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除夕夜里，我知道你们最想念的三个人是谁——赵本山、赵丽蓉和陈佩斯。
确实，很久很久以前，这三位大师在除夕夜所烹调出的小品足以称得上无数中国人年夜饭中的绝味压轴大菜。完全不像现在电视上某些“黑店宰客专用辣子鸡丁”式小品，一大盆端上来看似火红一片热闹非凡，可翻断了八双筷子也找不到一块可以被称作是幽默的鸡肉，满盆除了呛人辣眼没有半分滋味。
并且这三位大师的手艺完全都是自成一派，各有绝妙之处。
赵丽蓉的小品，将“唱、跳、演”融会贯通于一炉，完美做到了在一个个或麻辣讽刺或温馨甜美或酸爽畅快的小品故事中将这“晚会三元素”无缝转换的程度。
让人看完犹如吃了一顿家中长辈精心调配的一桌温情团圆家宴，色香味俱全，吃完后幸福与快乐油然而生。
赵本山的小品，最大的特点是用大量押韵台词来催化小品剧情的爆笑程度。这些台词全都极富感染力，属于听过一遍就忘不了，不仅忘不了还想跟着一起念，念的时候还会自动转化为小品中的语气，近来大火的B站鬼畜巨作《念诗之王》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这种令人欲罢不能的感觉就好似在撸串，撸完一串想两串，撸完两串想三串……终于撸够几十串觉得过瘾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回味，还想再来一串。
陈佩斯小品的味道，则是一席海鲜大餐，看不到太多加工的痕迹，品味就是一句话——纯粹的幽默。
就拿最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小品《吃面条》举例吧，他只用一个空碗就把一个冒失青年陈小二盛面条时毛手毛脚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笑料百出。
尤其下面这个桥段，陈佩斯先是用筷子把一碗看不见的面条盛了个天女散花，然后又用嘴吸溜完手上捏着的那根虚拟面条后，把残存在手指上的酱汁抹到了衣服前襟上，整串动作一气呵成完全就是小时候身边那些邋遢大叔们的灵魂附体。
这个小品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当陈佩斯每次盛满一海碗面条以后，常常是把面碗靠在身上端着。
只要是端过海碗的人都知道，这一满碗的重量那是相当沉，普通人单手凌空端一会儿就手酸臂麻。所以陈佩斯在小品中让一个好吃懒做的邋遢鬼角色用这样省力的方式端碗，既展示了人物性格又在不知觉中暗示观众这是实打实沉甸甸的一碗面。
然后再加夸张又真实的肢体动作。
和挑起面条时如同见到冤家的表情。
任谁看完了都感觉连吃四满碗这样的买面条，肯定要撑出个“风湿性关节胃”。
相比《吃面条》，陈佩斯在另一个作品《胡椒面》中的无实物表演能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将近10分钟的小品里，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个人的台词时长加起来都没超过1分钟，单凭纯熟的表演就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莽撞糙汉和一个白领小资，围绕着一瓶胡椒面所展开的拉锯争夺战。
可以说在单纯运用喜剧技巧表演的角度上，《胡椒面》称得上是历届春晚小品中的NO.1。
而陈佩斯小品的灵魂所在，也正是“喜剧技巧”四个字。
众所周知，陈佩斯的绝大多数小品都是只有他和搭档朱时茂两个人完成的，和今天某些演员数量动辄五六人甚至十几人，布景道具精美，灯光效果爆棚，激动处还要用音乐配朗诵腔煽情一把的小品相比，实在是简陋。
但就是这看上去极为“简陋”的表演，却永远能输出大剂量的快乐，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究其原因就是陈佩斯对“喜剧技巧”的深入挖掘，各种姊妹喜剧艺术的精髓都能在经他加工之后为小品所用。
就拿小品《主角和配角》来说吧，讲的是两个演员在互换角色之后引发的搞笑故事，从框架结构来说这个小品完全脱胎于传统相声《论捧逗》，台词里按照相声一捧一逗的方式制造笑果的设计无处不在。
朱：我还没开枪你怎么就倒了？
陈：哎哟，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陈：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朱：什么乱七八糟的！
密集的包袱让观众每分钟三小笑一大笑，特别是结尾时的这段转折，仅用几句对话就把已经转变了的人物关系在不知不觉间又来了个180度的峰回路转，从已经使用了多次的台词中又翻出了新笑料。
陈：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朱：还回扣呢！
陈：你别给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朱：你知道什么？
陈：嘿嘿，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啦！
朱：怎么说的？
陈：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地呀！
朱：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可以说在被严格控制了表演时间的春晚舞台上把传统相声里“三番四抖”这个技巧运用至如此到位，笑料连绵不绝的，历届春晚相声节目都无出其右者，甚至连郭德纲在春晚上的表演都要相形见绌。
而陈佩斯对喜剧探索并没有局限在春晚小品舞台上，早在1979年他就和父亲陈强合演了喜剧电影《瞧着一家子》。
1986年他又自主投资拍摄了电影《父与子》，在当年计划经济思维指导电影创作的时代，中国所有电影都必须出自国营电影制片厂，可像《父与子》这种在当时被划为“娱乐片”的作品，却入不了以“高抬教化”为己任的国营制片厂法眼的。
