次在书店碰到了瞿秋白，但陈独秀拒绝了瞿秋白约坐的邀请，对他说：“知己故友在漂泊中偶遇重逢，实为大快乐也，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大快乐了，今日一得，你容我回去慢慢品味。”
我在表演中也在突出他的孤独感，延年牺牲后，毛泽东和蔡和森来找陈独秀告诉他国民党武汉政府公开分共的事，我当时就和导演商量，这场戏不要拍我的脸，只拍我下楼时候的脚步动作，让观众通过陈独秀半挽着裤腿、趿拉着布鞋的形象，去感受陈独秀孤家寡人的落寞。拍完了我一看效果，感觉对了。
晚年的陈独秀心里很感慨，他心里的抱负没处释放，共产党回不去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他还看不上，两个儿子早早地牺牲，陪在自己身边的潘兰珍更不懂自己心里的苦。陈独秀的晚年很凄凉，这也是他性格所致。他确实有大才华，但偏偏在政治上力有不逮，他最后郁郁而终的结局，让我也很唏嘘。
“我其实是个喜剧演员”我在前一段还有一部民国传奇剧《运河风流》播了，这部剧是在2017年拍的，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我和张新建导演很早就认识了，但一直没机会合作，正好这部剧找到了我，我也一直想和山影合作，就水到渠成地拍了《运河风流》。
制片团队觉得我和杨春早这个人物的调性很搭，我看过剧本以后也觉着杨春早很有意思，可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大。观众能看到，杨春早是个正人君子，但是只把他演成正人君子，我觉着很无聊，所以我就尝试发掘杨春早身上的缺点，让这个人物活起来。
我先抓住的是杨春早身上的文人劲儿，杨春早祖上是修县志的，他自己也以修县志为毕生夙愿，他骨子里文人的那股酸臭劲儿，就很有意思。
杨春早身上的酸和臭可以掰开看，在杨春早眼里，全县没有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有他高、追求有他高尚，所以他在一出场就用一头驴换了一本书，还洋洋自得，不觉着吃亏。当他听到别人对他行为的质疑和嘲笑，杨春早的反应是轻蔑一笑，不做解释。在他心里，这些不懂文化的“燕雀”哪里知道他这只“鸿鹄”的心之所向，这是杨春早身上的酸劲儿。
杨春早的“臭”体现在他又冲又急又爱面子的脾气上。剧里岳旸饰演的侯立人管杨春早叫“杨疯子”，他就是这样，脾气一上来就不管不顾。在剧里，刚刚上任县知事的黄子荣丢了官印，杨春早二话不说直接冲到土匪窝里去讨官印。
但他毕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官印不但没讨回来，还在土匪那吃了瘪。但他回家以后，却不承认自己的真实遭遇，反倒泰然自若地说：“你们是没看到那些土匪们有多重视我，不仅一口一个先生叫着，还好吃好喝地伺候我呢！”这些侧面，既让杨春早更接地气，也让他更可爱。
正因为这些侧面补充，杨春早的正义和理想就更显得真实动人。在剧中，观众能看到杨春早为了完成理想的执着和虔诚，也能从他的行为中看出他骨子里的信念感、正义感和责任感。
第一集，杨春早不顾个人名节而替黄子荣讲话，这在当时很难得。那个时候的文人把名声看得多重啊，但因为杨春早足够信任他朋友的人品，所以杨春早觉得，不管黄子荣到底做了什么，他都选择支持。
但是在散席之后，杨春早在私下追问黄子荣儿子的身世，因为杨春早想：我帮你说话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但不代表我置事实于不顾，我得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春早很有原则，不论谁都不能破了他的底线，同时他也拎得清，清楚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为了进一步突出杨春早的反差感，我和导演在人物造型方面花了点心思。杨春早的外在形象比较邋遢，头发经常乱糟糟，也不怎么换衣服，常年穿着一件长衫。但这个人又很有精气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挺着腰板走路，底气十足地讲话。杨春早并不是我们传统概念里的文人，反倒是带着点反叛的意思。
