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三角以前的老大连纺织厂西侧有一条弯曲的街路，叫四二七路。看到这条路名，第一反应这一定是为了纪念一个日子。类似的命名方式在大连还有很多，比如二七广场，为了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命名；比如一二九街，为了纪念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比如五四路，是为了纪念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信这些名字的路街，在全国很多地方都会有。
但是四二七路的命名却是发生在大连本土的事件。大连纺织厂的前身大连福纺厂，是1925年日本人开设的纺织工厂，当时有1000多名中国工人。面对着日本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1926年4月27日，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领导全厂1000多名中国员工发起了罢工，历时百天，日本人终于答应了改善工人待遇等全部八项条件，成为当时继省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后又一次有着全国影响的大罢工。当时作为党的工运最高领导人的刘少奇还协调广东国民政府资助了福纺工人2500元钱。
就在这条路旁，我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著名的“筒子楼”:两两相对，一条贯通的大过道横亘其中，过道两侧排列着几十个狭小的房间，邻居们大都属于同一个单位，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过道里堆满杂物，只留下一人通过的空间。退回三四十年前，估计一到饭点，一扇扇门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打开，各户的谈笑吵闹混着炖汤的香味，炒菜的油烟味，熬中药的苦药味以及廉价白酒味在整个走廊融合发酵，又在广播中邓丽君“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罢”的甜腻腻的歌声和孩子哭闹声中蒸发。春去春来，这并不浪漫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永远是筒子楼里沉闷的背景音乐。筒子楼，既是一种建筑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时代倒影，记录着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暖醺几家寒，，，，，，
我曾在一家四五百号人的工厂待过十年。由于厂子经济条件限制，盖不起整栋的职工住房，每年工会只能买几套房子作为职工福利分房。你想想那个年代，僧多粥少，分房是按照工龄，婚龄，人口，家里住房面积等等因素来打分的，厂里还煞有其事成立分房委员会。人们的底线是宁可让老婆也不让房子，于是每年这个时节，没有分到房的职工有抱孩子上厂长家闹的；有提着几斤点心两瓶酒送礼而被厂长把礼物拿到职工大会当场公开的；还有的职工干脆来个霸王硬上弓，直接把家具锅碗瓢盆孩子尿布老婆的花裙子都搬到车间换衣工休室的，，，，，
时代在发展，现在我们的解决居住问题的式样和渠道已经很多了，比如高层，小高层，多层，豪宅，炒房，排号，按揭，月供，房奴，蜗居等等等等，关于房子的名词，占据了我们生活相当大的一部分，可是千年前古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解决了吗？！即使住上高楼大厦，但在现代城市坚固的矩阵中，我们渐成孤岛，用永远风光霁月，繁华锦簇的万能朋友圈来伪装自己，我不知道，哪一种生活可以更轻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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