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海波难平。
随着英军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前倨后恭，钦差大臣琦善十万火急，由京入津与英军议和。
颇有当年拿皇复辟时法国报纸变节的精髓，我说的就是那个“第一天，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第六天，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鸦片战争
当琦善见到英军后，英军指挥义律甩到他脸上的条款正是大名鼎鼎的“穿鼻草约（也称“琦善-义律停战协定”）”。
正是这份草约，开启了中国满是屈辱与不堪的近代条约史。所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根据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中国近代政府同他国前前后后共签订了1182个旧约章。在这一千多个条约里，真正做到了平等友善、互相尊重的友好条约十不存一。
另据高放先生考证，这一千多个旧约中，不平等的条约足有745个之多，其中很多条约都被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视作重点。譬如《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等。
学生们需要铭记这些条约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怎样的苦难。
这很好，可是对于这些条约是如何被废除的，课本却一笔带过。
因此笔者斗胆在本文对近代条约的修废往事做一个简叙。
清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废约1840年，中英《南京条约》初定。
此时，一方面西方列强对大清这个足有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犹有忌惮，尚且没有看穿清政府腐败透顶的本质。另外一方面，对国际秩序一无所知的清政府也对让出的众多权利不甚在意。
因此当年条约的签订多少显得有些轻率。
随着时间的流逝，晚清部分有识之士及天下百姓，都意识到了当年所签订的条约过于苛责，清政府需要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实不相等。
国门大开后，小农经济遭受冲击，无数家庭走向破产
太多的人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悲剧，一时间，四海为之激越，九州为之动荡。
用书面语来说，当时“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随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不断高涨，维新派和革命党都提出了各自修改或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这就是中国废约史的开始。
群情激奋之下，清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努力，但腐朽的清政府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决心，因而在修约及收回权益方面颗粒无收。
清朝之后，仰于西方鼻息的北洋政府，自然同样无能为力。而民国初年，则由于中外关系的特殊性使废约问题长期被束之高阁。
这些窘境，或许可以归结为“时运不济”。
但很快，天赐良机。
这就是一战的爆发。这次国际秩序的大洗牌为中国突破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提供了契机。1914年3月，时任总统黎元洪宣布与德国断交并随即取消了德国部分特权。
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并宣布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此前与两国订立的所有条约以及国际协议中与中德、中奥有关系者一律废止。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
等到一战结束，北洋政府还参与了巴黎和会。在会上北洋政府提出了撤退外国军队、撤销历史裁判权、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系统提出争取权益的要求。
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中国政府再次提出修约要求。
最终换来了列强口头让步，《九国公约》的第一条明确的表示“各国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国民政府的废约历史国民政府在废约一事上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夺回关税自主权。
1928年，此时北伐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基本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时任外交部长王正廷，穿着正装、戴着眼镜，神采奕奕而精神抖擞的发出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宣告。
“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宣言》
这份宣言拉开了国民政府轰轰烈烈的改订新约运动的大幕。
美国政府率先响应了国民政府的宣言，表示愿意建立平等新约。
当年七月，宋子文作为全权代表开始与美国谈判，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这份条约中，美国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甚至派出代表帮助修约。
所谓万事开头难，得益于美国的表率作用和热心帮助，国民政府随即和一系列西方国家重新签订了关税条约。
具体如下：
8月17日，《中德条约》
11月12日，《中挪关税条约》
11月22日，《中比通商条约》
11月27日，《中意通商条约》
12月12日，《中丹通商条约》
等等等等，暂且按下不表。
国民政府的修约运动，从二八年开展直到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宣告结束。当时蒋介石试图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因此停止了修约运动。
另外，主持了改定新约运动的外交家王正廷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潜入办公室的爱国学生痛打。身心俱疲之下选择辞职，也导致了废约运动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无头无尾的状态。
回头来看，国民政府能够取得外交进展的关键因素无疑是美国的支持。
王正廷不仅是近代外交家，更是中国的“奥运之父”
而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修约运动如此热心大方，自然不是突然间良心发现，对长期遭受苦难的中国生出了恻隐之心。而是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取得对华的外交优势。
况且，实际上美国等列强让出的利益并不多。一来双方签订的条约虽然平等，但由于双方的经济实力差距过大，因此国民政府并不能从外贸中获取大量的利润。二来，中国海关的主要职位仍然被外国人所占据，这种状况自然使新税的实施大打折扣。
南京政府第二个外交成就是对治外法权的废除，虽然最终也没能做到废除治外法权，但多多少少有一点成就。
废除治外法权是中国近代政府的共同诉求，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开启了相关谈判。
29年国民政府重启了谈判，照会各国，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面对这一要求，列强自然是断然拒绝。数月后，国民政府发出第二次通知，重申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和第一次一样，这一次同样无人响应。
于是，国民政府索性将独角戏唱到底。单方面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
遗憾的是，国民政府空有喊口号的雄心，却无抗争到底的勇气。仅在第二天就态度软化。表示前一日的宣言“仅是一种步骤”。
各国随即看穿了国民政府软弱的本质，各自提出了本国主张。日本的条件是“开放内地并承认商租权”、英国则要求“分期废除”。
当然，南京政府也不算颗粒无收，最起码收回了上海租界的临时法院，没有白忙活。
随后二战打响，中国的外交事业进入了全新的时期。
42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42年，美英两国出于对日作战需要的考虑，宣布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蒋委员长当日十分高兴，在日记中记下“心中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快事”。
43年，美英两国的承诺落实，分别签订了《中美平等新约》和《中英平等新约》。
受英美两国影响，比利时、挪威、加拿大、法国、荷兰等九国也随即宣布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与国民政府订立新约。
民国钱袋子宋子文，负责签订了《中美新约》
当年年末，中美英三国订立开罗宣言，宣言中剥夺了日本在太平洋及中国所窃取的一切领土。
45年，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一条约中，国民政府允许通过公投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作为交换，苏联承认东三省归属于中国，并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包括旅顺海港和长春铁路。
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废约的努力得益于二战胜利，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等到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尚且没有收回的权利有香港、澳门、外蒙古及苏俄侵占领土。
这些担子自然落到了新中国身上。
先说中苏的领土之争。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新生的中国政府就庄严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个条约，要按照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
64年，中苏开展边界谈判。
这次谈判最终无疾而终，双方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边界线问题基本解决），但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苏联方拒不承认以往条约具有不平等性）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随后，中苏之间的边界冲突不断，最终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
最终，1991年中苏签订的《中国和苏联关于国界东段的协定》和04年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解决了边界问题。
两国长期争议的黑瞎子岛、珍宝岛、阿巴该图洲渚地区均属于中国。遗憾的是未能收回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
至此，主要的外交问题仅剩收回香港及澳门两地的主权一事。
此事得益于邓老爷子开创性的一国两制构想从而得到解决，具体事宜可以说是中国人就有所耳闻，因此不多赘述。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前仆后继的投入到中国的外交事业上。
从先后与沙俄、法国据理力争的曾纪泽、到巴黎和会上发言慷慨的顾维钧、再到因为外交事业被爱国青年打入病院的王正廷、以及我们所敬爱的周总理。
如今的外交天团
一代又一代外交官付出心血，最终才铸就了如今的“中国道路”，才塑造出了如今的“外交天团”，此致敬意，为先人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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