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为《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的编辑工作做一番小结之前，我，一个重度强迫症患者，想先就这个书名说两句题外话。
首先，“堂吉诃德”的“诃”跟“契诃夫”的“诃”、“摩诃婆罗多”的“诃”一样，读hē，不读kē。在现代西班牙语里，这个名字写作don Quijote，其中j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h接近，中译名便由此而来。其实塞万提斯创作时是写作don Quixote的，在那个年代，x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x接近，无怪乎法语、意大利语等语言中，吉诃德分别写作Quichotte、Chisciotte（英国大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前年出版的新作便按法语拼法取名为Quichotte）——如果从古卡斯蒂利亚语发音翻译，就会是“堂吉肖德”了。
其次，“堂”是西语中对男性的尊称（可以理解为“先生”，但比“先生”更加高贵），不是姓名的一部分，所以应连写，而不宜用中圆点（规范的标点符号学名叫“间隔号”）和姓名隔开——“吉诃德·先生”，看上去终归有些别扭。大名鼎鼎的唐璜（Don Juan），其实也可译为“堂胡安”，相当于英语里的“约翰先生”。当然，按照某西语词典的说法，“堂”和“唐”都是旧译，don宜用更接近西语发音的“董”来音译——不过，“堂吉诃德”已经约定俗成，不管是本书译者董燕生先生（不对，叫“燕生先生”就行了，“董”就是“先生”）还是我，大概都不会接受“董吉诃特”这个更接近于西语读音的新译名。对了，关于“堂”和“唐”的选择，我更喜欢“堂”，因为“堂”在中文里有“在外表、举止或言语上表现出尊严”的意思（如“堂堂”“堂皇”），用作尊称可谓天衣无缝。
董老上世纪90年代接到翻译《堂吉诃德》的邀请时，并不是当即就接受了，而是考虑了一段时间才签的合同：“如果我觉得能力不够，我的翻译达不到现有的译本水平，何必做这个无用功呢？”
当我接到任务，需要重出一版《堂吉诃德》时，我的想法跟董老类似：“如果不能超越现有的版本，而只是做意义不大的重复出版，我又何必浪费自己本可以用来编其他好书的宝贵时间呢？”
第一步，选定译本。在此之前，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做好了准备工作——几种主要的《堂吉诃德》中译本（杨绛、董燕生、孙家孟、屠孟超、唐民权、张广森、刘京胜），我已在从业的若干年里，悉数收入囊中。我又从网上购入西班牙皇家学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又译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是全球规范西班牙语的最高机构）于2015年出版的“400周年纪念版”《堂吉诃德》西语原著，并下载了英、法、意、葡等译本的电子版作为参考。器已利，事可善也。
我随机抽取了书中的某些段落，以西语原版为基础，并参照其他几种外语译本（毕竟，我没学过西班牙语，我做西语书的编辑高度依赖西语词典，看英、法译文则相对轻松很多），锱铢必较地对比这几种中译本。坦白地说，在放大镜的审视下，没有哪种译本称得上尽善尽美（这是好事，至少我有超越现有版本的可能性了），也没有哪种译本差到一无是处（甚至于某些总体而言欠佳的译本，在个别地方还有胜出之处）。有的译本准确归准确，但译者比较学究，遣词造句总给人一种端着的感觉，仿佛为游侠骑士穿上了青布长衫；有的译本潇洒归潇洒，但得其神而忘其形，省译、漏译的地方不算少。再三权衡之下，我选定了董燕生译本，这是在我看来在信、达、雅诸方面取得了最佳平衡的译本之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这将为我这个半吊子西语编辑省下不少功夫。
我通过我的译者朋友S老师辗转拿到了董老的联系方式（邮箱、座机、手机）。对社恐而言，电话是万不得已才打的，于是我发了邮件，静等回复。等了几天，没有动静，而我的上一本书业已编竣，三天之后将迎来国庆长假（加班看稿黄金周），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我在9月29日（塞万提斯的生日）晚上，拨通了董老家的座机。接了。诚惶诚恐地交谈了一阵。不多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他发来的两部译稿。他还把他的微信号主动告诉了我，让我加他。
好了，开始干活吧。
修订译文董老在译后记里提到：
《堂吉诃德》自20世纪20年代介绍到中国，已经数易版本，译文质量自然是逐步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语言的发展和审美情趣的不断更新，为使《堂吉诃德》在当代中国赢得更多的读者，直接从西班牙语，按当代人的口味重译的要求势在必行。
