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年,大学生“回炉”现象增多去年以来,武汉铁路桥梁高级技工学校重开“大学生班”,不少大学本科毕业生因就业不理想而选择自费“技校深造”,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农牧区学校发展前景?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农牧区学校发展前景(产业需求迫高校备转型)

农牧区学校发展前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近年,大学生“回炉”现象增多。去年以来,武汉铁路桥梁高级技工学校重开“大学生班”,不少大学本科毕业生因就业不理想而选择自费“技校深造”。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雷政全告诉本刊记者,“回炉”大学生相比中专生来说,用起来要“顺手得多”,他们综合素质比较高,包括创新能力、理解能力都比较突出,更容易脱颖而出。普通中职生要成为技工王可能要上十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三年就可以了。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很多企业对招聘来的大学生不尽满意,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培训。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工作机会大量存在。由于中国大学的培养都是一种模式,大学所学的专业只是学到了一个概念,职业性的东西缺乏了,来格力的本科大学生都必须经过系统的企业培训才能上岗。

随着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行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和高等教育“千校一面”的现状,令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势在必行。一些产业集聚和活跃地区的地市级本科院校已经感受到生存发展压力,正在寻求服务地方经济的结合点,谋求转型之路。

产业需求迫“转型”

中国教育科学院提供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985”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最高,其次为高职高专院校和“211”院校,独立学院、一般本科院校、科研院所和军事学院的初次就业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众多企业又难以找到所需的大量应用技术型人才。

广东省教育督学钟院生认为,这一现象说明高等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人才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人才的大量需求又得不到较好的满足,其主要问题不是人才培养的数量,而是人才供给与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错位对接,出现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而制度性根源来自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广东省教育厅规划处处长欧阳谦说,新建的本科高校定位模糊,“985”、“211”高校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职高专定位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新建本科院校“两头不靠”,它们一味追求硕士点、博士点,往研究型大学上奔,但学科建设不足,特色不鲜明,盲目扩大规模依靠学费生存,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目前,我国有1055所非“211”地方本科院校,包括本科办学历史长的地方本科院校、部委或行业转制地方管理的本科院校、新建的本科院校。新建的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以来新设本科学校,共有647所,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数量的55.3%,占非“211”普通本科高校数量的61.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诚说,这些新建本科学校学术积淀较弱,不适合走研究型大学路线,必须及早转型。在本科院校中,这些学校的就业率最差,急需改变人才培养方向。这些学校数量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总量的55%,它们的成功改革将极大改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向本科层次的跃迁和转型,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高层次应用技术和技能人才。

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调整。教育部将引导支持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本科高校转型,推动它们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

鲁昕说,转型发展工作自2013年初启动以来,得到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广泛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地方政府正在行动起来。如上海市建立了高校分类管理体系,重庆市政府组建了由市直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联盟,河南省安排了2亿元专项经费,山东省政府安排了1亿元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专项经费,广东省专门设立了“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程”支持转型发展。

部分高校备“转型”

目前,教育部已经成立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联盟,有150多所地方院校已经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改革先行先试的广东省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有了一揽子安排,已经确定33所本科院校作为转型对象,2所高校进入教育部首批转型联盟,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实施方案》。

作为首批转型联盟的小组牵头高校,东莞理工学院早在2012年就确立了学校走高水平应用型地方大学的办学理念。该校校长李琳说,学校在办学之初基本参照传统研究型大学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东莞双转型和应用技术人才短缺等情况的出现,学校意识到,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型”以及提升势在必行。

目前该校引入华为、中兴、微软、西门子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服务。每年新生中约45%来自东莞市,毕业生约80%在东莞就业创业,迄今已培养各类人才8万多名,学校与当地12个镇街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230多个校外单位部门和企业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2013年由沈阳理工大学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高校的沈阳工学院的副院长刘文波介绍说,“现在证明我们之前走的转型的路是对的。”学校2004年开始招收三本的学生,发现如果以校本部(二本高校)课程标准授课考试,学生来了之后教不会,一些课程甚至60%的学生不及格。为此,学校2005年就提出了“校企融合、学用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多年来通过项目教学、订单式培养、加强学生顶岗实训等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发展成才。

