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杨老师的讲座视频整理而成，文稿未经专家本人审阅，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研究背景重复率太高怎么办?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研究背景重复率太高怎么办
本文根据杨老师的讲座视频整理而成，文稿未经专家本人审阅。
作者简介：
杨老师，博士，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省级高层次B类人才，福建师范大学宝琛学者高度人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多家CSSCI、SSCI期刊审稿人，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结题评审专家。研究兴趣为体育学质性研究、体育人类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青年项目各1项，获中国博士后科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1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体育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8篇，发表其他CSSCI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3项。
本节，我们就当前体育学质性研究继续进行探讨，主要来说说缺乏想象力的具体表征。即预设关系的问题、文献运用理念僵化探究、资料收集方式不变通、研究结论反复“炒剩饭”。
一、预设关系的问题探究
一个是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一个是对因果变量展开验证。比方说《女性体育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现状与影响因素——以2000-2015年<体育科学>载文作者为例》这篇文章，作者宣称通过质性分析，提出“自身、家庭、社会等因素限制了女性体育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这个结论一看就是一个常识，结论里的“自身、家庭、社会”很没有想象力，即使不研究，作者也知道“影响因素”可能涉及到这些内容。还有就是对因果变量展开验证，这是很定量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在《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质性研究》这篇文章中，作者先提出了“适度的市场开发可以促进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假设，随后采用三级编码的形式，验证了该假设的成立。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索，一个是对因果变量展开验证，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质性研究是以自身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打开控制、释放思维，不限定条件，自然而然地到自然情境中，开放性地探索某一现象发生的复杂机制与逻辑。但是，当前对于“造成某一现象的影响因素或者因果关系”的质性研究，因为设定了多个抽象化的前提条件，其关注的范围时常在刚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被框定了，这个时候往往会脱离人类行为所发生的自然情境，更容易忽略人类行为主体性的多元可能，以及行为意义发生的情境变动。在这种设定的抽象化前提条件下，很有可能会遗漏一些我们现有知识体系中无法提前预知的一些关键信息，使得研究不具有足够的开放性。
因为我们限定了条件，会导致自然前提下出现一些以我们目前的知识体系没办法了解的东西。研究者一般很难获得超出已有知识体系的令人惊讶的经验材料，只能够发现或验证头脑中依据已有存量知识而推演出来的某些观点或猜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对已有知识体系内部的一些细节或者空缺进行填补，再进行质性研究，进而发展理论，却无法扩展已有知识体系的边界，自然很难形成那种已经超越已有知识，具有想象力的令人豁然开朗的结论。但是，拓展知识体系的边界是更重要的，要往外扩，而不是往里缩。
二、文献运用的理念僵化
文献运用的理念比较僵化，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于已有文献视而不见，第二种是过度使用文献。
（一）对文献视而不见
比方说在《网络成瘾青少年体育干预之行动研究》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对网络成瘾、药物成瘾、赌博成瘾以及干预等相关的实质性和形式文献展开回顾，更没有梳理清楚在“成瘾”领域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体育在应对“成瘾”时已经取得了哪些可以参考的研究成果，尚有哪些待解决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没弄清楚的时候，就仓促地提出希望用“体育干预来阻断青少年网瘾”。这很有可能会形成重复研究。这种重复研究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你讲的东西别人都讲过了，“我”为什么要再听你讲？为什么要发表你的东西？“视而不见”可能源于研究者对质性研究建构理论的神化与误读，认为可以单纯地依赖自身的经验而提出切实的理论。因为我们强调质性研究应该要选置前摄，要抛弃理论阅读，这个在扎根理论里面提的比较多。也就是说先不要读文献，特别是经典扎根理论。很强调对这个东西要一无所知，然后展开研究，从经验中形成理论。但是如果在文章中有意地规避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就更可能导致“炒剩饭”，因为对前人的研究不了解，有可能我们形成的东西还是在前人的范围内。更大的可能是，作者没有意识到具有想象力的学术产出一定脱离不开前人的实质性、形式性，甚至跨领域研究、知识积累和铺垫。
（二）过度运用文献
过度运用文献主要表现为，用理论套现象或用现象套理论，这个是目前做质性研究的初学者最常犯的错误，或者是最容易走入的一个误区。即看到某一个现象之后，“我”一定要体现出我的理论深度，“我”要去找个理论来解释这个情况，但是自己并没有理解质性研究是要发展理论，而不是用前人的理论来印证或者解释某一个现象。比方说，在对“篮球象征符号”的研究中，有位作者认为“篮球的文化意义同样契合了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两个要素”，由此，从符号与意义两个要素出发展开了质性研究的收集，并用资料印证了象征符号和意义理论。这就是典型的用理论套现象或者现象套理论。而在质性研究领域，或者是在做想象力的研究里面，这个时候理论是用来干什么呢？理论是提出问题的起点，而不是用来解释、套用。如果是后者这样的话，我们最终只是对前人理论进行二次传播，证明前人理论很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难道仅仅是为了证明之前的理论好吗？并非如此，而是为了更具有解释力地解释文化现象。
