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常识，据阿伦特《The Life of the Mind》阐释，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姑且译为“社群通感”阿伦特曾师从伽达默尔研究伽达默尔的学者指出，常识或社群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一起，构成伽达默尔阐述的人文主义的四项核心观念（何卫平，2015，“伽达默尔的 sensus communis 刍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1卷第1期；汪丁丁，2014，《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五讲附录一“关于常识的思想史考察”）可是，潘恩《常识》开篇即说，强权借助时间，可使常识丢失（Thomas Paine，1776，《Common Sense》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潘恩之后两百多年，科学昌明，相当于当日的帝国强权强权借助时间，可使常识丢失，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主义”——即以科学为人生唯一指南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常识全集?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常识全集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常识，据阿伦特《The Life of the Mind》阐释，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姑且译为“社群通感”。阿伦特曾师从伽达默尔。研究伽达默尔的学者指出，常识或社群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一起，构成伽达默尔阐述的人文主义的四项核心观念（何卫平，2015，“伽达默尔的 sensus communis 刍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1卷第1期；汪丁丁，2014，《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五讲附录一“关于常识的思想史考察”）。可是，潘恩《常识》开篇即说，强权借助时间，可使常识丢失（Thomas Paine，1776，《Common Sense》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潘恩之后两百多年，科学昌明，相当于当日的帝国强权。强权借助时间，可使常识丢失，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主义”——即以科学为人生唯一指南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从潘恩为《常识》第三版增补的序言，我们知道他将“时间”与“习俗”置于“理性”的对立面。因为，习俗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巩固且更具说服力，以致终于可以战胜理性。类似的情形发生于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观念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巩固且更具说服力，以致终于可以战胜理性。这里“理性”一词必须是王国维翻译为“理由”的英文单词“reason”（这也是潘恩使用的理性）——即法官使用的符合常识的理性，而不是英文单词“rationality”——即基于康德想象中的“先验”正确的逻辑推演的理性，王国维译为“理性”。reason在法庭用语“beyond reasonable doubt”里面意味着合情合理的“情理”，而rationality则意味着逻辑无矛盾。情理或理由，梁漱溟更追溯至宋明理学和古代儒学传统之内，释名“性理”——心性之理，然后，他相信是口语的辗转相传而流于“理性”这一惯用短语。中国人的性理，似乎从未离开常识。但是中国人的生活逐渐现代化和西方化，性理也变为理性，似乎不再基于常识。
假以时日，强权可能使自己确立为习俗。如果常识寓于习俗，那么，困难的事情就是当习俗不再与常识相符时如何定义常识。科学昌明以前，它是依照常识说理的哲学的一部分（陈嘉映《说理》华夏出版社2011年），陈嘉映更愿意称之为“哲学-科学”——不是科学哲学也不是关于哲学的科学而是在哲学基础上的科学。不过，自从伽利略借助望远镜看到天上的世界其实也是物质的之后，科学与哲学分道扬镳（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另一方面，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日常生活“全球化”以来，地球各局部的“社群”之间交往扩大。面对全球化，常识或社群通感究竟是指哪一社群的通感，亦或泛指人类的通感？很可能因此，地球各地域的社群通感之间发生冲突，战争以及恐怖主义泛滥。可见，科学与经济的全球化，或如海德格早已预言的（“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孙周兴中译本《海德格尔选集》下卷，页1005-1060），“地球和人类的完全欧洲化”，可能使本土社会的常识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
