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俄乌战争仍然在继续。不单看这场战争，我们有没有发现，从沙俄到俄罗斯，其实俄罗斯一直都想融入西方诸国，但是总是难以融合。此外，我们有没有再发现，日本之于亚洲，也有点像俄罗斯之于欧洲，与亚洲诸国也格格不入？这是为什么？这篇文章，试图对这两个国家为何会有这种违和感的底层原因一窥究竟，以及笔者认为东方与西方文明是如何衍生的。
一、定义“文明”的两个维度
亨廷顿先生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中认为当代主要文明有七个：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一个或有的非洲文明。所谓文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来说，“文明”都包含着“语言、习俗、城市、文化”等一些基础元素。易中天教授在《命运与选择》一书中的对文明意义的阐述：“文明的意义在于既要生活有着落，又要精神有寄托，这叫安身立命，理想的天下，就是让人活着舒心，死得安详”。这启发了笔者。依据上段阐述，那么文明的核心要素仅有两个关键维度：一个是安身、另一个则是立命。前者关注肉体存活的方式，后者则是关注精神灵魂形而上。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前者，思想纲领（意识形态）决定了后者。
“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因此“生产方式”决定了“思维模式”，“思维模式”也会匹配合适的“思想纲领”，最终“思想纲领”又会作用于思想、生产、生活等各个具体方面中。
因此，可以通过“生产方式”与“思想纲领”来定义文明。当“生产方式”与“思想纲领”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影响，二者自洽，那么可称之为文明。
李怀亮（2017）指出在“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西方中心主义”论调甚嚣尘上。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并采用二分法原则，按照地理位置、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因素，把世界分成“中心”和“边缘”，西方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西方以外的地方都被视为“其余部分”。袁银传（2012）认为“西方中心主义”论把西方文明解释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唯一的形式，将西方文明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 “西方中心主义”论者把自身视为“上帝的使者”，而其他文明都是“黑暗的远方”，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只能在西方世界显现出来，从而把“其余部分”和西方对立起来。
塞缪尔·亨廷顿（2010）的“文明冲突论”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无疑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集中体现。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狭隘地认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与西方文明存在明显差异，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因而属于“挑战者文明”，文明冲突因此就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守成者，塞缪尔·亨廷顿完全站在所谓“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视角，导致其忽视了日益强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他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明显拘泥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思维框架和“文化冷战”的思维惯性，且有为“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站角”之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8）则在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中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两者都主张以西方文明取代世界其他文明。无论是英国主导的英式全球化还是美国主导的美式全球化，都充分暴露了西方鼓吹的“文明同化论”和“白人优越论”倾向，其他文明因而受到压制甚至被边缘化。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
刘志刚（2021）总结中华文明既是在尊重内部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更是在同人类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依据宗教、种族、文化的不同来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既有习惯。不以民族、种族而是以文化制度论“夷夏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古老传统。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华夷无间”的族类观念，无论哪个族群都把“天下一家”作为终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衷共济、人与社会和睦相处的“大同社会”思想，既有家国情怀又有世界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天下情怀的集中体现。