距离董老翻译《堂吉诃德》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社会加剧变革（从PC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语言飞速发展（诞生了很多新词，而一些早年间还显得新潮的词语已然变得古早），审美情趣脱胎换骨般地更新（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之人、前卫之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稀松平常），但译文还停留在二十多年以前，几乎没有做过太多的修订。
塞万提斯的原文亦庄亦谐，董老的译文亦步亦趋，“严格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但根据原文穿插的仿古措辞和俚俗语言，做相应的上下浮动”，经受住了时间洪流的冲洗，没有做伤筋动骨的修订的必要。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文学艺术走进普罗大众，大家对于规范化的译名有了更统一的认知。董译本的修订工作，很大一部分精力便花在更新译名上面。
比如，第一部序言里的Preste Juan，董译“胡安祭祀王”（其余译本作“祭祀王胡安”“国王胡安”“教士国王”“胡安长老”“约翰长老”等），其实他并非伊比利亚土生土长，可以溯源至东方，在英语中被称作Prester John，我便按通行的译名改为“祭司王约翰”。“约翰”/“胡安”的问题不止这一处，“圣约翰骑士团”/“圣胡安教团”，“施洗者圣约翰节”/“圣胡安·包蒂斯塔节”，都做了相应的修改。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凡是西班牙本土人士，自然应按西语发音翻译；若是异邦人士，就按照其所属地区、所属语言的发音翻译。
又如，第一部序言里的Zoílo，现行的所有译本都按照西语发音译为“索伊洛”。借互联网之便利，我查得此人即Zoilos（希腊语作Ζωΐλος），遂改为更接近希腊语发音的“佐伊洛斯”。
再如，第一部第一章里首次出现，并在两部中出现过好几次的Reinaldos de Montalbán，董译“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班”（其他译本也都大同小异），此君是法兰西十二骑士之一，自然应从法语翻译。他在法语中名为Renaud de Montauban，于是便改译为“雷诺·德·蒙托邦”。
类似于这样的译名修改不胜枚举，不再赘述，然而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值得特别一提：堂吉诃德故事的讲述者、阿拉伯史学家Cide Hamete Benengeli，董译“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其他译本也都大同小异）。《堂吉诃德》全书中提到此人，大都唤作Cide Hamete Benengeli或Cide Hamete，唯独在第一部第十六章里称之为Cide Mahamate Benengeli，可见Hamete是Mahamate的变体。Hamete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名，规范的译名是“哈迈特”（第一部第三十九章中还提到了一位Muley Hamete）；Cide实际上相当于西语中的“堂”，跟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里的El Cid一样，所以也改译“熙德”，以示同源；又因为Cide不是人名，而是尊称，所以其后不跟中圆点，直接译为“熙德哈迈特·贝嫩赫里”。
如果不那么讲究，以上提到的几处也许无须修改，毕竟它们称不上错误，修改的目的只是为了趋于完美。那么董译本有没有硬伤呢？金无足赤，90万字的皇皇巨著，按照出版物万分之一的编校差错率合格线，只要不超过90个错误，都是情有可原的。我最后还真找出了三处误译。
第一处误译出现在第一部最后一章的第一首墓志铭里：Jasón de Creta，董译“伊阿宋·德·克里特”。专有名词都用了规范的译名，还特意加注说明伊阿宋“是忒萨利亚王子，不是克里特王子”，看上去无懈可击。可是伊阿宋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不是法兰西史诗中的角色，这个“德”看上去甚是别扭。查“400周年纪念版”注释，原来这个de不是英语中的of，而是from，而且原诗为了平衡音节，省掉了sacó（相当于英语中的taken），实际上应该是Jasón sacó de Creta（伊阿宋取自克里特）的意思。查英、法、葡、意译本验证，好家伙，三个英译本，一个把克里特忽略没译，两个把de的意思译反了，分别译成了brought to和gave to；法语和葡语中本来就有含义相似的de，所以法译本和葡译本保留了de，对西语原版进行了形式上的拷贝，失去了参考的价值；意译本则直接省掉了de……