陈佩斯曾坐着火车跑遍全国的电影制片厂，都没能为这部电影求到一个“名分”，最终不得已硬是顶着重重压力拍完了电影，并侥幸在中影公司的帮助下使这新中国第一部不是出自国营制片厂的影片得以公映，票房大卖。
《父与子》成功之后，他又连拍了《二子开店》、《傻冒经理》、《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多部电影。在这一系列电影里，他塑造了一个被父亲逼着去高考的青年“二子”在落榜之后梦想暴富，一头扎进商品经济大潮中学游泳最后却被呛的不轻的故事。
用喜剧的荒诞折射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隐藏在浮躁繁华下的坚硬现实。
除了电影长片，陈佩斯还开辟了拍摄中国喜剧微电影的先河，这些微电影基本成了他解剖喜剧的试验场。
使用黑白默片的方式拍摄，讽刺某些暴发户不学无术沽名钓誉的伪纪录片《袁大头外传》，令人看完颇有回味。
戏仿央视《焦点访谈》的《热点访谈》，用喜剧来思考医患矛盾这一社会痛点，放到现在仍有时代意义。
极具Cult气息的《人与电话》，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被电话支配了命运的小职员身上的荒唐怪谈，在今天我们这些被手机所桎梏的人看来更是宛如一个预言。
他甚至一度想要把这种微电影搬上春晚舞台。
1995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为春晚创作了一个与晚会现场互动的“电影小品”《赶场》，在这个实验性作品中，两人开着一辆车从茫茫戈壁赶往晚会现场，路上车越开越破，最终从人开车沦落到了人拉车的狼狈局面。
而在这个短片之后多年，中国影视界也鲜有类似的公路喜剧片，直到2010年徐峥开启了《人在囧途》系列，这个题材才重被挖掘，大放异彩。
但受限于当年春晚舞台直播技术的落后，《赶场》最后只能放到当年录播的元宵晚会上。而多年以后，尽管春晚的直播技术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可这个舞台上却再也见不到陈佩斯的身影。
1999年，陈佩斯和央视打了一场版权官司，官司尘埃落定后，陈佩斯拿到了16万元的侵权赔偿，也在同时失去了几乎任何社会资源。
此后不要说央视春晚舞台，连各地方电视台都在一夜之间对陈佩斯敬而远之，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演都不再向他发出邀请。失去了商演收入后，他名下因投资拍摄《太后吉祥》和《好汉三条半》两部电影而陷入亏损的影视公司更加雪上加霜，进而倒闭。
世纪之交，陈佩斯就这样以一个胜利的失败者形象告别了小品、电视和电影。
围绕着这场官司，很多人都在议论陈佩斯根本不必这么较真，大环境如此，你一个无权无势的演员何必自找不痛快？
对于这些议论，陈佩斯的回应是：必须有人得发声，要不然后代会为我们的懦弱而感到丢脸。
其实这已经不是陈佩斯第一次这么怼，1988年他因为出演电影《京都球侠》被评为百花奖最佳男配角，但却拒绝去领奖。
多年后在访谈中，他用一句“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评价了自己面对大奖时的态度，言语中颇有深意。
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在舞台上以“小偷”、
“不法商贩”、
“社会闲散人员”形象示人的光头丑角，
在现实中身上却有着如此的一股“侠气”。
彻底告别了春晚和电影，这位“喜剧侠”选择了一条在当年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剧”之路，毕竟在十几年前连看一场电影都算是奢侈消费的中国，做商业话剧无异于自寻死路。
可陈佩斯就这样带着自己的小话剧班子全国一个市一县的去演，往往打开小县城尘封多年的老旧礼堂大门之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清理脏到出人意料的舞台。
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陈佩斯就真把话剧一点点做得起来，到如今他的话剧所到之处早已是一票难求，而这种成功对于陈佩斯来说却并不是很意外，因为他一直觉得中国来百姓内心里是想要看一些真喜剧的。
冥冥中，他在1990年春晚上说出的那句“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一语成谶。
在话剧之路成功以后，陈佩斯又创办了自己的喜剧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并没有遵循中国曲艺界徒弟拜师学艺的传承制度，而是采用老师教学生的方式，师生地位平等，学生毕业之后可以随便自立门户，在艺术上向老师发起挑战。
探究陈佩斯为何要办这个培训班，往大里说有很多宏大理由：不想看中国喜剧界因为内耗而衰败、为中国喜剧培养人才、为观众创作更多的好作品……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这个喜剧界的独孤求败太寂寞了吧。
回望十年来的中国喜剧界，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国时代，相声、小品、综艺、网剧、电影……各路大大小小的“喜剧诸侯”竞相追逐，但在一番的热闹的背后，又有谁是在用作品探索真的喜剧呢？
或许，在这个大家竞相追逐“喜剧之王”名号的时代，独独缺的就是一些“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喜剧之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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