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贯之道”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孔子对尧舜禹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中对这一价值的贯彻一贯性。此两个维度上的“一贯之道”，其实也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天道，即性，即“仁”。“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是内在精神活动上的“允执其中”；“恕”是外向行为实践上的“允执其中”。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还重建了个体的身心秩序。“仁”之哲学，即是“中”之的哲学。
孔子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把追求人生理想看作比珍惜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面对死亡，虽然祈求上天，但他毫不畏惧，正是具有这样的品德，他才有把这样的品德传下去的责任，所以他无所畏惧。孔子曾说，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他们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道，他们宁愿牺牲生命来完成仁道。《论语·卫灵公》有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道是仁道。他的仁道是通过忠恕之道呈现出来的。孔夫子晚年时期，曾子在带着学生读书，夫子慢悠悠晃了进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问怎么说呢？夫子很镇定地回答，“唯。”夫子转身就出去了。曾子的学生却一头雾水，曾子于是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当年提出“一贯之道”时，第一代弟子可没有任何疑问。跨过时间的长河，到了唐宋，居然成为讨论的一个大问题。唐朝时期，佛教文化异常昌盛。从大知识分子到小知识分子都在谈论佛教。这让曾经发起古文运动、有极深忧患意识的韩愈重视了起来。佛教掀起的外来文化，让韩愈感到中国文化即将断裂，这个有汤禹周王传承的国家文明似乎将走向灭绝。于是，韩愈提出了一个关于“道统”的问题。“道统”该如何传承呢？孔子的“一贯之道”就引起当时的关注。
孔夫子的一贯之道到底是什么呢？理解一贯之道，需要我们重新理解儒家思想的几个基本观念：礼、仁、忠、恕。
礼。礼的本意是制度。周公制礼作乐，首先制定的是西周社会的整体制度。比如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天子、诸侯、卿、大夫等，承认他们的存在，规范他们的存在方式。大家各司其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有人都形成了一个“社会共同体”。孔夫子的礼是为了重建文明的秩序，为天下人重建心灵的秩序。
在孔子看来，从天道的和谐到人道的和谐。儒家讲和谐，一是不同，容纳差别性、包容差别性、承认差别性。二是秩序，对差别性进行规范。前者叫和而不同，后者叫有序的和谐。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仁。仁是什么呢？温良恭俭让，只是外观，仁的状态需要发自内心。在孔子看来，仁来自于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仁，它是天生的人性。因为它是内在的，人性不同，人异其面，人性不可测度也。
忠。在孔子的观念里，忠，更是对自己负责。这样说也是忠的本意。按照孔夫子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仁，它是天生之德而成其为性。“忠”在今天的语境中一般有个对象存在，比如说“忠于人民”。从字面上理解，忠，上中下心，就是正心，它并不从外部的关系中寻找，而执着于内在的心灵。我们只需要把日常生活所思所行审查一番，看它和我们所获得的中正之体是否合一？合了就为忠。
我们用什么办法呢？孔夫子说，只有一种方法——省，就是反思。忠，实际上是个体的反思，并不涉及我和外在对象的关系，只是涉及我和我自己的关系，正因此，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人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反省中，真实的自我才得以呈现。所以孟子后来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种愉悦是道的愉悦。
恕。现代人以为，恕就是原谅。在孔子看来，“诚于中必形于外”。恕是一种关乎仁的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内在之仁，必得通过恕来呈现。我凭什么宽恕你呢？就是“如心”。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恕”的体现。
天道与人道连接，人内外相合，建构起个体和世界的整体联系，上下内外通为一体，忠恕就是联系全部的核心环节。当我们现实每个人都能做到忠恕，礼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礼和仁是根植于天道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的“一贯之道”有三层含义：
一是融会贯通。贯穿、贯通，一个思想，贯穿所有的思想，所有的道理，都是一个道理。我们今天讲的系统学习，知识不要碎片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贯彻到底。把融会贯通的思想贯彻到底，不要东想西想。
三是一贯坚持。一以贯之，一贯如此，专注坚持。不管世事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别人怎样，不管多少诱惑，坚守原则，一贯如此。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国家政治清明，我见用于世，国家政治黑暗，我不投机、不参与，我闭嘴，明哲保身，但不改变我的观点和立场。
儒家的一贯之道，即是儒家的学问，是关乎生命的学问。这个生命的学问和成就我们自己、成就社会或者说成就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