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想“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以来，经济学庙堂之内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口水仗”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歇过。
20世纪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改写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独步天下的局面，也使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计划经济终于有了实践基地、运行舞台，并博得了不少思想大家的赞美同情和美好憧憬。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在《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为社会主义站台代言，肯定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并实现“最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境界。他的的学生巴罗内则以《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文，设想在没有货币、价格的条件下，通过试错法求解联立方程式，以实现最小生产成本、达到最大经济福利。
但号称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20世纪著名经济学大师的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对此却并不买帐。“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就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剑指中央计划经济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
在米塞斯看来，私有经济由于有市场能通过货币用价格表现和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有可能进行合理经济计算，从而合理配置资源。而社会主义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取消了货币表现价值的价格机制，丧失了计量商品价值和进行合理经济计算的工具，从而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当然也就无法有效配置资源。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就被他描述为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
米塞斯的亮剑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是见血封喉的狠招。按照他的逻辑，倘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经济的精确计量、合理核算和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你再吹得天花乱坠，也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正因为如此，不但作为米塞斯学生和战友的哈耶克对这本书赞誉有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就连作为他的论敌和对手的奥斯卡·兰格也以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调侃，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风光光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坚定捍卫者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的接招应对，既有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底气，也有几分帕累托、巴罗内的学理印记，更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谓因缺乏市场货币价格工具造成的经济核算困难和资源浪费困境，完全可以通过中央计划局采用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资料价格、调节生产资料供求、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来解决。在兰格看来，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但他没有考虑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产品，中央计划局面对的是无数产品；企业家经营管理的是一个企业，中央计划局统筹协调的是无数企业；企业家配置的只是企业资源，中央计划配置的是全社会的资源。尽管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也许确实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但它所面对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难题、所要应对变化，又岂是解几组联立方程那么简单的呢！
问题如果仅仅局限在经济核算一个问题之上，兰格的应对也算充满智慧和机智，至少是在学理上给出了一个化解米塞斯对计划经济诘难的方案。但其信仰的坚定性和学理上的创新性，却受到了哈耶克的直接叫板。曾经一度相当同情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并对计划经济深怀好感的哈耶克，在读过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之后，迅速倒戈转向古典自由主义。他一再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才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秩序，只有在自由价格机制下经济体才能迅速回应时间和地点等因素的瞬息变化；计划经济面临的“数据信息收集任务就超越了人类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其具体决策都要根据若干联立微分方程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价格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上帝才知道。”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产品“出清”的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除此之外，中央计划经济还“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致命的自负”、是“通往奴役之路”。
在米塞斯、哈耶克的凌厉攻式面前，兰格模式与其说是解决计划经济经济核算问题的现实方案，不如说是差强人意的学术设计。事实上，兰格本人也对计划经济可能带来经济生活官僚化危险存有疑虑，他对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试错方式的构想本身就已或多或少表达了对市场、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一定程度的容忍和退让。正因为如此，兰格模式也被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据说兰格还在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甚至承认“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重温这些历史争议，回味兰格所说的计划当局的“经济知识”，再领略一下现在一些人常常引以自豪的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和由此同新露头的计划经济兴趣。不由得让人想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一书中说过的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实际上，即使是单纯从技术可能性来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充其量也只是让人们表达、计量、核算社会需求向前推进了一步，也只是让我们根据这种社会需求制定相应的计划安排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点，倒是可以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企业生产计划性的不断加强中得到佐证。但别忘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计划赶不上变化，主观符合客观、供给适应需求永远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无限过程。更何况计划经济从来就不是单指企业生产的计划性，而是指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用列宁的话说叫做“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不需价值插手其间”。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程度是否能高到我们足以在全社会实现计划经济的程度，我们是否能真正掌握计划经济的“上帝之手”、而不再需要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恐怕只能以手加额说一声：“只有上帝知道。”
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卷在书写过计划经济的短暂辉煌之后，不约而同开始转向利用商品、货币、价格、市场的经济体制，可能不仅仅在于能不能制订和实施包罗万象的计划的技术问题，而在于实施计划能不能以最小成本带来最大收益的经济问题。或者说真正困扰计划经济的问题不仅在于技术可能性，更重要的在于经济合理性。我们姑且假定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能够轻松收集和处理人们需求状况变化的各种信息，也能适应这些变化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并根据这些计划统一配置资源、集中组织生产。但这样做，即便不考虑搜集信息、制订计划、安排生产、管理协调等要付出的诸多成本，也应当掂量掂量集中生产、统一管理难免“大呼隆”“一窝蜂”“搭便车”“磨洋工”“吃大锅饭”所带来的诸多代价。当计划仅仅在企业内部的狭窄领域制订和实施时，也许它的边际成本可能递减、边际收入可能递增，即使出现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入递减的情况，只要它不突破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底线，仍会有经济的合理性。但当计划的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高、层次越来越深，以至于由企业计划变为社会计划时，计划面对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问题会越来越多、困难会越来越大，最终就会导致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入递减，并进入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的窘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走向极至的不经济。
但计划经济走向极至的不经济，并不意味着只能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计划经济不能包罗万象，市场经济也不能包治百病。计划经济有边界，市场经济也有底线。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走向极至都不经济。科斯的《企业的本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已经证明，零交易成本只是一个抽象的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才是真实的经济世界。恰恰是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存在表明，市场有交易成本，企业有管理成本，政府有管制成本，企业、市场、政府也好，计划和市场也好，都不是绝对排他的，而是相对可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企业、市场和政府以及计划和市场等经济制度的选择，不能够、也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应当也只能是合理组合的制度结构选择。我想，这大概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借助“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轮番上阵，到美国政府诸如曼哈顿计划、马歇尔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的悉数出台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长期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的原因所在。
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总要在或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单项选择题中左右摇摆、折腾来折腾去呢？还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权衡利弊、比较得失、作出恰当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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