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出自《汉书·东方朔传》，意思是互相呼应。在科技史中，这种现象俯拾皆是。
科学创造——“这边唱来那边和”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国古书《周髀算经》的作者陈子发现了“陈子定理”——“勾股定理”的“妈妈”。
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也发现了勾股定理——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84年，中国明代数学家朱载堉在世界上最早提出音乐、数学中的“十二平均律”。略后，出生于比利时布鲁日(当时属荷兰)的数学家斯蒂文，也提出异曲同工的理论。
数学中著名的“贾宪三角形”或“杨辉三角形”，是11世纪和13世纪的中国数学家贾宪和杨辉发现的。几乎同时，大约在1020年前后活跃在巴格达的数学家阿尔·卡拉吉也得到了这类三角形。而一些西方国家则把它称为“帕斯卡三角形”——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在17世纪发现了它。
1582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这一年，罗马教皇格雷哥里十三世采纳了医学家利里奥斯和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建议，把当年10月5日改为10月15日，并将“儒略历”即“旧历”的四年一闰改为400年97闰。这样，就有了现在全世界通用的“格雷哥里历”即“公历”——也叫“新历”或“西历”。不过，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君。在这位教皇之前3个世纪，中国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等人，就在1280年制定了《授时历》。授时历确定一年为365．2425天，仅和回归年相差0．0003天即26秒。
1074年，中国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浙东察访雁荡山的时候，发现了流水浸蚀后形成的特殊地貌，并由此概括出了流水浸蚀岩石的一般规律性。700多年后的18世纪末，英国地质学家赫顿在“那边和”——在他所著的《地球的理论》一书中，也记载了他的类似发现。
技术发明——并非“风景这边独好”
1852年，法国科学家傅科制成了一个能显示地球转动的陀螺仪。由于有万向支架的支撑，陀螺仪可以让陀螺的转轴指向任意方向。“巧合”的是，现代陀螺仪中的万向支架的构造原理，竟与中国古书《西京杂记》中记载的“被中香炉”不谋而合!被中香炉是一种既在被窝中能取暖而不倾倒引起火灾的“火笼”。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汉唐的古都西安发现了好几个被中香炉。
中国唐朝的《西阻杂俎》记载了用植物找矿的现象：“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无独有偶，约1600年，英国人托马斯·查洛纳爵士和他的堂兄查洛纳，在英国约克郡吉斯马勒的贝尔曼银行以前的地产上，看见栎树叶的色调、树枝、树干、树液和根等的异常情况，发现了第一个铝矿。这一发现，记载于约克郡大教堂的一份手稿之中。
在11世纪，中国的发明家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仅仅过了300年，德国发明家古腾堡就独立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并且完成了毕昇没有做完的“功课”——加上印刷机完成了，一直用到20世纪的“自动印刷”系统。此前，高丽人也发明了金属活字。
为什么在科技史中，会有那么多的“洛钟东应”呢?
首先，科技发展的动力之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既然如此，全人类在这种需要之下，必然“中外同辉”。
其次，科技发展的动力，并不全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例如，像歌德巴赫猜想、非欧几何这样“纯科学”的“洋货”，就始终没有在中国“制造”出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对待基础科学的态度上，不同地域的科技、文明观念是有差异的。由此，我们得到的启迪之二是，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第三，
牛顿力学、微积分这样的近代科学成果，抽水马桶、蒸汽机等技术发明，始终没有在中国“洛钟东应”——我们是“西天取经”学来的。类似，造纸术、马鞍、铧犁等技术发明，也一直没在西方“洛钟‘西’应”——“洋人”们是通过“西传”得到的。这种虽然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却没有“应”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同地域的科技、文明观念也不尽一致；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由此，我们得到的启迪之三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作茧自缚；应走出国门，和世界交流。只有这样，自己也才能“破茧化蝶”，才能加快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正如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所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的成果是全人类的财富。”
以上三点，展现出科学创造和技术发明起源的多种途径。
第四，正如居里夫妇的女婿弗雷德里希·约里奥·居里说，“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证的。”“洛钟东应”证实了这句名言。由此，我们得到的启迪之四是，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自称“世界中心”，拒绝向先进民族学习；否则“先行者”就会变成了“落伍人”，在咄咄逼人的国际环境中处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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