不过，海德格尔在《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孙周兴中译本）里也曾“笨拙地”说过，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可从语言里寻觅常识，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字源学和阐释学方法的话。即便不诉诸语言，我们也可以寻觅常识。因为，最初的常识必定基于每一个人的身体感受。对于人类身体感受的性质，如“黄色”（视觉）、“坚硬”（触觉）、“甜味”（味觉）、“花香”（嗅觉）、“风声”（听觉），不妨设想每一性质可由正态分布加以描述，那么，关于这一性质的常识（通感）就对应于正态分布的峰值（均值）。身体的遗传结构，与社会演变的速度相比，可视为不变。在不同语言中，这些通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翻译，可能确立人类通感。
也因此，基于身体的常识，很难改变。例如，现代人的“正念”修行，模仿瑜伽师的呼吸方法，力图返回类似《庄子》“大宗师”描写的颜回“坐忘”的身体状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事实上，关于静坐修行晚近十年发表的脑科学报告表明，经过1500小时训练，脑内神经元网络统计显著地表现出“静以通天下所感”的能力——这种智慧在文明演化中逐渐被聪明与知识遮蔽。又例如，我们很难同意“自由”就是愿意终生被束缚于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屋。所以，古人的自由（严复译为“自繇”）与今人的自由，在身体常识这一端是不变的。改变了的，是远离身体常识的那一端。人的生存环境日益复杂，所谓远离身体常识，就是说，人对环境的理解，越来越需要借助间接手段而不能直接基于身体感受。凯恩斯说，节俭是私人美德，但若推广至全体的行为，则可使经济萧条蔓延以致损害每一个人节俭的初衷。气象学家洛伦兹指出，墨西哥湾一只蝴蝶煽动翅膀的频率有所改变，可能引发美国德州的热带风暴。这类复杂性，人类仅凭常识难以想象，只能凭借数学计算或观测手段加以推测。数学计算的实质是运用同一律和矛盾律，以及违背数学直觉主义立场的排中律，并试图从逻辑可能的各种表达中寻求最令人满意的表达。与数学的“先验”必然性完全不同，观测手段是经验技术，它寻求偶然（随机）事件之间的统计相关性质。
在先验的数学定理与经验的技术手段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科学”。中国的互联网，最大遗憾在于谷歌退出中国而百度早已沦为政商两界的娼妇。例如，百度检索“科学”定义所得，感觉如同走进文化沙漠或广袤的荒原。转而求助于 iPad 的带有字源学注释的英文字典，science，源自拉丁文，意思是“to know”（知），从法文引入英文，十三世纪演变为“知识分支”或“通过研究而获得的知识”，十七世纪后期演变为“非艺术类的研究”，于是，在传统的“理论真理”——关于永恒真理的认识论，与“技术效果”——意在获取实践效果的方法之间，似乎，“科学”既寻求理论真理又获取实践效果。现代科学是人类的这样一种活动，它在行为学视角下可定义为：借助于观测数据和可重复的实验，有系统地从事研究。
论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我同意阿瑟的见解：技术独立演化，科学是它的副产品（参阅 Brian Arthur，2009《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s it and How it Evolves》Penguin Books，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曹东溟、王健中译本《技术的本质》汪丁丁的“中译本序言”）。但是，这里需要定义“技术”。阿瑟《技术的本质》提供了三种定义。第一个定义，需要参照诸如马林诺斯基这样的人类学家为“文明”提供的定义：an entire collection of devices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s available to a culture，直译为：一个文化之内可利用的器械与工程实践的总合。更狭义的定义是：an assemblage of practices and components，直译为：实践与成分的一套组合。最接近经济学的定义是：a technology is a means to fulfill a human purpose，简单译为：技术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由上列三种定义可见，技术通常被归入“实践”而不是“理论”，这是古希腊哲学自亚里士多德就已形成的定见。理论的，希腊词根（theo-）意思是“与神有关的”或“关于永恒事物的”。技术的，希腊词根（techni-）意思是“关于偶然事物的”或“面向瞬息万变的经验世界的”。