我会在小细节里加入喜剧元素，来让表演变得更有趣，这是我的一个小癖好。包括陈独秀、杨春早，都是这样。在《数风流人物》里，瞿秋白给陈独秀剪发，陈独秀嫌弃瞿秋白手法不好，直言：“我大意了。”
《运河风流》里杨春早的一些小动作，比如砸吧嘴、翘二郎腿等等，都让这个文绉绉的君子，因为这些浑不吝的细节显得逗乐。我也看到了观众的评论，说一看到杨春早就忍不住咧嘴乐，说明我设计的这些点还算过关。
我一直觉着我是一个喜剧演员，我不适合特别闹的喜剧，而是擅于创造在侧面细节中可能发生的喜剧因素。这一点我在中戏上学的时候就跟高景文老师学过，他就是一个冷幽默玩得很在行的人。后来我演了七年的话剧，演得最多的是孟京辉的戏，他的戏里喜剧元素也非常多。
我们以前排话剧，也经常讨论什么是高级的喜剧，喜剧怎么玩才有新意，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喜剧，久而久之对喜剧元素的创作就成了我自己的乐趣。后来演影视作品，我也把自己的小癖好放了进去，演完之后看效果不错。知道观众能为我会心一笑，我很满足。
《恋爱先生》里的张铭阳是彻头彻尾的喜剧人，我在演的时候放得很开，感觉到了自己的主场。我拍得开心，和搭档们合作得也很愉快。我和靳东拍完《恋爱先生》之后，又合作了《温暖的味道》《如果岁月可回头》，早就成了有求必应的哥们儿。
“演戏，我停不下来”在演戏这条路上，我的启蒙老师是我母亲，她就是中戏毕业的，后来在天津人艺当演员，我从小就能接触到舞台、话剧、表演这些东西。我母亲既是我表演专业上的辅导老师，也是我在职业价值观上的引路人。
台词是我的强项，我从来不怕台词长或者难，我从小跟着母亲泡在剧院里，对这些很熟悉，加上记性好背词也快。《大秦赋》演李斯全是长篇的文言台词，比《数风流人物》里书面式的台词还要难对付，我也都吃下来了。对手演员也愿意和我搭戏，因为我台词顺，过得快。
在职业上，我母亲一直对我要求很高，所以我不爱出风头，对红不红也没啥概念。当初演了第一部剧《动什么，别动感情》后小火，我母亲给我打电话，我因为正在接受采访就给挂了。后来我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你妈生你气一周了，她说你膨胀了。”我听完一愣，还去问了身边的朋友：“我变了吗？我膨胀了吗？”听到他们说没有，我才有点放心。但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我有意识地去让自己踏实下来，演员只有在生活里做好人，才能演好戏。
小时候我就愿意张罗各种文艺活动，一直是班里的文体委员。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参加全市的课本剧大赛，我组织大家排《皇帝的新衣》。我母亲帮了我们不少忙，道具、服装等等都是我母亲弄来的，和其他学校的节目比，我们就显得很挺专业。后来评奖，我们几乎包揽了所有奖项，我后来还和同学们调侃说：“我们当时简直是课本剧界的‘泰坦尼克号’！”
后来上大学，我一门心思考中戏，那是我母亲的母校，是我向往的艺术殿堂。从考试到入学并不算顺利，我是以自费生的身份进中戏的，这让我很失落。那个时候中戏有自费生和公费生两类，公费生一年的学费是700，自费生是5000。我们家那时候没钱，我母亲是话剧演员，父亲是老中医，我哥刚参加工作，收入都不高，我还记着我第一年的学费是我母亲到处借来凑齐的。
我母亲看出我情绪不好，就跟我说：“爸妈对你的要求没那么高，但也不是没有。你好好上完这四年学，毕业的时候能让老师觉得，让你自费入学是个错误决定，就行。”没到四年，这个目标我在第一学期就实现了。第一学期末我们交小品作业，全班有十多台小品，我参与了六个，全场就看着我在舞台上“耍”了。后来我的班主任高景文老师跟我说：“我看走眼了，不该让你自费。”
