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一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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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特工”打入中统和日军内部
在间谍圈里，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都颇为常见，但同时为五家客户做事的间谍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属于独一份了。这位名叫袁殊的“红色特工”除了是我党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之外，还同时有着中统、军统、侵华日军以及青红帮的五重身份。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五重间谍身份，
抗战结束时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国民党甚至一度还打算在抗战结束的时候以汉奸罪名起诉袁殊。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4月出生在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袁殊8岁的时候随母亲贾氏来到了上海投奔父亲袁晓岚。在上海读书的几年中，袁殊接触了各种思潮，参加了五卅运动，还改掉了自己的原名。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8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还在他父亲的友人胡抱一的提携下加入了国民党，但这一关系并没有避免袁殊在“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清党的命运。
1929年，袁殊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并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袁殊与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表哥贾伯涛还拥有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身份，因此袁殊接到了打入国民党特工组织的指示。
在1932年进入系统后，“朝中有人”的袁殊可谓是平步青云，成为中统的一枚红人。后来他在吴醒亚介绍下，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通讯社之一——新声通讯社的记者。
在新闻学学术领域，袁殊颇有建树。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概念的人，还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多“第一”的纪录，而且袁殊善于交际，期间他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工作，还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正由于他拥有这一渠道，袁殊的涉日消息又快又准，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这自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
但在1935年，袁殊暴露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被军统特务逮捕。在审讯中，袁殊除供出自己参加“中统”的内情外，几乎什么都没交代。
考虑到吴醒亚的面子以及日本方面的反应，袁殊很快就被释放了，随后他再次赴日留学，继续为日本外务省工作。
成为“五重间谍”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袁殊于1937年春回国，同时为中统吴醒亚以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工作。
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并开拓情报来源，袁殊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潘汉年重新回到上海，此时袁殊主动找到了他，认真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经历，同时将一份从日本带回的军用地图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潘汉年，表示愿意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自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成功地打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与日方颇有联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
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就这样，袁殊获得了军统的身份——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兴亚建国同盟”，俨然成为了一个汉奸小头目。这样，袁殊有了共产党、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红帮的五方背景，成了“五面间谍”。
为中共提供大量珍贵情报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深入日军阵地侦察，把这些军事情报统统提供给了潘汉年，部分情报也在经过选择之后交给了戴笠。
而在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率领军统特工成功炸毁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此后，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国民党方面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另一方面，袁殊打着“岩井公馆”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钱为党组织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了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这一时期，袁殊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与对待国民党一样，袁殊交给日本人的情报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是可以通过公开途径找到、没有特别价值的情报。
而袁殊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包括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
总而言之，袁殊获得并交给党组织的大部分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依靠着袁殊获得的战略情报，党组织建立了一系列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袁殊还亲自救出鲁迅夫人许广平并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袁殊的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当时的袁殊虽然公开背着“汉奸”的骂名，但他却在隐蔽战线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袁殊与日伪、国民党、共产党都有联系，对此日伪、共产党、国民党等各方都知道，但袁殊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中国共产党。
虽然日伪和国民党对袁殊都不太放心，对他进行过调查，但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闪失。
抗战胜利后，得知国民党将以汉奸罪名起诉袁殊，中共将袁秘密转入根据地，并于1946年在根据地重新入党，后任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
建国后袁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负责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袁殊病逝于北京，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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