求助外语译本碰了钉子，我只好看看其他中译本是怎么译的：“克里特的伊阿宋”“雅逊·德·克里特”“哈松·德·克雷塔”“哈松·台·克瑞塔”……还有一个得其神而忘其形的译本，干脆把“伊阿宋”和“克里特”都省掉不译，而以“浑身武功”大而化之地传递原文的意趣。“克里特的伊阿宋”和“伊阿宋·德·克里特”本质上可以画等号；“雅逊”的译名不如“伊阿宋”规范；“哈松”则完全是从西语读音来译，一般读者很难联想到希腊神话中那位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经与董老确认，“400周年纪念版”的注释言之有理，便将这一行诗改为“胜过伊阿宋取自克里特的斩获”（仍有遗憾，因为这句话字数偏多，放在整首诗里来看，不够齐整），并添加注释：“据希腊神话，伊阿宋是忒萨利亚王子，从科尔喀斯（而非克里特）取得金羊毛。”补充一句，塞万提斯写起小说来洋洋洒洒，在细节上却留有不少bug，这里将“科尔喀斯”误写成“克里特”只是其中一例，第一部第二十五章也犯过一个关于希腊神话的错误，把“忒修斯”写成“珀耳修斯”了。
还有两处误译，因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还有一处修订，也许不应该称之为硬伤，我自认为改得很是巧妙，现分享如下。它出现在第二部第四十七章，董老原本是这么译的（括号内是西语原文）：
“我是想说，”那人接着讲，“我那个学士儿子看上了本村的一个姑娘，名叫克拉拉·跛儿肋疠娜（Perlerina）。她父亲是大财主安德列斯·跛儿肋疠诺（Perlerino）。可这跛儿肋疠内斯（Perlerines）不是他们祖上留下世代相传的姓，只因为他们这族人都有跛儿肋疠病（perláticos），为了稍微好听一点，就改成跛儿肋疠内斯。老实讲，那姑娘还真像一颗东方明珠（perla）：看右半边简直就是地里的一朵花儿……”
逻辑上似有瑕疵：既然为了让他们的姓“稍微好听一点”，为何又原封不动地用了并不好听的“跛儿肋疠”？此外，原文中姓的前缀“perl-”会让西语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perla”（珍珠），中译文若不加注，光看正文，上下文就衔接不起来，叫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只能求助于其他中译本，看它们是怎么处理的。大多数是音译（“佩莱里”“贝尔雷利”“佩雷尼诺”）并加注说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把姓意译为“珍珠”，把病意译为“麻痹”的，但将“麻痹”美化为中文里并不谐音的“珍珠”，逻辑上比较牵强；也有音译加意译的，比如“跛得有来历”，但这个姓并不好听，和下文的“珍珠”也无法联系起来；“蓓蕾丽”也是音译加意译，病名则被音译为“贝蕾西”，为了呼应这个姓，后面提到的姑娘“像一颗珍珠”稍做变通，改译为“蓓蕾一样美丽”。
有没有可能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同时做到谐音、达意呢？为了“吟安一个字”，我开始用穷举法，苦吟“跛儿肋疠”这个姓，期待灵感突然迸发。首先突破的是“跛”——“玻”不就会让人联系到珍珠吗？有了“玻”，自然就有“璃”——“疠”的替补也找到了。“玻儿肋璃”作为姓名，这个“肋”字终究有些刺眼——何不换成“类”？“玻儿类璃”，类似玻璃，和下文的“像一颗珍珠”不是完美衔接吗？于是，这一段便改译为：
“我是想说，”那人接着讲，“我那个学士儿子看上了本村的一个姑娘，名叫克拉拉·玻儿类璃娜。她父亲是大财主安德列斯·玻儿类璃诺。可这‘玻儿类璃’不是他们祖上留下世代相传的姓，只因为他们这族人都有跛儿肋疠病，为了稍微好听一点，就改叫‘玻儿类璃’了。老实讲，那姑娘还真像一颗东方明珠……
甚至连注释都不用加了，一看便懂（当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文的良苦用心，还是简单加注说明了）。
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堂吉诃德》西语初版每一章基本不分段，一气呵成，后世的各种版本，都是为读者计，人为分段的。董老的译本是在翻译底本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后划分的段落。为了让我们这个新版本更具权威性，我对照“400周年纪念版”，从头到尾，1000多页，一段不落地给译文重新分了段。我花在这上面的都是苦功夫、笨功夫——因为不懂西语，都是靠字典一句一句查证每一段的起始句，然后找出与之对应的中译文，回车键，首行缩进2字符。我在重新分段上面花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修订译名。做完这一项工作后，我也“得了便宜”，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好些高频的西语单词，有些句子不需要查字典，都能大致看懂基本的意思了。
