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水浒传》中最主要的人物,在一百零八个好汉中坐第一把交椅。他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人物,作者对他下的功夫最勤。他谦虚谨慎,疏财仗义,爱惜人才忠孝双全,又有雄才大略;当上梁山泊主以后,任人唯贤,具有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创造了梁山泊轰轰烈烈的事业。
但是,很多人对宋江的评论分歧也最大。几乎每个人都从《水浒传》中看到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宋江形象。或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认为他是的“盗魁”;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猥琐而又虚伪的人”;如果说,大家对宋江也有一致看法的话,那就是都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学形象;这个“复杂”就是宋江的独特性。
《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特异处是,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不仅其性格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的行为常常背离其性格,造成形象整体都是自相矛盾的。
宋江的矛盾表现在:他身为县衙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但是却“爱习枪棒”,“平生只好结交江湖上好汉”一一往往是被官府枧为犯法作科的不逞之徒。晁盖等人劫了蔡太师的生辰纲,他明知这是“犯了弥天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但是却向晁通风报信,纵容晁等逃跑。在这里,对朝廷的忠和对朋友的义发生矛盾,义占了上风。
宋江在青风山联结燕顺等强人,拉拢花荣、秦明等朝廷“命官”反叛朝廷,结伙造反上了梁山,但忽然接到老父“亡故”的家书,就半路抛下众弟兄,独自回家奔丧。一这是义和孝的矛盾,为孝抛弃了义。
宋江“于家大孝”,号称“孝义黑三郎”,但却为了出来做吏,被父亲告了“忤逆”,出了籍,断绝了父子关系——虽然这只是假做,准备应付官府的,但如果是真孝,就没有必要一定出来做吏,担“不孝”的坏名声。
宋江未上梁山时,不仅同情造反者,而且自己也有“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对朝廷不忠,但当他上梁山且做了山寨之主时,第一个打出的就是“忠”的旗号:“替天行道”。以后就把争取朝廷招安、做皇帝鹰犬作为他的奋斗目标。真是忠臣不忠,造反不反,矛盾已极。
小说描写宋江这一类思想性格矛盾的地方还有许多,例如他时表现气度宏大,壮志冲天,转眼之间又卑躬屈节,贪生怕死;刚劝花荣对刘高要“隐恶而扬善”,“冤仇可解不可结”,翻过脸,他不仅杀了刘高,而且“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等等。这些,也许可以归结为像有人所说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充分显示了宋江性格的复杂性。
但是,《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自相矛盾又不限于以上所说,还有比此更突出的表现。前面提到,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利用职务之便给朝廷要犯通风报信,已置“国家法度”于脑后。后来在青风寨,杀死寨主刘高,又反抗进剿官兵,围攻青州城,更是与“国家法度”公开对抗。但是,当他因杀间婆惜案而刺配江州,路过梁山泊,花荣要去掉他颈上戴的枷时,他却说:
“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晁盖留他在山寨住一夜,他就睡觉也戴着枷,把“国家法度”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又一个但是—当他和两个防送公人在揭阳镇住宿,公人说押司,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时,他立即答:“说得是。”“国家法度”不知哪里去了。宋江对国家法度到底是遵守还是不遵守?
宋江带梁山人马每攻占一城,总是急忙传令:休教残害百姓。并且
“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
完全是仁义之师的样子。但他为了赚秦明一人入伙,把青州城外数百户人家“火烧做白地”,杀死无辜好百姓不计其数;为了赚卢俊义入伙,又两番攻打大名府,最后攻进城去,“城中将及伤损一半”。三打祝家庄时,“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不留一家。幸亏石秀出面阻拦,这个计划才没有执行这些又全都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行径。
宋江是反贪官的,他痛恨朝廷“官吏污滥”,“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但他自已行事也是贿赂先行,无论交结朋友还是托人办事,都以送银子为第一手段。他发配到江州牢城营伊始,上上下下马上都用银子打点明白,不仅未挨一百“杀威棒”,而且得了个抄事”的闲差。大聚义以后,宋江急于受招安,派燕青去东京走李师师和宿太尉的关节。靠的也是两大笼“金珠细软之物”。
一方面提出主张，一方面自己又主动去破坏；或者说，一方面反对，一方面自己也那么做。这有点像“性格分裂”。其实这就是宋江的“复杂性”。