但说实话，我现在心里挺感谢高老师的这个决定，因为我是一个能把压力转化成动力的人，偶尔被小鞭子抽打一下，反倒跑得更快。毕业以后，我应聘进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戏排，整天迷茫地在北京的街上晃，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唯一确定的是：我要演戏，我爱舞台。
《温暖的味道》 饰 张子灏
我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也喜欢大家在排戏时一起琢磨、出主意的氛围。这也影响了我如今的影视表演，我现在演戏没事也爱搬个小板凳，往导演监视器边上一坐，跟他聊戏，很多时候戏点还真是聊出来的。
拍《运河风流》的时候，我和C组的吴斌导演有一次因为聊戏忘了时间，结果那一天就拍了一小段过场戏。执行制片过来和我们说：“老师们，太阳一落咱就没有光了，要不咱赶紧拍吧？”我俩这才反应过来，聊过头了。但那次聊天很有价值，后来剧里很多有意思的点，都是我们聊出来的。
一开始演话剧也都是演配角，我和孟京辉合作的第一部戏是《思凡》，第二部戏是《坏话一条街》。《坏话一条街》的角色是我自己争取的，我当时听说孟导要排这个戏，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我想参与，孟导说没有我合适的角色，我就说群众演员有吧，我演群众演员也行，孟导听完我的话就说，“你来吧”。
因为有了前两次的合作，我们之间的信任感和默契感已经很高了。所以在《恋爱的犀牛》筹备前，孟导给我打电话说：“我新弄了一个剧，你来吧。”我听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排戏？”他说：“还没确定，你等我消息。”
有部男一号的剧找我，我为了话剧就给推了，推荐我的大学同学丁凯去了，等丁凯拍完回来我们俩吃饭，丁凯问我：“你们的话剧怎么样了？”我说：“还没开始排呢。”
后来资金到位了，大家就开始排戏，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很多剧场不让外人占场地，所以我们经常被赶出来，基本每天都在不同的剧场排练。我在《恋爱的犀牛》里演的是“牙刷”，是个四处乱窜的推销员，他身上有趣味性，更有荒诞感。
这部戏开演后一炮走红，我演了有一百多场，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干劲儿。《恋爱的犀牛》让小剧场被大家看到，也让我被行业注意到，正因为有业内导演去看了这部戏，我才有了出演电视剧《动什么，别动感情》的机会。
一开始拍影视作品，我很不适应也很紧张，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镜头。我之前一直演话剧，面对的都是观众，也没有镜头概念。后来我打电话问我母亲，她言简意赅地说：“熟悉了就好了。”后来慢慢的，当我越来越投入到角色中，我的杂念越来越少，也就忘了镜头，忘了紧张。
后来演多了，有观众说，李乃文怎么总演配角，但我并不在意。我从小就是听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句话长大的，只要角色交给你了，就得好好演，而且我很珍惜机会，我一直觉着能有戏演就不错了，我毕竟是打电话争取过群演机会的人。
我也不排斥反派，有时候反派的发挥空间更大，演起来更出彩。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角色也是，所以我演戏就很喜欢找人物的反差感，我演好人，就喜欢去扣人物的缺点；我演坏人，就喜欢去找人物的优点，这样下来人物才真实，才落地。
《我不是药神》
之前我还和经纪人抱怨，我说：“你不能这么给我接戏，这一部接一部的我怎么休息？”经纪人顺势就给我推了两个月的工作，结果我在家里待十天我就受不了了，我给她打电话说：“你还是给我接部戏吧，我闲不住。”
演戏，是我热爱并将永远坚持的事，我停不下来。
【对话/李星文 撰文/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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