当然也有一些院校,特别是由以前地方师专“专升本”而来的本科院校,面临着转型压力,正在寻求突破。如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黑河学院,2004年专升本,前身是黑河师专,教职工780人,具有正式编制人员仅600人,专任教师中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占1.61%。学校的院系设置完全是师范院校的构建,仅有语言文学系、英语系、教育系、体育系、美术系等。这类学校与产业对接的基础相当薄弱,如何探索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成为待解之题。

高教改革“深水区”

本刊记者近日在国内部分省市调研了解到,基层学校普遍看到转型的必要性,它们认为本科转型将大幅度畅通职教毕业生上升渠道,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但转型同时面临社会观念、师资、教学模式改革等多重掣肘,尚待统一协调解决。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洪一说,地方本科转型应用技术大学十分必要。“瑞士80%至90%的高等教育是职业类的,这有效提高了国家竞争实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都把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校发展目标,这并不正确,除了保留必要的研究型大学外,其他院校都应该下大力气转型。”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兴会说:“现在我们整体教育结构的设计出了问题,缺乏系统研究,缺乏高水平的顶层设计。现在的本科教育体系是重理论,中高职培养产业需要的动手能力强的那些人,二者之间,就有一个夹层,本科工程师是一个空缺,如何培养这批人就是应用型本科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职业教育的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部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高职不能,现有的本科也不能。”

“转型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支持转型。”鞍山师范学院高职院院长宋辉说,现在学校每年有15%的学生可通过“专升本”进入高校,但普通本科接收学生之后意见很大,觉得学生文化课水平不好,很难教。“这是因为两类教育对学生评价体系不一样,学生不适应本科理论比较多的教学模式,老师觉得学生文化课基础太差。”

“而通过学校转型,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宋辉说,“将来我们就是同类教育的不同层次,即‘高职—应用技术大学’,我们的学生实践能力强,应用型本科延接我们的体系继续提高,能够给学生更多发展空间。”

宋辉说,转型也会对社会起到较大带动调节作用,中、高职毕业生还能考应用技术大学,对促进职业学校的招生和提高生源质量,都很有帮助。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牟延琳表示,转型可极大地推动教育结构的优化进程,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我国目前还缺乏清晰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将高等教育系统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系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降格”之忧

一些学校负责人同时表示,转型面临社会观念、师资、教学模式改革等多重掣肘,应加强顶层设计,试点逐步推进。

广东东莞理工学院校长李琳坦言:“自从提出转型和分类高考以来,我接到很多学生家长的电话和邮件,都问学校是不是要降格了?事实上,我们学院一直在提倡转型,这个转型的意义不是说与中高职一体化了,我们的转型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我们不希望降格,而是要在转型中谋求机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引导北京普通本科院校转型,我们在此之列。说实话,我们肯定是不喜欢转。”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宇红说,“所有的家长、学生,甚至老师,都会认为职业教育是一个层次,专科就是一个低层次,为什么?因为你的小孩考不上本科才进的职业教育,如果考的分高,一定都进好的学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如果想真正地做好,首先要从层次转变为一个类型。”

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吕杰表示,学校虽然不在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之列,但也思考过转型的问题。“我们现在定位就是培养高级应用技术人才,但我们不想变成应用技术类的大学。一个是容易让社会产生歧义,认为好像是不行的学校才转型,才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会造成学校声誉的问题。此外,如果参与转型,我们担心下一步的拨款制度、科研项目、教师职称评聘比例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转型决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改革道路是艰难的。”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长许劲松说,应用型大学实验实训设备投入容易解决,但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师资选拔无法一蹴而就。此外,原本科院校“转型”后专业设置、课程标准、培养模式均要有大幅改动,办学定位、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均应重新定位。社会是否能形成尊重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环境等问题也需要重视。

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夏敏也表示,学校文理经管法专业俱全,师资转型是很困难的问题,“学校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学术性教师,没有实践,只能讲理论。促进学科专业和行业、企业深度融合、对接,也是问题。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教育系统之外有大量的问题,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全局推进。”