关于实践的字源学考察表明（参阅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五讲附录一里概述的曲折历史），简单地说，实践智慧被遗忘了两千多年。在它被遗忘的这段漫长岁月里，技术的社会地位远低于理论。例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始终被认为而且他们也自承是“工匠”。在中国，晚周已明确区分了“技艺”远低于“道德”的社会地位（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根据《礼记：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二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身体常识的最初扩展是技艺，典型如医、射、御、乐、画、舞，再扩展而为“百工”。故而，常识随技艺的社会地位而下降，很难见于正史。常识的回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的民主化。所以，中国人观察西方人的现代崛起，经验地概括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大因素。其实，套用黑格尔的术语，“科学”是“神学-技术”这一对正题和反题的合题，科学通过对神学与技术的综合超越了它们，成为近代以来的主导文明。常识呢？借用许茨的术语，科学是基于常识的二次建构。例如，常识说，太阳从东方升起。科学说，没错儿，不过，这是因为人生活在地球这一特定行星的表面并且这一特定行星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从西向东自转的，一般而言，从行星表面的任一点看上去，恒星可能从任何方向升起——取决于行星自转的方向和自转轴的角度，以及“恒星-行星”体系的特定结构。这样，科学就将身体附近的常识推广为远离身体的定律——常识是定律的特例。科学也超越了数学的确定性，庞加莱、罗素、怀特海，他们在不同主题的论述中顺便地想象过数学确定性的人类起源，例如，2和3相乘等于6，怀特海（《思维方式》）指出，在经验世界里必须假设计量单位的不变性。罗素（《人类的知识》）认为人类之所以相信逻辑基本定律是因为不如此就“不舒适”。庞加莱（《最后的沉思》）想象过火星人的认知方式以及数学确定性是怎样依赖于人类这一特定物种的“物理-生理-心理”结构的。因此，科学很可以在将来发现某一不同于人类的物种，对那一物种的理性思维而言，同一律和矛盾律不是必须的，排中律反而成为唯一的逻辑基础。由此不难想象，科学终将确立适用于全体理性物种的逻辑学，使我们人类的逻辑学成为它的特例。
阿瑟引述的“技术”定义还让我们想到“文明”的涵义。据说，关于“文明”，定义多达百种。不过，我接受钱穆的注释，将“文明”与“文化”视为一对范畴，前者偏重于外在的生活方式而后者偏重于内在的情感方式。例如，技术隶属于文明范畴，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属于文化范畴。在我的理解中，唯有精神生活是超越文化的。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的英文标题，直译其实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可见在他那里，“文明”的语用与钱穆的十分接近。
寻找本土社会的常识，可借助语言考古，也可借助身性修养。林语堂说，西方的人生是技术的而中国的人生是艺术的。在他生活的年代，他的这一判断，可谓“入木三分”。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技术的了，故而，我们只好说，中国的人生应是却还远不是艺术的。与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似乎相反，最近三十年，西方兴起了艺术人生的潮流。在这一潮流里，概而言之，为了追求艺术的人生，技术必须是艺术的。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提供了不朽的案例。
艺术，这一语词的英文经由法文源自拉丁文。大约十三世纪时，它的意思是“由学习或实践形成的技艺”。在中古英语里，它尤其意味着学者的学习与研究技艺，成为人文艺术七科之一。首见于1620年，它的意思是“创造性艺术的技能”。于十八世纪中期，“艺术”与“精致的”连用，出现了“美术”一词。十九世纪中期，首次出现“艺术批评”的记录。我们现代人使用“艺术”这一语词，主要的意思就是指创造性的技能。例如，怀特海认为，不同于灌输“僵尸观念”（innert ideas）的官僚化教育，传授“有生命力的观念”（vital ideas）的教育依赖于现场教师的天才（教学的艺术）。又例如，学者从无数可能方向当中选择富于成果或至关重要的研究方向，这种能力被称为“选题的艺术”。这里出现的，是基于良好判断力的创造过程。所以，比艺术更普适的语词，是“判断力”。不难理解，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被认为是美学著作。
技术进步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它需要开发的，是更广泛的智能与创造能力。虽然“奇点临近”，但是机器人仍需要获得更好的判断力。可是，判断力是艺术的而不是技术的。
附录：两篇旧作，记录了我自己的思考过程。