纵观前人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但是鲜有研究揭示两种文明究竟为何大相径庭，是何原因导致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此，东西方文明不同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值得被研究的。当前学者对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别有着较为准确的认知，但是鲜有对现有东西方文明形成原因的研究。本文将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和方法论，遵循“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的研究思路，以原始生产关系这一切入点，分析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通过分析不同先民的生产关系影响了其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思想纲领（意识形态），而思想纲领（意识形态）又会作用于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从而历史唯物地解释了东西方文明异质性形成的原因，揭示了东西方思想的本质差别，可以根本地解释西方行为的逻辑起点。
二、西方文明
2.1 海洋文化的生产方式及衍生思维
早期人类还没有文明，只存在生产关系。按照生产关系的演化，全世界粗略的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捕鱼打猎为主的海洋文化，其代表的就是希腊、北欧、昂撒、维京、日耳曼。另一类是以种植畜牧为主的农耕文化，比较代表的就是中华各个民族。
海洋文化的生产方式以捕鱼打猎为主。捕鱼打猎的这种生产关系大约是这样的：出海捕鱼会直接收获“鱼”这种物质用以生存。打猎也是一样，猎物在森林中，猎杀掉就可以进行食物分配。这些食物好像就在那里放着，等待海洋文化的先民们去拿走。所以“他们”会把现成的物资在归功于“造物主”。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认知的底层逻辑：“物质都是“神”创造好的，然后赐予他们的，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理应得到神的眷顾。”这就衍生出了海洋文明的思维方式：“我能得到的，都是神给我”。这种思维方式成为“强盗逻辑”的理论基石，也就是“海盗文化”的起点。海盗文化也会演变出两个行为：侵略和分赃。积极的角度分析，侵略行为萌发了探索精神，因为捕鱼打猎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攫取更多物资。当得到了物资那自然就要去分赃，因为没有增量，分赃是一个零和博弈，所以，分赃行为则萌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即契约精神，就是要分得公平公正。探索精神和契约精神是当代西方极力宣扬的两个精神，但是却都有着不堪的底色。
2.2 选择泛基督文明
海洋文化生产方式所衍生的思维方式与基督思想不谋而合，所以泛基督文化就慢慢就会演化成海洋文化的思想纲领。
为什么“海洋文化”会选择“泛基督文化”？因为海洋文明需要为其生产方式找到合理解释，为其掠夺行为找到法理依据。“他们”获取物资，侵占资源的正义性的逻辑内核，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行为是上帝准许的正义行为，所以“他们”占有任何东西都是“合法”的，那是上帝赐予的。上帝的选民们在掠夺非上帝选民的时候，比如黑人，比如印第安人，是不会和这些“牛羊”谈论正义性的，在“他们”的认知中，其他人都不具备人格，是想杀便杀的牲口。
笔者认为，这些以《塔纳赫》为源头的宗教，争破头的核心就是：谁才是真正的“上帝的选民”。因为只有神的选民，一切行为才具有正义性和合法性；谁是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谁才有掠夺别人的资格和权利。
以色列的建国法理依据是什么？那就是希伯来人认为迦南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就得在那建国。这种行为罔顾了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生活了上千年的事实。所以泛基督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大喇叭，也就是舆论的力量，众口铄金，毕竟假话说了一万次也可能会令人相信，谁才是神之子民，就更看重谁喇叭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犹太人控制着绝大多数西方媒体。大航海时代，西方人跑到别人的土地，插一个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占领那里。因为“他们”打心里认为那是神赐予“他们”的土地。这种强取豪夺的行为，这对于农耕文化的人看来完全不可理喻，因为农耕文化的理解是必须先付出实际劳动去开垦无主地，构成实际生产体系并且长期生活，才能算占有，这与西方思想截然相反。
当这种泛基督文化反过来可以加持海洋文化的行为，行为与思想自洽，那么海洋文化便升格为海洋文明，发展至今天，便是“西方文明”。
三、东方文明
3.1东方文明的生产关系特点及其思维方式