增补译文说实话，董老八十多岁高龄，我本不打算惊扰。依我的性格，肯定是想不留遗憾地做好做全每一本书，但需要译者全力配合才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目前已有的各种《堂吉诃德》中译本，除了孙家孟译本，其余都只译出了正文，而没有把西班牙文初版中收录的9篇卷首辅文和11首塞万提斯为本书所作序诗译出；在董燕生译本的某一个版本中，译出了第一部卷首的一篇辅文（“本书定价”），剩余诗文则未译出。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情况告诉董老（虽未做强制要求，但字里行间确实有那么一点激将的意思了）：
那11首诗，为塞万提斯本人所作，理当译出；其余辅文，作为这本世界名著的历史文献的一部分，若能译出，也是极好的，那么您这个译本就可称“最全”了。不过这些未译的部分，在原书中占据20页之多，尤其是11首诗歌，翻译起来还要字斟句酌，考虑格律和韵脚，翻译起来一定颇费思量；您若愿意译全，我当然求之不得，如若不译，我也不勉强，只收正文便是。
不管是序诗还是辅文，都用词古奥，佶屈聱牙，译起来费力伤神。我所收集到的几个外语译本，大都把序诗译出来了，但英译本、意译本都未译辅文，只有法译本和葡译本译全了。董老并没有当即答应，只说考虑考虑。没想到十天之后，他交稿了：序诗译完了。
目录中列出了10个标题，其中“掺假诗人铎诺索”为桑丘和洛西南特各写了一首，所以总共是11首诗。
在董老接着翻译辅文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2018年法译本第一部中，多了一篇APPROBATION，在其他所有版本里都未曾见过。注释说，该文本拟收入《堂吉诃德》西语初版，成书时不知何故未能刊印，直到2008年才被一位叫作Fernando Bouza的学者重新发现，这位法语译者得知后，便将其译成法文。
那么问题来了：本着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精神，我必须找到此文的西语原文，而不是凑合着从法语转译。感谢万能的互联网和万能的谷歌，我尝试着用几个西语关键词组合搜索，竟然搜到了一篇论文，文中有一条注释明确无误地印证了法语译者的说法，还提出了该说法的出处：
La aprobación de Antonio de Herrera ha sido rescatada por Bouza en 2008 (puede verse en Bouza y Rico, 2009, p. 15 y en Bouza, 2012, p. 12).
我顺藤摸瓜，变换关键词搜索，又找到了一篇关键性论文——文中不容辩驳地展示了这篇散佚多年的aprobación的原文复印件（字迹潦草，还要花一些功夫辨认），还贴心地给出了原文。
我赶紧把文章发给董老。又过了一个星期，辅文也全部译好了。于是乎，这本《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就成了货真价实的中文“最”全译本了。
增补序言我做这本书的初心是超越现有的版本。修订不可谓不多，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正文中，普通读者不一定能感受到；补译的内容，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或许并无迫切需要，毕竟大多数人只想从故事本身中获得享受。我做了以上修订和增补的工作，如果说超越，可能也只超越了5%。我继续将两项计划付诸实践：增补一篇名家序言，并把本书做成插图版。
“400周年纪念版”里收录了几篇序言，其中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该文作于2004年，当时他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此之外，哈罗德·布鲁姆等大咖都给《堂吉诃德》写过类似于序言的文章。略萨的序言是Plan A——如果没能获得授权（毕竟诺奖作家的授权不是想拿就拿的），我会转而选择________（其实我还没来得及想Plan B）。
我很顺利地通过业内前辈P老师拿到了卡门·巴塞尔斯文学代理公司的联系方式。在写下这封简短的邮件之前，我忐忑许久，毕竟这是那家鼎鼎大名的拥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巴勃罗·聂鲁达等一众西语文学巨星的豪门，而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未必有机会摸到他们的门槛，现在却要跟他们写信，获得授权了！