常识丢失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于是，怎样拾回常识？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预备性的问题：什么遮蔽了常识？
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由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习惯行为构成。只有绝小的一部分行为，哈耶克认为远远小于日常行为的千分之一，可以不依靠习惯。行为不依靠任何习惯，我们说，这样的行为是创造性的。要论证这一见解，只要想想“习惯”是什么。首先，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他习惯了的。其次，任何工具之于工具使用者，可视为身体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刀剑斧钺是手的延伸，车马是足的延伸，诸如此类。第三，身体生存环境除了物质部分，还有非物质部分，即事物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有我们习惯了的事实，有我们不习惯的事实。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习惯了的事实。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以致沿街散步弊大于利，这是我不习惯的事实。
习惯，与常识关系密切，与遮蔽常识关系密切。习惯其实是我们脑内演化形成的分类方法，从单纯的官觉“视听触嗅味”，到情绪的波动“喜怒哀恨惧”，及至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抽象的观念结构。不难看出，诸如官觉和情绪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由遗传决定，故不能有很大改变。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形成的习惯，可以跨种族并且跨文化而保持一致，所以，不妨称为“人类通有的习惯”。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中医传统及其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通有的习惯。此外，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旨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常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通过这一方式拾回常识。不同于身体的习惯，关于社会关系和观念结构的习惯可以迅速改变，既可有显著的跨种群差异又可有显著的跨时空差异。古代典籍，现代人往往不懂。移民的后代，可获得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习惯。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古人有常识，因为那时习惯与常识相去未远。如果习惯久已改变，我们从何处获得常识呢？这是现代中国人或迟或早要求解的最严重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心性的。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大约写了一辈子，至少那篇序言，他写了几十年。在那篇序言里，他宣布，要让世人懂得儒家伦理学，首先要写一部儒家心理学著作。因为，伦理学是理论，针对的是心理事实。事实早已丢失，谈何理论？他指的事实，以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古人心里的常识。孔颜对话，文字极少，绝大部分意义是由当时的情境显现的。然而，情境难以被文字记录和传承。故而，前辈的德行与理论，常常只有理论留给后代。这就很让后代为难，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我们只知道那是前辈留下的理论，穷经皓首，欲求通解。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复原当时的情境，那些理论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意义消失了。
那么，常识就是伦理事实？伦理事实，依照梁漱溟所述常识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与情境的论述，就是人伦情境。最简单的人伦情境，例如，请客时人们围坐于餐桌的顺序。广义而言，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座位排序”问题。可是排序的规则，谁能完整地写出来？那些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任务的读者，不妨去读维特根斯坦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之间在剑桥大学的“伦理学演讲稿”。
