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狂喜》——
我爱你的名字/我一遍又一遍说它/在这夏天的雨中//我听见你的名字/像一声声咒语/和每一样事物押韵
——《名字》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仿佛它们崭新如初。
——《发现词语》
无论是一遍一遍地呼唤你的名字，还是一遍一遍地说“我爱你”，其话语本身都超出了语义层面，并没有什么具体所指，更像是一种情感宣泄，一种“爱的呼唤本身”。它所渴望得到的回应绝非“我也爱你”，而是一种比“我爱你”这样的呼唤更高的补偿，依此将爱情推向一种更加癫狂的状态。
在爱情诗中，最经常处理的便是身体主题。身体是爱情的城邦，爱的桃花源，情侣们或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身体交予对方，希望陷入对方的城邦统治；或与对方相约，进入生与死的桃花源，此地只有他们两人，准确说，只有两具肉体在相互纠缠，世界已不复存在。
荆棘在我的乳房，雨水在我口中，泥土在我赤裸的双脚，粗糙的/树皮摩擦我的后背，我为那一切呻吟。你站着，在一条水深/至腰间的溪流里，拉我进去。我泅游水中。你是那水，树枝间
扭动着它们手臂的风，那浓重的、泥土潮湿的香气。此时/我在那儿，迷失在森林中，在巨大的树木下变得矮小。来找到我。
——《森林》
这种“迷失”的冲动像一股涌流在推动爱情的潮汐，当它平静下来时，爱往往已经远去。爱情中的“礼物”作为彼此“赠予”欲望的直接投射，在爱情主题中也相当普遍。小到互相赠与的小小的纪念日礼物，甚至是一滴眼泪，大到生死相依，无远弗届。比如《给》：“给我那森林”，“给我那河流”，“给我，你说，太阳的黄金”，“给我银子般月亮的清凉”，“给我，森林里的风”，直到“给我天空，它所拥有的一切空间”。再比如《礼物》:“我剪下我的灵魂”，“我的心”，“我的嘴”，“我的头脑”，皆可作为爱情的礼物。“我”希望得到的，也许只是像你的一根头发那样“一张潦草的收据”。爱情使相互的给予变得没有了边界，失去了分量，甚至可以给予对方生命。
如果我死了，/我的眼睛/黯淡在花的根部，/泪洒向空无，/我发誓你的爱/将使我起身/走出我的坟墓，/以血肉之躯，/像拉撒路；/渴求于一次，/一次，又一次，/你活生生的亲吻。
——《如果我死了》
在爱情中，能够给予对方的最贵重礼物，大概就是生命了。给予生命，要求得到的往往也是对方的全部，这种给予成为一种必要的交换，因此，爱情主题中的“死亡”元素非常普遍。罗兰·巴特发现，在恋爱中常常会冒出自杀之念，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都会引发自杀的念头。因为在迷狂状态下，当爱情遇到问题时，自杀是最容易选择的逃避路径，“这种念头极其轻率，随便而简单”。
达菲在写作《狂喜》时，并非一种即兴的、漫漶的情绪发泄，而是有着精妙的情节安排，整部诗集仿佛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由浅入深，有始有终。英国媒体在评论这部诗集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一部激奋人心的作品，《狂喜》仿佛毫不隐瞒地展露生命，将每一种极致的情绪挥洒纸上，作为卡洛尔·安·达菲晚期的诗集，《狂喜》非常了不起。作为一种对现代爱情的测试，以及对我们人的形象的描述，《狂喜》可谓无与伦比。”（《苏格兰人》）“《狂喜》一书将读者带上一趟疯狂的过山车：猛升、骤降，令人屏住呼吸；急速飞奔，心脏狂跳着穿越复杂的人类情感。这是一本需要从头到尾读完的书。”（《泰晤士报》）从开始部分的相思、相守，到肉体的结合，生死相依的海誓山盟，逐渐开始的眼泪、争吵，直至最后的高潮部分，就像一部完整的爱情剧，勾人心魄。
关于《蜜蜂》——
相较于《狂喜》对爱情主题的集中抒写，《蜜蜂》的主题更为宽泛，视野更为宽阔，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其主题涉及反战、环保、政治等公共话题，但也包含亲情、信仰、神话以及生死爱欲等私话语。
这部诗集是达菲被任命为桂冠诗人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涉及批判性的公共话语自是应有之义，也是桂冠诗人的职责所在。从传统习惯上说，英国的桂冠诗人类似于王室诗人，其职责是写诗以歌功颂德、悼念志哀，以及为各种重大庆典恭写贺词。桂冠诗人能定期从皇室得到俸金和俸酒，有点像长安时期的李白。现在的桂冠诗人不再是终身制，而是十年任期，能得到大约5000英镑外加一桶雪莉葡萄酒。在职责上，也不再是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而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蜜蜂》涉及公共话题的诗作较多，如反战主题、时事与生态主题等，这与桂冠诗人的身份相符，体现了达菲作为桂冠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正确性，同时也体现了达菲在诗歌技艺上的过人之处。时事入诗，最难处理，因为过于“实”的东西会让所有的目光聚(拘)于事实本身，成为一个不会发光的物体，会窒息诗意的产生。因此，虚实转圜之间，最见诗人功力。达菲的诗艺可谓手法多样，炉火纯青，能够处理如此之多的现实主题，并且将一些公共话题处理得别出新意。如《军人葬礼号》这首诗，整首诗像一个倒退镜头一样，让诗歌“从后往前倒着讲”：
假如诗歌可以从后往前倒着讲，真实地，从/那一刻开始，榴霰弹将你割倒在恶臭的泥浆……/但你站起来，吃惊，看淌下的血污/从烂泥处向上流进它的伤口；/看见一排又一排英国男孩退回到/他们的战壕，亲吻从家中带来的相片——/母亲，心上人，姐妹，年幼的兄弟，/现在不是要进入/去死去死去死的故事。/甜蜜－没有－荣耀－没有－为国捐躯。/你转身走开。
你走开；丢下你的枪（上带有刺刀）/也像所有你的伙伴们——哈里，汤米，/威尔弗雷德，爱德华，伯特……那样，/然后点一根香烟。/广场上有咖啡，/热乎的法国面包，/而所有那数千名死去的人/抖动着他们头发上干燥的泥浆/排队等候回家。一个小伙子/活蹦乱跳地对着人群唱《蒂珀雷里》，被从/历史中释放；闪亮、健壮的马匹侍候着英雄、王者。
你斜靠在一堵墙上，/你们数百万人仍有可能活着/被爱、工作、孩子、才能、英国啤酒和美食填满。/你看到那诗人将他的小册子放进口袋里微笑。/假如诗歌能真实地从后往前倒着讲，/那么它愿意。
“倒着讲”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更体现了一种愿景，一种从战争重回和平、让牺牲倒回日常的祈祷仪式。诗歌里的反战主题司空见惯，但达菲的别出心裁让这一主题重新获得了新鲜感和创造性。诗歌最大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的独创性，尤其是现实主题的诗作。达菲处理现实主题的功力不同凡响。
《蜜蜂》整部诗集虽然处理了众多题材，且全书56首作品手法各异，但在结构上并不漫漶无序。“蜜蜂”作为整部诗集的一个中心意象——“蜜蜂象征我们在这世上仅剩的、也是最珍贵的恩典，需要我们去保护它”——不时地飞出来聚拢和结构全篇。同时，诗集的主题也在不断深化中，由批判性的公共话题逐渐转向生死爱欲等私话语。直至抒情的顶点。
（来源：2018年02月24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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