序言的授权比想象中的要顺利许多（不用大费周章再去执行Plan B了），授权费也比较平易近人。这篇序言有十多页，译成中文恐怕超过一万字，我不好意思再叨扰董老了。通过略萨的译者H老师得知，原来这篇文章多年前就译成中文了，译者是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众议老师，他在西语文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我还在读大学时，与陈老师曾有过一面之缘（他来学校做过一场讲座），眼下我竟要请他成为我的译者了——做编辑后，与许多以前想都不曾想过的老师们有了奇妙的交集，这也是这份职业带给我的乐趣之一吧。
联系到陈老师后，他很爽快地授权了译文。我如何打磨序言的译文，如何修改译名和引文以符合我们这个版本的规范，在此不表。希望这篇出自诺奖作家的精彩序言能够给初读《堂吉诃德》的读者提纲挈领地指引方向，给重读《堂吉诃德》的读者拨云见雾般地扫清一些存留已久的障碍。
文本编辑工作全部完成，下一步：寻找合适的插画。
我这配备插画的工作是倒着完成的——人家是先相中了插画，再和文本同步制作。我是为了让图书更生动、更立体，而物色相匹配的插画来“入赘”。市面上用得最多的无疑是古斯塔夫·多雷的《堂吉诃德》插画，因为性价比最高（性：出自大师多雷之手，且数量丰富；价：公版，免费）。我既然是要做超越性的版本，那自然不能落入多雷的窠臼。
多雷之后，不乏画坛大拿给《堂吉诃德》画过插画，比如巴勃罗·毕加索1955年创作的著名素描——然而，他留且只留下了这么一幅，远远不够。
萨尔瓦多·达利也给《堂吉诃德》画过插画，一共30多幅，可惜只有10幅是彩图。而且他的插画曾在中国出版过，再做一版意义不大。
我何不求助于读者？带着这个想法，我打开了微博搜索框，输入了关键词，看看最受读者欢迎的《堂吉诃德》插画都有哪些。与我预期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若干条微博竟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位名叫Svetlin Vassilev的画师——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充满了一种颇具情趣和戏剧表现力的动感，让人看一眼便铭刻到了心底。一个美术类大V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画面既具备了现代平面构成的意识，也没有放弃传统绘画的表现力。保加利亚插画师Svetlin Vassilev的《堂吉诃德》可以说是现代插图中最好的一版，没有之一。
不是别人说好就真好，反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我毫不迟疑地打开插画师的个人网站，激动地留言，诉说了自己想购买他的插画出中文版的想法。很快（应该是第二天吧），我收到了他的邮件回复，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把一家西班牙出版社的联系邮箱发给我了，说是版权在那里。我本着一锤子买卖的想法和这家西班牙出版社取得了联系，没想到却成了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收到外方发来的完整PDF后，我又喜又忧。喜的是，Svetlin为《堂吉诃德》足足画了将近80幅彩色插画！在我所知的《堂吉诃德》彩插里，数量第一，不可撼动（国内在售的带彩插的《堂吉诃德》，最多也就30幅）。忧的是，这将近80幅彩插，并不是集中在相邻的几个印张里，而是随机分布在正文之中——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将这些插画彩印，其他内文黑白印刷，而是要将整本书将近1200页全部彩印！熟悉印刷的人都知道，彩印的成本和黑白印刷的成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堂吉诃德》是公版书，有无数的竞品，如果我控制不住成本，定价过高，必定造成无人问津的结局。虽然插画和文字是紧密联系的，最好放在相邻的位置以取得最佳的阅读效果，但我如果稍微动一动手脚，把插画集中到一处，可以省下巨大的成本，一般读者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难就难在，Svetlin的插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尺寸：有占据一页的，有占满左右跨页的，有横亘在页面的天头和地脚的，也有在页面左右对峙的……我如果把那些嵌套在文字之中的异形插画也抽取出来单列，就会不成体统，破坏了插画原始的趣味。
或许，我也可以“偷工减料”，不把这些异形的插画收进中文版？反正大部分插画还是规规矩矩的尺寸，少了这些“异数”，并不会让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选择了不妥协，完整保留Svetlin创作的全部插画。我从外方那里了解到，这些插画是他在通读了全书后，画了整整五年时间，一笔一画用丙烯颜料画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他无数的心血。既然我们尊重文学，把文字忠实而完整地译出，为什么不应该同样尊重艺术，把插画忠实而完整地印出来呢？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计算成本。豁出去了，如果成本太高，我就定个三四百块的价格，无所不用其极地往死里做成顶配豪装，印他个两三千册——不是我不想让更多读者读到这么好的译文，欣赏到这么美的插画，是条件不允许啊！