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在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上所用的功夫最大。
那么他到底要赋予宋江什么样的思想品格呢？
首先，他的主人公应该是个能被古代官府能接受而又能被老百姓喜欢的“英雄”。在古代不对皇帝的忠，宋江就成了真正的“强盗”，那么，不用说把他的故事写成书流传，即使说书也是被禁止的。小说不放过任何机会让宋江表白“忠”。当他一坐上第一把交椅,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确实表明作家对他忠的正面形象的重视,所以《水浒传》也受到多数古代上层人物的赏识。而小说所着力渲染的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些义的表现,就完全投合了广大古代百姓的口味,使宋江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故有了“及时雨”的称号。宋江对武松、李逵这些正直的、无依无靠的沦落者的手足深情,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和听众。
象施耐庵这样的大才,对他要突显的主要人物形象来说,单有忠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赋予宋江其他一些足以称得上是美德的品质。他要调动他的所有知识贮存,把一切美好的品性都附着在宋江身上,使宋江不仅高出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之上,而且高出于读小说的所有读者之上,使宋江成为“完人”。只有这样,宋江最后的被害死才能打动读者的心。施耐庵从儒学经典《论语》中找到了他的理想人格。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许多关于“君子”的话。从《水浒传》对宋江的描写看,大约主要有这样一些话给施耐庵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卫灵公》：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又如《阳货》：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而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1.理想中的“完美之人”—信
对照上面的孔子语录,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小说一直写宋江为矮脚虎王英作媒。本来宋江在劝阻王英霸占刘高老婆作压寨夫人”时曾批评他犯了“溜骨髓”毛病,“不是好汉的勾当”,但答应日后给他娶一个“好的”。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三打祝家庄以后,宋江果然作媒把扈三娘嫁给了王英,这是为了表现“信”。
2.理想中的“完美之人”—宽
杨雄、石秀、时迁在投奔梁山泊途中,在祝家庄杀吃了人家的报晓鸡,惹了麻烦,时迁被捉,折了梁山“锐气”,晁盖要斩杨雄和石秀。宋江竟然违背晁盖之意出来替他们讲情,救了他们,这是表现宋江的“宽”。
3.理想中的“完美之人”—恭
宋江为人谦恭,不论对谁都彬彬有礼。他早已“山东、河北闻名”,但对那些地位卑下的穷汉都称兄道弟,“终日追陪,并无厌倦”。尤其对那些被他打败的朝廷军官,他开口“小吏”,闭口“恕罪”,主动让位——这些表现了宋江的“恭”。
4.理想中的“完美之人”—惠
当武松贫病交加困倒在柴进庄上时,是宋江对他嘘寒问暖,拿银子给他做新衣,临别又送他十两银子,使武松从心底里感激宋江,发出这样的感慨:“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当李逵流落江州当一个小牢子,爱酒却不得常喝,爱赌又没有银子,只得去耍蛮打赖,被债主追得满街跑,是宋江让他大碗喝酒,给他银子还了赌债,使粗鲁如李逵也感叹:“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流浪汉薛永在揭阳镇使枪棒卖膏药,没有人敢给他赏钱,独路过此地的宋江给他五两银子,使薛永感激涕零。这些人以后都为宋江出过大力。作者的意图正是要表现宋江的“惠”“惠则足以使人”。这是无可厚非的。
5.理想中的“完美之人”—敏
很多人说宋江的主要罪状之一是“架空晁盖”,指的就是每次梁山泊出兵打仗,当晁盖要亲自带队时,宋江都阻拦,说:
“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小可……情愿替哥哥下山。”
这样经过历次作战胜利,宋江不仅对梁山功劳最大,而且与各头领建立了生死之交,争取了人心,而晁盖只保有个空头的领袖地位。——这样分析宋江的动机,应该说是不错的。施耐庵确实要表现宋江的“敏而有功”;只是对“敏而有功”的评价,认为是志在“架空晁盖”,却掺杂了过多的影射因素,有些脱离作品实际。《水浒传》的真正主人公是宋江。作家要让他成为令人信服的梁山泊主,单有开头的通风报信不行。梁山泊从晁盖上山开始,每次有新头领入伙,都要重新排座次。排座次所依据的条件有多条,但公开说出来的最主要的一条却是“为山寨出力多寡”。作家要写宋江在梁山泊最终坐第一把交椅,就必须极力表现他有“敏”的特点,为山寨建立起别人无法比拟的功劳,使他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作家这样来写宋江,基本是成功的。
由于小说表现了宋江“能行五者于天下”,他就做到了古代社会的理想“完美之人”。