有别于捕鱼狩猎，农耕畜牧的生产关系是存在很明显的周期特点，需要在正确时间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农耕文化的先民知道，种子种在秋天，春天是不会得到任何果实的；即使在春天耕种，如果没有好的土壤或者没有人去管理，秋天也不会收获。所以这种生产方式所总结出的经验，决定了农耕文化认知事物的底层逻辑：即“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三才”需要有机协同配合。农耕这种从无到有的生产方式也影响了农耕文化对分配的认知：所谓天道酬勤，那么想要收获，必须靠自己的汗水辛勤耕作，出一份力得一份收货，靠勤劳付出是道德的，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天时地利，配以人们劳动才能收获食物的。这种先付出后收获自力更生的逻辑，是与海洋文化直接掠夺现成资源是完全不同的。包括畜牧，也是需要慢慢饲养，长大了才可宰杀。农耕文化先民骨子里觉得物质都是阴阳相合而生，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增量思维，是西方零和思维难以理解的。农耕文化的生产关系使得其思维是具有保护性和防御性的特点。因为脆弱的农作物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所影响，天气、动物、植物等等，因此，这种生产关系需要专注于保护其耕作物，以确保粮食收获。
3.2中华文化的思想纲领
因为农耕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华民族会尊重自然规律，会服从规则，但是从不盲目信神，因为天地人三者是相互依存，任何一个维度都没办法一家独大，具有更高的神格。所以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核是“敬天敬地敬人”，是以写天地人之间关系的《易经》为百家经典之源，包括儒家法家道家等等。中华历史也出现过类似于泛基督文化的墨家学派，但是由于其思想与原始生产关系的不自洽，被逐渐边缘化，没有成为主流思想。所以只有东方文明能理解共同富裕，中华民族相信财富是可以靠双手创造出来。只有中华民族可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关乎世界的伟大思想，而西方文明的零和思维，一方面觉得资源只能分不能生，另一方面觉得不是上帝选民的人不配和“他们”分，这才会产生出“世界环境不好，是由于中国人吃肉”这种奇葩言论。
此外，农耕方式的生产特点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是防御性的，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会导致颗粒无收。因此，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把保护农作物作为头等大事。“大禹治水”的传说，也浓缩了中华文明对事物的认知：疏导有活，死堵为祸，其思想内核就是如何因利是导，与自然更好的共处，因此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去伪存真的特性。
当农耕文化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种哲学思想达到自洽，行为与思想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指导，那么农耕文化便升格为“农耕文明”，演化至今便是“东方文明”。长期以来“东方文明”都是以“中华文明”为主体，所以也可以将“东方文明”称之为“中华文明”。
3.3中华文明下的其他文化
“墨家”兼爱学说，其思想雏形，与西方的泛基督文化很像。但是受我们的生产关系决定，这种思潮并不能被广泛接受，长期居于小众地位。
“江湖”这个概念很难用英文来翻译，因为这是相对农耕体系下中华文明独有的概念。“江湖”这个概念是与农耕相对的，其特点就是不以土地为生产工具，比如“外八行”。这种特点与海洋文化的生产关系很像，因此其表现形式也多为强盗匪徒，最容易联想的便是“江洋大盗”，以及耳熟能详打着“替天行道”为口号的“水泊梁山”。
笔者大胆假设：天平天国运动是以泛基督文化为思想纲领，该思想可以指导该农民运动的前期的革命行为。但随着运动趋于稳定，由于生产关系的转变，这种思想无法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指导长期的生产发展，因此只是昙花一现，不可持续。
四、其他文明
4.1 无所适从的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文化是“农耕文化”配以“泛基督文化”，行为与思想无法自洽，所以无所适从。
斯拉夫民族起源于现为乌克兰的黑土地，东欧平原自古就是欧洲的粮仓，再加以一部分蒙古游牧的血统，所以俄罗斯自古基本也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对土地如此有执念，当前俄罗斯领土面积是全球第一。而西方对土地是没有执念的，西方选择的方式是殖民，殖民的目的是直接对财富资源的掠夺，而不需要留着土地创造什么，只需要吸干榨净，然后转身就走，留下一地鸡毛。
俄罗斯的农耕文化配以东正教为形而上主体的思想，那么这种违和感就显现出来了。打个比喻，就是脑袋拼了命的往西方靠，而身体却怎么也靠不过去。从沙俄时期皇室学法语，直到本世纪初俄罗斯想加入北约，一直如此。这种行为与思想的差别特别容易造成内部撕裂，所以也特别容易产生寡头政治独裁统治。不难发现，其他这种农耕配以泛基督地区产生的政体也带有这种独裁特征。比如南美诸国。由于思想与行为不一致，所以无法升格为文明。
在上一章，笔者也假设过中国情况：许多以“泛基督文化”的思想纲领的中国农民运动，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李自成，前期都是势如破竹，但随着局势于稳定，后期统治阶级与底层撕裂，统治阶级内部也构成寡头竞争模式，这与上文俄罗斯及南美有着相似结构。
4.2 另类的日本文化
日本是“海洋文化”配以“中华文化”，行为与思想无法自洽，所以很拧巴。
日本一直都是农耕民族，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其国内对于物质的需求不断攀升，此外师承英美，学习了海盗文化的那一套行为逻辑，入侵中国、入侵朝鲜半岛、入侵东南亚，劫掠四周。但是骨子里却是千百年来学习中国留下的儒家文化：彬彬有礼，等级森严。这就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日本看着很另类。因为日本的行为和思想是拧巴不自洽的，所以称之为日本文化绰绰有余，但是称之为日本文明，笔者认为还不够格。
