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文学有着丰厚的积淀，虽然长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依然发展出了一套日本本土的文学理论，那就是“物哀论”。“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囊括了日本传统文学与美学理论，若是想要理解日本的文学作品，必须要先理解何为“物哀”。而作为日本重要的传统文学体裁的物语，与“物哀”则有极深的渊源。物哀论产生于17世纪，由本居宣长为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物哀”却早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就已经对它有了零散的记录与议论。虽然物哀论是日本本土产生的文学理论，但依然有中日比较文学之下的影子。下面将会从《源氏物语》的文本来了解“物哀”，并探寻“物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物语与物哀物语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学体裁，代表作有《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平家物语》以及《源氏物语》等，内容多为恋情小说、传奇小说、历史故事，是供人娱乐，排遣寂寞的读物。
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学体裁，物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自然是完全日本化的，甚至不能以对日本文化影响至深的儒道佛道标准来解读。那么，读者要以何种标准来品读物语呢？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作了如下解答：
“无论如何，阅读物语，还是应以‘感知物哀’为第一要义。感知物哀，首先要懂得‘物之心’，而懂得‘物之心’就要懂世态、通人情。”[1]
由此可见，物语虽是描写世上种种或引人入胜或稀奇古怪的故事，但最终指向依然是向内心的探索，通过描摹人世百态来感动读者，使人“知物哀”，这与我们熟知的以或教化民众，或宣扬某种观念，或讽喻社会现实为目的的小说文章迥异。
在这里，应首先理解什么叫做“知物哀”。本居宣长指出：
“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感知‘事之心’、感知‘物之心’，也就是‘知物哀’”。[2]
乍一看，“物哀”与《文心雕龙》中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感斯，感物咏志，莫非自然”有相同之处，但两者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物哀”之物与“感物咏志”之物，侧重点不同，前者所指是世态人情，偏重于个人的情感，而后者所指是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所抒发的情感也多为“志”，而非个人幽情。这样的区别也就导致了要表现物哀的物语创作主题不是伦理道德，而是细腻的情愫。在物语中，主流思想及宗教，也就是儒家与佛教所规范的道德是非，是居于“物哀”之下的。
于是，物语也就自有一套与其他文体迥异的善恶观。在物语的世界里，物哀就是判断善恶的标准，以知物哀者为善，以不知物哀者为恶。也就是说，即使物语中描写的主人公做了于伦理道德上十恶不赦的事情，但只要是一个能够“知物哀”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值得同情，值得赞扬的好人。
这一点，在《源氏物语》中被表现的极其明显。主人公源氏即使酷爱女色，甚至与自己的继母私通并生下了私生子，但由于他“知物哀”，虽然多情但对于每一个交往的女性都心怀诚意，体贴照拂，乃至多为恋情所苦，所以源氏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正面人物。
二、《源氏物语》中的物哀《源氏物语》是以物哀为创作宗旨，全书也充满了各种“物哀”。因四时景物、因世态人情、因男女爱恋，皆有“物哀”，尤其是从男女恋情中，体现的尤为深刻，因为男女恋情最是幽微细腻。
比如，在《蝴蝶》卷中，源氏见到有年轻公子给玉鬘投信，便叮嘱玉鬘的侍女帮她挑选一下适当的回信，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也不能自失身份。若是对方诚心，小姐自然不能辜负好意。这就是源氏“知物哀”之处，并不苛责恋情，反而教导玉鬘如何恰如其分的应对，欣赏年轻人美好的感情交流，表现的十分通人情，懂事态。
再比如，柏木与三公主私通，被源氏发现。柏木为此忧虑成疾，在悖德的愧疚与对三公主的相思爱恋中苦苦挣扎，终于一病不起，竟然去世了。而作为三公主丈夫的源氏，即使对柏木偶有怨恨，却依然为他的死痛惜，长久的怀念着这位能与自己谈得来的风雅人。当他见到柏木与三公主的私生子熏君天真无邪的样子，甚至心痛不已，为其布施百两黄金。可见源氏也为柏木与三公主之间的恋情所感动，并且因为柏木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而时常怀念他，甚至认为柏木的死是自己间接造成的。在这里，柏木与源氏，都是“知物哀”的好人，并不因为私通这样不光彩的事情儿减损半分光芒。