三、资料收集方式不变通
资料收集方式的不变通，可能是大部分质性研究者都会犯的错误。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计一个访谈提纲，另一种是设计一个问卷，针对特定的人群展开调研。这里面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调研提纲设计过于死板，二是选择调研对象时不做调整。
（一）研究调研提纲设计过于死板
比如在“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态度”的质性研究中，作者围绕着“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政策效果、政策行为、政策满意度”等五个因子，采用开放与封闭式问卷形式展开资料的收集。作者并不关心在资料获取过程中，是否发现了超出以上五个因子的新问题。更没有意识到，为了发展理论，质性研究在资料获取过程中需要基于文献-资料的互动与比较，随时对调研提纲做出方向性调整或对调研问题进行重新设置。
举个例子，我们从北京出发，计划去泰山玩，但是在去泰山的过程中，听到有人说“河北哪个地方比较好玩，可能比泰山更好玩”。于是我们就中途拐到河北，在去河北的路上，又听说“最近贵州哪个地方搞活动”。我们又拐到贵州，在去贵州的路途中，又听到什么地方比较好玩，我们又去了那个地方。但是，在质性研究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围绕着某一个既定的框架一直往前走，而是要依据我们收集的资料，与文献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哪一个经验材料更具有理论生成性的可能，再调整我们的访谈对象以及访谈提纲。
（二）选择调研对象时不做调整
如果要调整访谈对象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些运动和调研对访谈对象是不做调整的。比方说在对“运动员比赛失利应对”的质性研究中，作者一开始就设计以世锦赛或者奥运会冠军为调研对象展开目的性抽样访谈，在这过程中从来没有调整他的调研对象。这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对于调研对象不做调整的话，最终只能是运动员自己来讨论，回应他是如何应对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种“当局者迷”的情况，那“我”是如何应对的？“我”自己讲可能还不是特别全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访谈教练员、访谈他们的家属，访谈他们的后勤保障人员以及他们的对手等。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改变“当局者迷”的情况。研究者根据访谈情况写材料，从而形成结论，这相对于已有知识体系就可能会有突破。
（三）“资料收集方式不变通”问题剖析
资料收集方式不变通，主要是因为对于质性研究“迭代”的认识不足，仅仅依靠预设的访谈提纲和对象所收集到的资料，展开对文本的“归纳”。秉承这种教条化逻辑的研究者，往往会针对已有文本展开分析，尽早开始思考可能产生突破的方向，甚至遮蔽了他们发现的研究对象前场材料。事实上，文本的再生产必然来源于特定社会情境，并受情境变动的影响。比如，当下访谈情境，受访者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对此类材料保持高度的敏感。同时，“迭代”的缺乏必然导致资料的过早止步，并在预设中单一化，很难超越研究者的经验主义思维。关于“迭代”这一部分内容，感兴趣的作者可以去看一下《体育科学》上刊登的专门关于扎根理论的“迭代”思维的一篇文章，可能对于我们做质性研究有一定的帮助。当我们有“迭代”思维的时候，形成的结论一般来说都会超越目前的知识体系。
四、研究结论反复“炒剩饭”
（一）主要表现
研究结论反复炒剩饭，主要表现是“印证已有理论观点”。比方说在“城市体育文化民众意向”的研究中，作者经过三级编码后形成了“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四个意向因子的结论。从形式上看，经由逐步抽象后锚定的研究主题作为核心结论，看起来能够统领其他的类型，起到对构成城市体育文化要素的核心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这四个意向因子，就会发现，这是文化生态学领域早已成型的一个分析框架。既然是早已成型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完全没必要花大量的功夫去访谈这么多人，去分析材料，最后形成文化生态学里面的一个常识。这里的研究几乎就是一个重复研究。
（二）为什么会“炒剩饭”
1.理论“生成性”认识不足
真正的质性研究，强调在意外现象所产生的问题驱动下的理论的生成性。我经常会跟学生说，你要去关注一些跟你常识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一些意外的现象，应该从研究对象的困境中去突破已有知识体系的盲点。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调研，自己写一个清单，要问什么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是否跟自己的研究对象所关注的问题一致，根本就不去思考。
2.受已有知识的“污染”而存在理论预设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块白板。我们在下田野之前或者是做访谈之前，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知识，或者受到已有知识的一些“污染”。一名清醒的质性研究者，即使受到已有知识体系的“污染”而存在理论预设，但会在互动的情境中，依据涌现出来的经验材料而逐渐解构自己的预设，并形成新的思考方向。比如说，刚才讲的旅游，从北京到泰山，从泰山到河北，再从河北到贵州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解构原来的预设，形成新的思考方向。
3.无法在先验知识与现实意义间张力的影响下解构预设
知识的生产必须在人与人的互动情境中形成，研究者的科研素养及摄入程度也必然影响到该过程。于是在经验支持与现实意义间张力的影响下，研究者在进入互动现场时，起初的假设必然会受到挑战。有过田野调研的人就会说，还是要下田野，看再多的书都比不上去现场。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田野中我们会超越已有的知识体系，会获得超越已有知识体系的一些经验现象。这里面需要明确的是，文章的结论是否提供新的动机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也就是说你的文章是否具有想象力。一般来说，结论与已有知识体系间的距离越远，想象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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