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8年春,王阳明终于经过长途贬谪奔波到达龙场。龙场地处贵州西部,彼时四周群山环峙,森林茂密。那里毒蛇、毒虫横行,笼罩着瘴疠之气。当地居民——苗人、僚人等土著部落—讲完全不同的语言,王阳明很难同他们交流。那些能够同他说话的人,都是逃窜到这一地区的盗匪。
更有甚者,他还得为获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例如,由于土人都住在洞穴里过着原始的生活,他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以居住,他不得不自己动手搭建一座小茅屋。但是,这样草草搭盖起来的茅棚,难以遮风避雨。于是,他移居东峰一处洞穴,并称之为“阳明小洞天”。然而,就穴而居只是解决了阳明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还得采薇种粮。同时,三位仆人都生了病,王阳明自己砍柴、取水,为病人煮粥。
正是在这种深感悲苦的处境之下,他再次认真思考意义问题。他再三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在思想上,他大概非常清楚地知道,圣人不论多么与众不同,还是必须应付外部环境。他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创造出一个新环境。于是,他冥思苦想的中心问题就是改变外部世界、有所作为的意义。
的确,自从在阳明洞做出返回社会的抉择之后,他的大志就是“用世”。那时,他相信以传授知识用世,比政治上用世更有意义,因此,生活的伟大任务就是通过授徒传播儒学。然而,他感到儒学是不能在荒山野地传授的,因为关心社会的取向是儒学的基本精神。
王阳明非常清楚,他与刘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正义的行动而遭受这种异常痛苦的惩罚,却难以让人接受。赴龙场途中,他曾试图逃亡,这表明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问题就变成:
在这样的处境下能有什么作为呢?在这样的处境下做圣贤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困境中,儒家圣贤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吗?
王阳明再次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因此,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达到自我净化;或者说,超越一切形式的私欲。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他感到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能够超越富贵得失的世俗价值,感到他能够欣然接受自己的命运。
然而,他还不能够完全克服死亡的恐惧。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烦恼。最后,他只好采取孤注一掷的应对办法。他造了一具石棺,日夜在石棺前端坐。他领悟到,“格物”的真正意义应求于内心,而不是求于外部。
根据大家公认的记载,事情的发生非常有戏剧性:在值夜之时,他辗转难眠。忽然,他感到有个声音在对他讲格物。他在恍惚之中呼喊欢叫,从床上跳了起来。他的仆人吓了一跳。王阳明初次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在王阳明的个性发展中,在中国思想史中,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依靠纯理论的论证是不能确切地掌握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因为经验因素本身起了重要作用,不应被忽略。对于王阳明来说,禅宗佛学问题、道家问题,甚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儒学,都是次要的。他的狂喜并不来自于他突然认识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而是来自于他认识到不论外部局面多么令人绝望,他都应矢志不渝地争取做圣贤,因为圣贤的意义就在他自己的本性之中,内心的力量足以使他承担这一任务。
以前,做圣贤与有所作为紧密相联,或者在政治领域有作为,或者在教育领域有作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龙场考验之前,与王阳明做圣贤的抉择密切相关联的,是他期望做一些有益于世界的事。因此,做出成就的动机融入了他做圣贤的取向。
现在,王阳明不得不完全放弃以取得成就为目的的想法。的确,在生死莫测之时,他如何去想在世上大有作为呢?
另一方面,他不能把过去求做圣贤的努力完全置诸脑后。因此,王阳明要么必须从做圣贤里面除去成就概念,要么彻底修改成就概念的涵义。剩下的惟一选择,是完全放弃这种努力。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似乎不是完全放弃做圣贤的努力。他可能有意识地避免一切内心的紧张,并回到以前的心态。但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面对新环境的挑战,并证明他自己有能力挑起新担子。
于是,他主要关心的事情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成就。现在,他的目的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内在的收获。因此,对于他来说,“如何做圣贤”就是如何通过内心的力量达到自我实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似乎是说,圣贤之道存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做圣贤等于是通过自我努力,实现人的真实本性。因此,社会承认是自我珍重的反映,即使整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必须在社会关系的场景中进行。
我们看到,在大悟之后,他从未放弃他对儒学的信仰,也没有放弃他作为官员的社会角色。即使在流放之时,他作为儒学教师的使命感也没有丧失过，但是，王阳明被迫切断了与家庭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儒家是必不可少的。他有充分的理由离开人事繁杂的儒家世界,漫游在禅修似的洒脱无羁的精神领域。的确,他面对死亡的方式,可以按佛教的出世精神做很好的理解和评价。
“心学”由此而生，格物致知再也困扰不住这位内心得到升华的“儒家学者”，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带着心智的成熟和看淡世事的心态，王阳明做好了重返官场的准备，同刘瑾的斗争还要继续，平定叛乱也要有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