既然我已经决定全书彩印了（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作“四色印刷”，用CMYK四种基础色，调出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各种彩色），那书的主体——占据90%以上页面的文本，黑白印刷岂不太可惜。我要在“素颜”和“浓妆”之间取得一个最佳平衡点，既为文字增色，又不至于喧宾夺主，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
我主要做了三处处理：
第一，将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改为和主色调相同的颜色（这里用到了“倒叙”的手法，因为主色调的问题要到后文才会交代；只需记住，本书分为两部，第一部的主色调是橙红色，第二部的主色调是深蓝色）。这两级标题本来就用的是笔画略粗的标宋字体，四色印刷的造成的套印误差可以缩小到几乎不易察觉的地步。
第二，将每章首字做放大下沉处理，再改为和主色调相同的颜色。这就完美地呼应了西语初版的花体首字母。
第三，将注释与正文之间的横线改为金色的长矛（堂吉诃德的长矛），因为本就是本书主人公的道具，所以一点儿也不显得突兀。金色的加入让原本添加的一色不再孤单，“双色”的格局与白底黑字组成了牢固的识色三角。
双色的方案和长矛的引入也被推广到了目录、辅文页、版权页等处。多姿多彩、浓淡适中的内文就这样处理完毕。下面要谈的就是装帧设计了。
装帧设计精装，这是早早就定下来的，毕竟是“典藏版”。因为也是插图版，所以插图这个最大的亮点肯定要出现在封面上。看上去，留给设计师发挥的空间不多了。其实不然，越是空间局促，越考验设计师的应变能力，越考验其“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领。再“倒叙”一下，《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不是一本书出完了事，它是一整套“插图典藏版”（具体丛书名，先按下不表）的先驱，所以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方案会为后续的新品种定好规范，一点马虎不得。
我做过不少的精装书，常规的做法是内外双封，束之高阁用作收藏之用时会套上外封（学名叫“护封”），请下书柜用作阅读之用时会取掉外封，只留内封（学名叫“裱封）。双封的设计自然稳当，但这样一套精美的插图版，我希望不只是拿来做摆设的，要真正读进去，享受文学和艺术的激情碰撞，所以做了个“断舍离”的决定，去掉了常规的护封，只留裱封，轻装上阵，藏读两宜。因为只有裱在硬壳上的一层裱封做保护，读完任意一部（五六百页）要耗费不少时间，读书人的手自然会频繁地摩挲封面，造成可能的损耗，所以必须覆膜。去年我已经尝试过只做裱封，覆国产触感膜，手感相当不错，这一回就斗胆进一步升级，覆了进口触感膜。读者诸君，相信我，随你怎么把玩，这本书都可以从容地应对来自你指尖或掌间的任意牛顿的压力和摩擦力，永葆其青春的本色。
至于具体选择哪幅插画用于封面，我不想过多干涉，把将近80幅都给设计师去挑选。她最后选了几幅，做了几个不同的方案，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锁定了这个最终的方案，而她的选择也恰到好处，在我给出建议选了另外两幅做出来对比之后，还是她最初选择的两幅笑到了最后。
第一部的封面插画是暖色调的，第二部的封面插画是冷色调的——这实是无心之举，却极为妥帖地诠释了贯穿《堂吉诃德》全书的亦悲亦喜的精神内涵，恰如拜伦所言：
《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就越使人感到难过。
在冒险故事开始的第一部，用暖色调的橙红色表现本书喜剧性的一面；在故事中人不断磨练成长以至于“叶落归根”走向人生终点的第二部，用冷色调的深蓝色表现本书悲剧性的一面，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组合了。
就这样，上下两部分别确定了装饰用的主色调，上文中谈到的内文颜色设计便以此为基础展开。
图书不止封面和内文两部分，还有很多组件可以呼应主色调。比如本书若要用书签带（虚拟语气，没有配备的原因是觉得有点多余，我做的精装书很少有用到书签带的），肯定会选择两种不同的颜色。在封面/封底和正文之间起到过渡作用的环衬，便选用了“橘红”和“宝蓝”两种原质纸。
从最后的成品来看：完美。