俄罗斯和南美洲各国可以成一个体系；另外，日韩两国被东西方文化深刻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但是上述两种体系都不足以影响世界文明格局。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只有三大文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五、当代中华文明立场下的西方文明比较
西方的思想主体是具有排他性的，而中华文明的思想则是兼收并蓄的。正如佛教传入我国然后被我国本土化一样，中华文明的这种兼容性，正是中华民族的优势。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华文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将它中国化，中华文明接纳西方的科学思想解放生产力，不难会发现，中华民族是可以海纳百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的。一百年过去了，西方还是那个西方，而东方已经不再是那个东方了。
西方的生产关系认知是消耗不可再生的，很多“科学”的认知恰恰又是他们通过垄断加舆论杜撰出来形成的“共识”。最有代表性的标的物是“钻石”和“石油”。“钻石”的“稀缺性”如今已不必多解释；此外，按照现在的勘探储备，石油并不是那么紧缺。但过度使用“石油”确实有害环保，因此控制石油的消耗是对的，但这与“石油”紧缺并无逻辑关联。反观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都强调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平庸，而是“互惠互利，多方平衡”的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也有清晰的认知，因此我党领导坚持可持续发展，构建各方和谐的社会，强调生态平衡，体现了中华文明一贯的思想。
西方的政治主体是具有侵略性的，而中华文明是防御性的。不论是西汉喊出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还是近现代喊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非常强硬的口号，实质上完全没有侵略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强盛过，也对外发动过战争，但是中华民族的对外战争，鲜有是为了掠夺其资源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防御和预防别人有机会侵略而发动的，这和西方有本质区别。
在道德观上，中华文明对“你为什么要抢别人”产生疑问，因为中华文明认为自给自足勤劳致富符合道德，掠夺是不道德的；而西方文明会对“为什么不让我抢”产生疑问，“我是上帝的选民，你们这些羔羊不让我掠夺是不道德的”。面对俄罗斯今天的遭遇，我们很容易就产生同理心，对于“家园、土地、安全”我们很容易产生共鸣，从今天俄罗斯遭受西方的围堵，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六、总结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很多细分领域，西方的思想，已经不能指导我国的发展了。因此，总想照搬西方模式，将西方的方法论奉为圭臬，便是今日深埋我们部分学者心里的洋辫子：认为西方是先进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这种想法是万万不可取的。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放弃既有优势地位，发出“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修正主义”等各种为打压中国崛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话语圈套，面对当前这个严峻挑战，我们要从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
强调：“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现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以东西方文明发展和历史规律作为基本依据，揭示了东西方思想的本质差别的逻辑内核，可以根本地解释西方行为的逻辑起点，分析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厘清当今世界文明格局。找到双方思维中的底层逻辑的不同，有助于我国理解西方，也可以更好地诠释我国发展路径，从而有的放矢地宣传中国优点，更好地将中国思想展示给世界，使成为中国思想成为引导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旗帜。西方少部分人“妖魔化”中国，如果也用意识形态去“妖魔化”西方国家的话，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意识形态当中。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回归基本事实，厘清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理解东西方文明差异，可以成为面对西方舆论意识形态攻击时候的防御工具。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之中，如何坚守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厘清东西方文明的思维差异，找到双方思维中的底层逻辑的不同，不但可以更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点，更可以理性客观地提炼中国的文化优点，从而根本上树立起文化自信。（李乃乾 ）
作者简介：李乃乾，1987生，吉林白山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大连财经学院讲师。
责编：林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