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左）、胡汉民（中）、汪精卫（右）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的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即在党内留下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真空，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廖仲恺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杀。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是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而且长期没有处在高层地位。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过蒋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掌握了这支“党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行动中表现突出，誓师北伐时，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不满39岁，在国民党内还没有成为足以服众的“最高领袖”。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
蒋介石和孙中山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对中国国民党来说，它的高层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种“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这样一个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蒋为中心，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蒋介石和胡汉民
按照陈独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战争之始，尽管党内的派系矛盾已日益发展，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团结的局面。但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后，党内矛盾充分公开，并导致宁汉分裂的局面；而当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的四个集团军还能一致行动，但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从编遣会议开始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
中原大战胜利后，历来只看重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以为国内再没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同标榜“党权”高高在上的胡汉民间矛盾不断加深（谭延闿刚好在中原大战胜利之际去世），蒋介石就掉过头来收拾胡汉民，没想到再次引发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出现了宁粤对峙，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但此后并没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最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态势，迫使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垮台。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有反蒋言论发表，但他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之职。而长期被排斥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的西山会议派，从此大都重返中枢。地方实力派领袖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也纷纷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并大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
抗战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为新设立的国民党总裁一职，这才真正奠定了蒋在国民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本文摘自选自《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版）》绪论，金以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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