情境是不可言说的，尤其是，古代伦理学针对的古代情境，早已被现代情境取代。那么，怎样拾回常识？换一个角度表述，我们缺乏的不是现代情境，而是古代情境，古代的人伦情境。反复端详这段文字，我意识到还应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在引发我们这番感慨的现代情境内，我们感慨的，有诸如“世风日下”或“物欲横流”这类意思，但若说我们希望返归古代的人伦情境，则又显牵强。古代情境早已逝去，任何成熟且合理的社会，都不至于一心向古从而放弃现代生活。这样，我们的问题或可转换为：怎样拾回中庸？
我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并无普遍的“常识丢失”之感慨。与西方社会的同一时期相比，中国社会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激烈的变迁。作为中庸的常识，就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丢失了。革命时期，最容易丢失的教养，就包括中庸。革命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教养，也是中庸。借助最近几年的教育实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德行教育的首要问题。
今年杭州品茗，湖畔居之外，朋友送的各类高档茶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我已“抽样”调查了几十次，龙井、白茶、毛峰、径山、猴魁、……，居然都不如我带到杭州来的一种信阳毛尖，细看商标，写着“新林玉露”，此茶，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我认为无出其右，故随身带到杭州。在杭州，今年品茗，我的体会是：茶的质量普遍不如去年，而去年似乎又不如前年和大前年，也就是说，杭州的茶，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民风不古，这是主要原因。两年前，我在湖畔居就已听到关于“催芽剂”和“量产”树种这类传闻，后又获得确证，想来，茶农使用这类“新技术”不止两年。茶叶越来越光鲜肥大压秤，也就越来越违逆品茶人和爱茶人的心境。价格随工资增长，但质量却与价格呈反比。这是典型的中国现象：因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增率远低于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增率，故而，长期以来，劳动的技术和品质，不能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市场原本不健康，更有严重的政府失灵，为富不仁者，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艺二代、……总之是因教养严重不足而形成的各类“流氓二代”，越来越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激发仇富情绪。日久天长，如美国黑人孩子那样，学习成绩故意不好，因为“好”是白人孩子的特点，不值得敬重。若一个人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为何还要奋斗？若一个阶级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们为何还要奋斗？既然无望，不如醉生梦死，坑蒙拐骗偷，灵魂要下地狱的，先是你们流氓二代，然后才是我们“贫二代”。信阳的一种毛尖，怎么超过了杭州的龙井？杭州茶乡，汽车尾气的污染和人心的污染，我推测，是首要原因。探讨茶的品质，我不信任何茶学院士提供理论，我只信自己的味觉和嗅觉，这两种感官的敏锐，在我是天生的，故而对美食有一种基于感官直觉的判断。替朋友设想，我的建议，试着找到更好的安吉白茶，我的抽样数据显示，安吉白茶的品质，比江浙安徽出产的其它种类的茶，以更高的概率，更高。不过，仍不如我保存的那种信阳毛尖。最后，记住，不可相信任何考究的包装或名牌，只能相信你自己的味觉和嗅觉。拿到茶，靠你的味觉和嗅觉，自己判断。卖茶，必须允许消费者现场判断，然后才可讨价。照此发展，中国产品的质量，不要说永无接近日本产品质量的可能，甚至要低于印度和东南亚产品的质量。政策制订者必须明白，坐在办公室里制订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无济于事。因为经济活动不是官僚活动，你必须懂得一些市场原理，你必须理解人均收入在每一阶段人们心里想着的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着的通常不会是富家子弟接受更好教育所想着的那些目标。所以，为了更高的产品质量，穷人孩子应比富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不过，为了有更高级的品味，富人孩子应有更好的教育（教养）。（发布于2012年4月20日《IT经理世界》）
常识，假设，真理