从紫式部的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源氏物语》完完全全是为了表现物哀而存在的。为什么要写如此多的恋情？为什么写不伦之恋？为什么主人公并不因不伦之恋而被作者谴责？本居宣长答曰：
“《源氏物语》并没有将风流好色作为好事加以欣赏，而是将‘知物哀’作为好事加以欣赏。比方说，看见有人将污泥浊水蓄积起来，就有人问：‘你是要欣赏这些污泥浊水吗？’那个人回答：‘我积蓄污泥浊水，是为了栽种莲花，并不是为了欣赏污泥浊水。如要欣赏莲花的美丽纯洁，就不能没有污泥浊水。’道理就是如此。爱‘物哀之花’的人，对恋情之水的清洁浑浊，并不过于理会。”[3]
毋宁说，为了欣赏美丽的莲花，不得不有污泥浊水吧。试想，如果柏木与三公主名正言顺，顺风顺水，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这两人之间感动人心的地方也就会大打折扣，也不会有柏木临终前与三公主对答的那以灰烟比喻生命恋情的动人和歌。《源氏物语》中多有不伦之恋的描写，比如源氏与藤壶女御，夕雾与落叶宫，纵然不伦之事为人不齿，但这些恋情依然感动人心。令人感动的并非不伦之恋本身，而是因不伦之恋所生发的物哀之情。比如藤壶，因为对源氏的爱情与对私通的深深忧惧而积郁成疾，最终盛年而逝，就是这样才令人感叹。
纵观全书，这些不伦之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明知不能为而不能不为”，全都有一股子飞蛾扑火的悲壮。源氏与胧月夜私会时的心理状态是：“他自知这种事决不能干，但却不可或止”；夕雾爱上落叶宫后也想：“沉溺于这种悖德的恋情，若是他人所为，则会感到岂有此理，而自己却沉溺其中不可自拔，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无可奈何。”藤壶这样冷静克制的女子也不免会被恋情牵着鼻子走：“有时看见源氏公子吟歌作诗时风流倜傥的样子，稍有风雅之心的人，又有谁能不喜欢他呢？”。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为此而烦恼忧虑，与道德伦理相悖，却正好与物哀之宗旨相合。因为这些恋情都是由心而发，并非孟浪之人的一时兴起。
但“悲壮”的不伦之恋一旦发生，就渐渐变成了空寂的“物哀”。在为不伦恋情而深深忧虑，恐惧，觉得死生不得安，经历了静默压抑而又激烈的情感斗争后——这便是污泥浊水之上开出的物哀之花了——主人公便多数皈依佛门了。这就是物哀的另一个特色，即使关涉生死，最终它的表现形式也是淡淡的，并不强烈。不似朱丽叶和罗密欧这般双双殉情的结局，物哀之情在“知物哀”者诵经礼佛的枯寂余生中如坚冰之下的涩涩细流，微弱却始终不绝。
所以，紫式部只是在借助好色这一日本独特的审美文化来深刻表达着物哀，但若是将“知物哀”一味曲解成风流好色、轻薄放浪，那就大错特错了。《紫文要领》中提到：
“看上去深知‘物哀’，到处拈花惹草，是为轻浮放浪行为，实则不知‘物哀’。表面上风流多情，实际上不知‘物哀’之真意。相反，有的人并非轻浮放浪，却也深知‘物哀’，这也因事因人而异。”[4]
源氏乃“知物哀”者，却并非孟浪，这从他对待游女的态度便可见一二。在源氏看来，即使是逢场作戏，也要是有真心诚意，能够互相理解才可以，更消说是认真的恋情了。所以对矫揉作态的游女十分厌恶。
由此可见，“知物哀”并不等于轻浮。本居宣长认为，真正的“知物哀”，是自然而然，由心而发的。他在《紫文要领》中说：“所谓‘恰如其分’，不是有意为之地要自己‘知物哀’。”所以，为了知物哀而故意知物哀者，才是放浪之人。真正的“知物哀”者，并不是由行为的好坏来判断的。藤壶与继子私通，但她是知物哀的，因为知物哀而有了私情，也因为知物哀而遁入空门。浮舟同时摇摆在两个男子之间，竟然想到以死明志，兼顾两方的物哀，就算被救起也选择了出家为尼。这两个女子都有出轨的行为，但他们都是知物哀的好人。源氏的表妹拒绝了源氏的求爱，但能够与他以诚相待，这也是知物哀的表现。所以并非行为逾矩才算知物哀，也不是恪守礼仪就不解风情。
《源氏物语》所表现的就是紫式部以物哀为善恶标准世界，并表现了应当如何“知物哀”，也让阅读此书的后人感知物之心，事之心。物之心就是对客观外物的感受，事之心就是对人情世态的感受。
三、日本物哀与中国文学虽然本居宣长在他的物哀论中极力撇清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将以情为先的“物哀”与道德是非至上的“汉意”对立起来。那么物哀论是否真的与中国文化相差甚远呢？
物哀之美通悲。虽然叶渭渠先生早已指出：“‘物哀’除了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外，还包括哀怜、同情、感动、壮美的意思”，并不单单指哀伤。但本居宣长也说过：
“‘物哀’主要指忧郁哀伤的一面，‘情趣’主要指有趣而喜悦的一面。《源氏物语》有时将两者分开说，但大多合为一谈。合为一谈的时候，有趣的事、高兴的事，都称作‘哀’。在人情中，有趣之事，喜悦之事较轻、较浅，而忧伤和悲哀之事则较重、较深。”[5]
那么中国文学中，也有同样以悲为美的时候吗？有的。明清文艺思潮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感伤主义的变迁。以《聊斋志异》、《桃花扇》、《红楼梦》为代表的感伤文学，有“悲以深”的感伤意识，恰好与“物哀”所谓“忧伤和悲哀之事则较重、较深”相同。感伤文学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并不以惩恶扬善，愤世嫉俗为目的，而是描写社会上的真人真事，以求民众感动，这一点也与物语有相通之处。