扶持之盼

高校转型能否迎来职教春天?一些学校负责人认为,即便下一步这些学校顺利转型,职教体系的专科、本科、专业硕士等层次衔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理顺。同时,所谓“学术型”和“应用型”也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承担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转型高校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地市一级财政办学,财政投入单一,需要多渠道的扶持,尤其是灵活的体制机制。

李琳说,在广东,像东莞理工学院这类院校,多是当作事业单位来管理的,财政依赖本级政府投入,学费和创收的大部分还要上缴财政后返还一部分,“国家让我们创新思路办校,争取社会资源,但对我们又用传统体制管得过死,我们期待更多渠道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

如何让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区别于中高职的培养模式,成为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也是待解之题。国家级重点中职大连电子学校校长于龙水说:“我们学生升入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高职)都很不满足,认为教师能力和我们学校差不多,现在计划转型的学校的实训条件、教学理念和方式大多还比不上全国百所示范高职,它们是否有能力培养比较好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像‘985’的高水平大学也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它们为什么不能向优秀职教毕业生放开?”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熊仕涛说,职业教育未来通道可能大部分要通过应用本科来完成,国家现在给予政策、增加投入等引导转型,这些在转型名录之列的学校是否有积极性,是否适应职业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通过改造的骨干高职院校有这个积极性,也足以承担这个任务,应该给予同台竞争的机会。

在本科和专业硕士层次同样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沈阳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坦言:“一些目前办学较好的高职,如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比我们毕业生的收入都高,这样的学生愿不愿来我们学校是个问题。但在我们学生的上升通道上,由于我们是民办学校没有专业硕士点,要到其他学校去读。”

“我们的数控专业毕业生已经是三级数控工,而一些地方院校的专业硕士点,数控车床没有我们学校先进甚至都没有数控车床,实践环节也很少,那么你让孩子学什么?每一个教育层次都应该给接收的学生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否则变成了学生就是为了去拿一个学历证,没有实际意义。在完成了教育分类后,职教各层次如何衔接,国家必须统筹考虑。”刘文波说。

“宁波校企通”突破瓶颈

中小微企业在宁波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发展受高技能人才短缺等因素制约。2009年,宁波在全国率先出台《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并于2012年出台《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实施办法》,以完善地方法规为基础,通过设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成立校企合作促进会、搭建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宁波校企通”等方式,以“组合拳”突破校企合作中的瓶颈问题。

校企合作开展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校企双方对彼此的能力、需求不了解,缺乏沟通对接的平台,导致资源较为分散。为解决这一难题,宁波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宁波校企通”于2012年9月上线,政府搭台为学校和企业当起了“红娘”。

本刊记者了解到,“宁波校企通”集中了当地70余家中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几十万毕业生、6000多家企业、50多个行业协会以及200多家培训机构的信息,自开通以来促成了不少职业院校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合作。上海大众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也到这个平台,为即将开工的杭州湾生产基地寻找人才。

“宁波校企通”只是宁波出台《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后的成果之一。本刊记者了解到,《条例》还解决了校企合作中以下的几方面问题:

一是理顺体制。校企合作因为牵涉部门多,管理的责任主体并不明确,政府层面推动校企合作往往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条例》及实施办法规定,宁波市和下辖县(市)区分别建立由教育、财政、科技、农业等部门参加的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并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联席会议办公室。如此一来,校企合作有了明确的政府责任主体,真正成为了政、校、企三方共同承担、合作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二是明确权责。校企合作过程中,学校、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不明晰,往往让本有意向的企业也望而却步。以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为例,《条例》及实施办法明确要求职业院校为实习学生统一办理意外伤害的保险。对于支付保险有困难的院校,政府可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解决了后顾之忧。

三是资金保障。在“校热企冷”的现状下,让企业投入真金白银参与校企合作并不现实。资金不足是校企合作存在的普遍问题,缺乏资金保障成了阻碍校企深度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健全了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

在宁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推进中,政府“看得见的手”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宁波市的40余所职业院校与1500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宁波市教育局发布的《2013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3年,宁波市中职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到98.4%,平均对口就业率为84.2%,有68.9%的毕业生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微企业技能型人才缺乏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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