常识可错，这是一项真理。但它之所以是真理，只因为它可以独立于情境。按照“常识”这一语词的意思，它一定与经验有关，它必须是关于经验世界之内“常”发生的某一类情境的“识”。因此它可以错，因为经验只能是类似而不能是一模一样，后者叫作“同一”。既然是类似，就可以有类似的程度，于是“常识”便可能因为类似程度足够低而成为“错识”。以上推理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它所推断的常识所依赖的情境。换句话说，以上推理是“先验”（独立于任何经验）地正确的。先验地正确，当然就是“真理”——首先它是“理”而不是“事”，其次它是“真”的。
真理的反面是假的理。例如，若“常识可错”是真理，则“常识恒真”就是假理。常识的“真”与真理的“真”不同。理的真，是指独立于经验世界的真，故而是抽象世界里的真。抽象的世界，可以是逻辑的，但可以不是逻辑的，因为逻辑只是抽象世界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不论如何，逻辑的真，是一种抽象的真，故而是独立于经验世界的真。例如，“A不是A”是逻辑地不真的。虽然，A若被视为经验世界里某一事物（例如“这是一片云”）的指称，则A不是A几乎就是符合常识地真确的。以我们的“时空”常识而言，这一片云总在改变着，说它不是同一片云，如同说我们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总是可以理解的。
常识于是可以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表达，例如：（1）“这一片云不是它自己，它变成了另一片云。”或者（2）“这一片云变幻莫测，但仍是它自己。”或者（3）“当这一片云不会与另一片云交融时，虽然变幻莫测却仍保持是它自己。”或者（4）“由于构成一片云的气体很难与构成另一片云的气体加以区分，所以任何一片云都不能保持是它自己。”或者（5）“如果你在这一片云之外观察它，那么它可以保持是它自己。”或者（6）……。注意，每一表达，隐蔽地或明显地，包含了一些假设。事实上，表达离不开假设。
同一常识的诸多不同的表达，或许有些是真理，有些一定不是真理。否则，“常识可错”是真理吗？此处“常识可错”有两种可能的理解。其一，常识的表达有错误，不是常识本身的错误。其二，常识本身是可错的。对于这两种可能的理解的考察又导出两大问题：（1）常识的真或假是否依赖于它的表达？（2）什么是“表达”？
我很赞同怀特海的看法，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在任何“理解”能够发生之前，先要有“表达”。在任何“表达”能够发生之前，先要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生命需要维持，因为——究竟这“因为”的根据何在，需要另文探讨。维持自己的生命被认为是生命的本能，也被称为“复制”能力。生命的另一本能是探索可用的资源，也被称为“创新”能力。更常见的生命形态，不像我们人类，它们尚处于无意识的演化阶段，此时，它们的创新能力被称为“变异”。复制与变异，是导致了生命演化的基本要素。
另一方面，生命通常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境内求生存和发展的，所以有了“竞争”——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很难判断，究竟是复制与变异使不稀缺的资源变为稀缺还是资源稀缺引发了复制与变异。
不论如何，（1）生存竞争，（2）遗传与变异，这两要素构成的演化过程，被认为是对地球生命史的一种概括——任何概括都是对经验世界的表达，故而是可错的。
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生命的行为，在生存竞争与遗传变异的选择力量的作用下，总是倾向于节约资源。所谓“感受”，是生命的感受，包括对它所处的情境的感受和对它自身的感受，以及超越情境与自身的感受。所谓“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怀特海试图用“表达的冲动”来界定。也就是说，生命的诸多感受当中具有“重要性”的，一定会激发生命要表达这些感受的冲动。行文至此，我想起贺麟先生曾回忆怀特海“在哈佛的哲学演讲是以‘听了不懂’知名的”，又想起我引述的这一看法，出自怀特海晚年一系列演讲的合集《思维方式》，它被认为是怀特海作品当中最难懂的作品。
我赞成怀特海的看法，我们的感受，重要的，就诱致我们表达这些感受的冲动。这种冲动必须足够强烈，以致我们能够对抗“节约资源”的行为习惯，将一部分稀缺资源配置到寻求表达的努力当中。只要感受是足够重要的，我们就会不断努力要找到它的合适的表达。语言，其实是人类这一努力的结果，它最初或许只不过是一声悠远的猿啸。
一旦被表达出来，个体生命的感受，具有重要性的，就可能以语言（或言语）为载体而流传下来，成为其他个体生命的“间接感受”。一切感受都在特定情境内发生并被表达出来，并因获得了表达而超越特定情境，流传到其它情境，成为其它情境内的感受的可能参照或“类似”感受。这样的类似感受不断增加，最终可以导致“概念”的发生。
我发了这一番感慨，目的是要指出，常识固然不是概念，却提供了概念发生的历史。常识可错意味着概念是可错的，即任一概念被运用于任何特定情境时，必须是可错的。这一可错的可能性蕴含于概念表达所涉及的各种假设之内。这些假设，等待着新的经验的否证。
这样，我大致刻画了我所理解的“演化知识论”。■
（本文发表于2011年，收入作者文集《盘旋的思想》（三联书店））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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