再比如晚唐诗，追求韵外之致。晚唐的时代精神从马上走到了闺房，从世间回到了心境。文艺的真正主题与对象也变成了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诗作也就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彩色的捕捉追求中。这恰恰与向内心探索的“物哀”不谋而合。
从这两个例子就能清晰的看见，物哀论实则是中日比较文学的产物，与中国文化不无相似之处。那么，以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作为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我国的诗歌创作，也并无不妥。
无论是在“知物哀”方面还是由现实社会体味“悲以深”的方面，窃以为今人都是做得不够好的。这当然与时代有关，古人望月而思乡，其中人生际遇与感悟与今人就大不一样。今人望月，可能在光污染严重的城市里连月亮也望不到；思乡之情也并不炽烈，因为通讯发达，时时刻刻都能够联系。当一切都变得唾手可得，也就不再珍贵。于是，本应敏感的东西就被钝化了。
而被钝化的，还不仅仅是思乡之情。
之前在微博上有一起直播自杀事件。男生因与女友分手而心灰意冷，以自杀胁迫，在他微博下的评论多是谩骂谴责，甚至还有催促别人赶紧去死，认为此等“败类”活着也是浪费水源空气棉花。后来这个自杀者抢救无效，真的死了。那些谴责他不知珍惜生命，孝顺父母，因儿女私情就寻死觅活，甚至因此嘲讽他，催促他赶紧去死的人，又何尝是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呢？
所谓“知物哀”就是通人情，懂世态。与之相反，不知物哀便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态。而以上今人的表现，恰恰就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态，所以也就不能体恤他人，而是冷漠的对待世界。
另外也有以“知物哀”为目的而去“知物哀”的人，就像紫式部颇有微词的胧月夜之辈，这些人一般是附庸风雅，而非真正的风雅。况且，这本就不是一个风雅的时代，而凡人难免为时代所限。
文学创作也是以时代精神为基础的，作为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敏感的诗歌是以展现出一副奇怪的面貌。
由于历史原因，新诗的创作是与传统诗词脱节的，而传统诗词毕竟属于过去，他的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创作要求，新诗才是应该被时代所接纳的体裁。可自称“新锐”者反文化反道德，一旦脱离政治与文化便一味的陶醉于感官刺激与伤感情怀，激昂奋发者又像无头苍蝇般乱撞一气，犹如只长肌肉不长脑子的绿巨人。
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如今的情形似乎是反道德反文化者是好诗，感官刺激强烈者为好诗，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贬低现代文明，宣扬“古意”者为好诗。而诗歌的审美判断反而被搁置一边了。
活跃且有创造力的网络平台上有无数的“诗人”，每天都有新的诗歌诞生，可真正体察人情世态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从物哀的角度谈及了古今文学创作的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摘录如下：
“今人无论怎样喜好风雅，也很难像古代和歌或物语那样对花月如此深爱。阅读古代和歌物语，就会发现古代人热爱花月之心，以及由花月而感触人生、感知物哀之深，与今人有云泥之别。今人虽也表现了花儿的可爱，月儿的可哀，然而能够深深打动人心者殆无所见，这能说古今没有变化吗？就吟咏花月的和歌而言，以今人之心所吟咏出的相关和歌皆无甚可观。有的和歌看上去与今人之心不同，模仿的是古代和歌与古人之心，而吟咏方法却是现代的，这就需要对古代的人情加以仔细体味。”
可见，传统诗词由今人来看，是有一定隔膜的，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适合这个时代的新诗，因为与传统脱节，反而会自困于传统。今天有而古时没有的东西，就不听不看不写了吗？
为了理解古诗，所以我们要仔细体味古代的人情，那么为了写好新诗，我们也要仔细体味现代的人情。而体味如今的人情世态，也就是在要求今人能够“知物哀”。
参考文献：
[1]本居宣长：《日本物哀》 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23页
[2]本居宣长：《日本物哀》 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66页
[3]本居宣长：《日本物哀》 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84页
[4]本居宣长：《日本物哀》 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84页
[5]本居宣长：《日本物哀》 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出版，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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