作为精装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堵头布向来不被重视，甚至于惨遭忽略——大部分情况下，会选用最普通、最百搭的白色或米色堵头布。我这人生性不安分，喜欢在堵头布上玩花样，这样的机会岂能放过？然而时间紧迫，我没法调取各种布样来海选。可供选择的布样不多，跟环衬颜色相近的几乎没有。真是老天开眼，竟让我撞见了两款比纯色堵头布更有趣的双色堵头布：一款是红金色，恰似西班牙国旗的颜色，跟第一部的橙红色很搭；另一款是蓝白色，跟第二部的深蓝色很搭。
从最后的成品来看：确实很搭。
去年底在和印务聊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提到这本是四色印刷，有很多彩色插画，不宜用轻型纸（我已经依赖轻型纸两三年了，优点是轻便，尤其适用于厚书）；又因为不是绘本，且页数惊人，不可能不计成本地用特种纸（我没算过用特种纸成本会高到多少，估计定价要翻一倍还不止）。是否有性价比高的纯质纸呢？可我之前用过的纯质纸都不是顺纹的，翻看起来会特别费劲。印务同事回复我，这问题好解决，可以订购一批顺纹的纯质纸囤着，想用时就用得上。所以说首印的这一批《堂吉诃德》，用的是去年底就已经提前囤好的顺纹纯质纸——当然，并没有远离纸价上涨的旋涡而独善其身，结算时依据的是四月份的最新纸价……拿到成品，可以180度毫不费力地平摊阅读，爽死了。
装帧设计环节到这里就讲完了。
趣味周边一般而言，一本书到这里也就做完了。但要让一本17世纪初的文学经典受到21世纪的年轻读者的喜爱，且不负我超越现有版本的初心，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做书做了这么多年，我素有“不务正业”的“前科”，始于做“书”，却不止于做“书”——我做过的图书周边包括最常规的明信片，稍微不那么常规却也尚未脱离纸制品范畴的贴纸，不算太常见的用橡胶制成的冰箱贴，同样不算常见的薄片状的金属书签——受制于定价和成本（之前做周边的图书，定价都在100元甚至50元以下），可发挥的空间不大。
前面说过，我最低的目标是把这本《堂吉诃德》做成定价“三四百块”的“顶配豪装”，那么为制作周边匀出的成本绰绰有余。第一时间便有这么一个灵感钻进了我的脑袋：做书立！堂吉诃德和桑丘正好可以做成一对，异型模切，左右侍立，完美！
这时的我满脑子奇思异想，仿佛堂吉诃德附体，双脚已经脱离了大地。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核算成本，看到底能不能做成。面对还算没有高到离谱的成本，我突然心生希望：也许还可以稍微挽救一下，把定价控制在200块钱以内，秉着薄利多销的原则，用性价比去赢得更多的读者。于是我把预定价设为198元，开始根据电商的最低发货折扣，一个点一个点地抠，保证不亏损甚至略有盈利即可。在淘宝上搜索了一圈定制金属书立的价格，贵得离谱，显然做不成了；退而求其次，搜了搜亚克力书立的定制价格，同样做不下来。（彼时我还没考虑包装问题，如果买书送书立，恐怕只有我社仓库直发的直营渠道做得到，那数量便会屈指可数了。）从亚克力书立想到亚克力手机架，从亚克力手机架想到木质手机架……我那几天一直泡在淘宝上，搜索，比价，一个个新点子诞生，又因为成本太高或者效果不佳，一个个方案被舍弃。
之前做过冰箱贴和金属书签，对这两样东西的制作成本比较熟悉，大致是做得下来的。但我又不想重复。我把书中那将近80幅彩色插画过电影般来来回回地端详揣摩，寻找它们与可能的周边产品的结合点。冰箱贴是可以做的。以前做的是橡胶冰箱贴，适合于用线条和色块表现的图案；斯韦特林的插画细节丰富，层次感强，可以用滴胶工艺。在和冰箱贴店主讨论之后，他觉得可行，我就把下面这幅插画发给他，请他把堂吉诃德骑洛西南特的图案给抠出来，打样看看效果。只能说缘份未到，此时这家厂子正值多事之秋，人手匮乏，和我的沟通很不顺畅，到规定时间也没把打样做出来。因为我有了更好的方案（下文马上提到），就放弃了做冰箱贴的打算。
我在之前定制过两次金属书签的淘宝店里逛，发现他们不光会做薄片式的金属书签（夹在书里），还会做立体式的金属书签（卡在书脊上）。既然想有所创新和超越（至少以自己为原始坐标），何不试试立体书签？问了店主价格，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便请设计师以斯韦特林的插画为基础，设计书签上的图案。
书签很快就设计好了（至于它们分别脱胎于书中哪两幅插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找看），形状是盾徽，做成徽章也不错哦。我小范围地征求了同事的意见，又大范围地征求了豆瓣友邻的意见，发现大家更喜欢徽章。我问店主徽章的报价，竟然比立体金属书签还要低（毕竟用料更少嘛）。于是，做好的这两个设计图，摇身一变，从书签变成了徽章。
在徽章打样之前，我从店家提供的镀金效果图里选了亚金和古青铜两种，背扣则选了蝴蝶扣和磁铁扣两种，到手后再比较。