以上所论是作家创造宋江形象的主观意图。除了时代的差异、论者思想方法等方面外,但这一形象本身存在严重缺欠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作家以儒学的规范来设计宋江性格,但由于儒学本身的悖论,就使宋江形象先天地发生自相矛盾。儒家它以协调人之间的关系为本位,强调正心、修身和自我约束。它不适于培养开拓进取、富于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的人格。儒家的道德精神与作家对宋江形象的预期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儒家道德的对立面就是利欲,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但“君子”和“小人”之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水浒传》写宋江以银子联结人,本在说明他“仗义疏财”,轻视银子一一利;但这种行为本身又说明宋江很看重银子,所以才把银子作为交结人的手段。儒家道德的这种两重性,就使宋江形象本意在表现高尚而实际看起来却好像“狡猾”的样子。
其次,施耐庵创造宋江形象基本上是从观念出发的。他先按照儒学的道德教义规定的宋江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然后再编排故事情节去充实。尽管作家极善于讲故事,但宋江形象仍有时给人以概念化的印象。宋江以“仗义疏财”而被天下好汉所仰慕。但这一性格特征主要是用侧面烘托的表现手法完成的,缺乏正面描写,所以提起宋江的“仗义疏财”,名声极大,而要问有何突出事迹,却空空如也。他给了阎婆一具棺材和十两银子去埋葬阎公,但却把阎婆的女儿纳为外室。他答应给卖汤药的王公买一具棺材送终,但并未兑现,而且这是在常吃王公的汤药不付钱的情况下答应的。他也曾给过武松、李逵银子,但那主要因为他喜爱他们是好汉,要与他们结交,已不单纯是“仗义”了。概念化描写的结果,使宋江的正面形象呈模糊状态,而他的缺点毛病却突显出来。
再次,从观念出发来塑造人物形象,就使在细节描写上常出现人为捏合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有伤于性格整体性的生造的东西。前面提到宋江置众多起义弟兄于不顾而回家奔父丧,是以孝抛弃了义。作家安排这一细节有两个目的:
一是表现宋江“大孝”,落实“孝义黑三郎”这个绰号;
一是延缓宋江上山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去联络江州那一批好汉。
从《水浒传》整个情节发展说,这细节是必不可少的。作家也特别注意交代好宋江思想转换的前因后果,尽量做到不留痕迹。但无论作家在具体描写上如何努力,这一细节的不合理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 朱太公知道儿子吃的是人命官司,不会平白无故急急骗宋江回家。虽然小说点出了是因为朝廷发了赦令,但那也仅是“减一等科断”,他岂能为了“见面”就冒然让宋江回来服流刑?
- 宋江在离家前就决定去柴进庄、清风寨和白虎山孔太公庄躲避,宋太公并未反对,为什么两年以后才担心宋江“被人撺掇落草去了”?
- 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甚至还与父亲立了假断绝父子关系的文书,这时突然把记挂“老父”当作他思想的中心,与宋江的立身行事均不相合。
- 后来宋江上了梁山,马上派人把其父接取上山,共同落草。这时宋太公并未斥责宋江“不忠不孝”。
最后，宋江另有一个细节,也曾引起许多议论,就是他在浔阳楼题反诗以后“诈作风魔”的事。
他为了逃脱题反诗的罪责,接受戴宗的建议,装作“失心风”,“倒在尿屎坑里滚”,口中胡言乱语这伎俩后来被黄文炳识破。宋江吃打不过,只得招道:“自不合时酒后,误写反诗。”安排这一细节,也是整体情节必不可少的是宋江在江州的生活需要有一个转折,他才能带领众好汉归梁山。这个事件必须是能够牵动全班人马的。二是表现宋江大丈夫能屈能伸,有韬晦功夫。施耐庵给宋江设想出这个细节,显然是套用了《列国志》中孙庞斗智的故事。孙膑为逃脱庞涓的暗害,接受了鬼谷先生的“诈疯魔”之计。他倒卧在猪圈中,“粪秽狼藉,披发覆面”,口中胡言。宋江的“失心风”与此如出一辙。但这个套用极不妥当:
(一)孙膑仅是战国时代的一位谋士。
他无辜受害,被迫出此下策读者对他是同情的、理解的。而宋江,是号召一方的江湖领袖,却对自己的处境缺乏认识,言行不慎,不分场合逞强掉文,闯下大祸,是罪有应得。
(二)孙膑的扮演是成功的,后来终于逃出魏国,并报了仇。
而宋江的诡计却被黄文炳一再识破,最后竟然认输。这就使孙胺所用的是真正的计策,而宋江所学的不过是闹笑话,使他自己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严重破坏了他的“完人”形象。
(三)在整个事件中,宋江都缺乏“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
他一听案发的消息就惊慌失措,企图推卸责任,后来又甘处污秽,装疯装得像一个“神汉”。这一细节也有辱宋江的好汉人格。
总结：每位杰出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无不力避人物形象的单线条、平面化,特别是在长篇巨制中,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性格复杂的、立体化的人物形象上。施耐庵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体考虑、整体设计应该说是相当周详的,作家的才华也足以胜任这一形象的塑造。但是,作品的客观效果、宋江形象给读者的印象却不尽人意,与作家预期的效果有相当大的距离。人们对宋江形象看法的分歧, 最终宋江只是《水浒传》里的理想“完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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