随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做徽章，最复杂的工艺环节是点漆，需要点漆师傅一点一点地去完成，所谓工匠精神，诚哉斯言。等了差不多半个月，终于收到了店家寄来的打样。仔细比较之后，我决定把堂吉诃德徽章镀亚金，命名为“黄金骑士”堂吉诃德，毕竟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属于骑士的“黄金时代”；把桑丘徽章镀古青铜，命名为“青铜仆从”桑丘，更符合他粗鄙的农夫身份的人设，也和他“高贵”的主人拉开差距。徽章背面做成磨砂效果，更显精致。背扣当然是磁铁扣更好，磁铁和徽章主体可以自由分离，不管“扣”在哪里都不会伤及依附物，而且徽章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平平整整，就算磁铁丢了，留下徽章主体作为小玩物收藏也是极好的。磁铁扣比蝴蝶扣要贵出一大截，不管了，这个成本不能省。
为了更有仪式感，还得给徽章找一个依靠：做一张双面印色的卡纸，把徽章固定在上面，再装袋。联邦走马和豆瓣做的徽章都很精致，也配备了卡纸，本书受其启发，在此致谢。卡纸的设计方案形似扑克牌，堂吉诃德是黑桃D，桑丘是红桃S，都是他们西语名字的首字母。
徽章成品的颜值很高，让人爱不释手。
也做了常规的明信片作为随书赠品，在此一笔带过。
明信片夹在书里，两部一起塑封，发货不成问题。徽章厚度有5mm，而且是金属材质，不能沿袭以往处理冰箱贴的方式，将它们粘贴在封底或书脊或切口或其他任何与书毗邻的地方——即使不遭遇暴力物流，在经过了十万八千里的长途迁徙后还能完好无损地来到读者手中，想想都不可能。用泡沫袋也不安全，徽章放在任何部位，都会导致图书表面不平，难免磕碰挤压。于是，我动起了做盒子的主意——也是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种快递行业使用很普遍的盒子叫“飞机盒”。
中世纪的骑士堂吉诃德，就要佩戴好专属于他的精致徽章，坐上诞生于20世纪的“飞机”，飞往中国的千家万户了。
为了让飞机盒更加合身，我们耐心等候，直到《堂吉诃德》样书和徽章到手，才请厂家根据实物量身定做。既然是定做，就还是在盒盖上印点什么吧：书名，作者，出版社，条形码……咦，何不来点花样，让读者可以享受DIY的乐趣？比如，将这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送给________心目中最________的________。如果请堂吉诃德本人来填写，他一定会这样写：
将这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送给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心目中最美丽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
到这里，这本书才算真正“做”完了。做得如何，就有待读者们的检验了。
哦，忘了交代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新书印前征订的环节，预定价198元让发行的老师压力山大。即使我以几家友社从去年底到今年春陆续推出的几本插图典藏版名著为例，证明我们这本《堂吉诃德》已经是罕见的低价，仍然改变不了目前市面上定价最高的《堂吉诃德》只有128元的事实——虽然有且仅有我们这本《堂吉诃德》是四色印刷的，成本一骑绝尘。在反反复复精确测算，确定定价168元且以4折发货也不会亏本的情况下，我咬咬牙把定价砍掉了30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原计划全渠道随书附赠的周边，变成了特定电商的限量赠品，而且除我社直销平台慷慨赠送全套周边外，其余附送徽章的电商也变成了随机赠一。击穿底线的低定价让我不敢再大手大脚。希望这个充满诚意的让利能为本书赢得更多的读者。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通过以下两点说明，向被许多现代作家赞不绝口的《堂吉诃德》的中国套盒式结构致敬。
如果把这部《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视作最里面的一个套盒（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一层套一层的套盒了），那套在它外面的是一个叫作“经典看得见”的小书系，本书是第一本。把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配上知名艺术家的彩色插画，让经典不止被“读到”，更被“看见”，这是我们做这一套书的初衷。
套在“经典看得见”这个小书系外面的，是一个叫作“拿云志”的新出版品牌。这套书的后续如何，先卖个关子（友情提示：从英文名上找线索）。
各位，就说到这里，我跟随堂吉诃德拿云去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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