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汉到清朝，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真正大一统的皇朝，首屈可数。而在这些朝代中，宋朝又往往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宋朝不能算是一个统一的皇朝。
宋朝固然给后世留下了非常多精华，像高度繁华的经济、高大上的科学技术、宽松自由的社会治安、再加上历代皇帝的宽厚仁慈的统治，在今天看来，那就是与现代社会没有区别。但是这些成绩的光芒万丈，也遮盖不了大宋不是一个大一统皇朝的事实。
“燕云十六州”的缺失，一直是宋朝的痛，此地对宋朝非常重要。为什么说燕云这块地方重要？燕州，就是现在的北京，了解地理常识的都知道，燕州往南就是华北平原，那是一马平川之地，无险可守，燕州本身就处在华北平原上；云州就是现在的大同，此地也是非常重要，当年刘邦北上讨伐匈奴，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冒顿单于大军困在那里。
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句话，那就是北宋的北方门户洞开，一把利剑随时都可能插入宋朝的心脏，所以你会看到北宋历代皇帝都非常努力。为了破除这“达摩克利斯之剑”（或悬顶之剑）带来的威胁，在仁宗和哲宗时分别进行了两次变革运动。
从这两次变革的目的来看，就是想解决北方带来的威胁，收复失去的燕云之地，堵住契丹等民族南下的屏障。为什么两次变革都失败？因为两次变革的核心，就是要增强军事力量，只有军队强大，才有能力收复失去的地方。但是宋朝的国策是重文抑武，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北宋一朝，良将难求，失地难复。
而出现这样局面的转折点，正是在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带来的影响，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在太宗下令二次北伐中，担任北伐统帅的分别是曹彬和潘美。这两员大将，在宋太祖的“陈桥兵变”中就有他们的最大功勋，在太祖多次出兵讨伐北汉等战役中，这两员大将都是担任主力军，很得宋太祖的器重。
潘美，作为主帅，率军平定南汉（两广和海南地区）。而曹彬则作为主帅，平定了以李煜统治的江南的南唐。在后蜀、南汉、南唐的平定中，作为平定后蜀主帅的王全斌犯了严重的问题，而潘美和曹彬则都完美平定功绩。后来二人更是随太宗一举平定了北汉，战功也是赫赫。
所以纵观当时北宋的战将中，也只有此二人最为突出，最为辉煌。如果没有太宗后来的北伐，特别是第二次北伐，也许这两人或一人可以称得上是北宋的良将。
南汉
太宗二次北伐，曹主帅无主见，潘帅无作为986年-987年间，脑子进了水的太宗，不顾一班宰辅的劝谏，毅然决然地以曹彬和潘美为两路大军的主帅，直接北上展开对大契丹刚刚即位的契丹主隆绪进行讨伐。太宗本想趁契丹新老交替，打契丹个不备，但是却遇到了契丹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强人：萧太后萧燕燕。
萧太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深知北宋这次出兵的意图。于是对契丹军队重新布置，一反常态，主动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
作为宋军其中的主帅的曹彬军队，真是势如破竹，一路挺进，乘胜前进，战线越拉越长；而另一主帅潘美也不落后，很快就平定了朔、寰、应、云四州。两路大军按原计划是会合后，再一起北上，但是此时的曹彬军，一听到潘美军战果比他们的还大，部将都想争功，不考虑后勤补给带来的严重问题和无视朝廷诏令要他们驻扎等待会合一起行动。
作为主帅的曹彬，面对呈现出来的严重问题，没有做到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反而听从部下的建议，一路北上。这正中了契丹军的诱敌深入之计，很快，契丹耶律斜轸军和耶律休哥军分别率先大军展开了对曹彬军的袭击。面对以逸待劳的契丹大军，宋军只有逃命的份，很快就兵败如山倒，二十多年良将形象的曹彬，经此一败茫然无存。
作为北路军主帅的潘美，虽然轻松占领四州，一听东线大败的消息，也开始率军退回到宋境的代州代命。潘美的副帅正是一代名将杨业，此时他们接到诏命要求他们把朔、寰、云、应四州之民护送回国。如此时得到的消息是，契丹萧太后和契丹主亲自率领大军直逼朔州。
接到护送命令后，作为一位久经北地几十年的老将杨业，对此地了如指掌，很快就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按照杨业的方案，利用声东击西的计谋，可以很好的完成护送任务，作为主帅的潘美去没有起到主帅的作用，反而赞成一个监军的建议带着一支万人精锐直接与契丹十万大军硬碰硬。
最后一代名将杨业，还交待潘主帅在陈家谷口布下重兵，接应自己回撤到此再一起袭击契丹军，潘美作为一个主帅却管不住部下，不但让部下率军擅自离开，自己也撤离，听到杨业就在陈家谷口兵败，没有及时下令返回支援，反而匆匆率军离去。
面对一支疲劳的契丹军，手握一支几万生力军；面对并肩战斗的战友只是战败，而不是战死，却没有及时挥军回救，良将之名何在？
经此战役，宋军的恐契丹军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宋军的意志被打得全无，即使到了后来真宗在澶渊之战中，本来宋军可以一举北上有机会收回燕云之地，也因为太宗的这次北伐留下的后遗症而终止。
仁宗朝，虽然也想改变北方长期带来的威胁，力主范仲淹推行新法，目的就是想通过变法来强化国力。但是变法中最重要的是强兵这一项，却被直接放弃，这无疑就是面对契丹这个强大的对手的深深畏惧。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也是一样受到太宗这次北伐的影响，而失败。
两次变法都是想重新调整宋朝的国政，提高军队的实力。但是实权在皇帝那里，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给予武将提高待遇、身份、地位、权力，就不会培养出一名出色的良将，没有良将，纵使有百万大军把守，最后也如一盘散沙。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做再多的努力也是白折腾。
从太宗二次北伐中，范、王都看到了宋朝的问题所在，想通过变法来改变现有关局面，但是无奈作为主子的皇帝却没有那份魄力，再加上来自各方的阻力，恐契丹就这样一直成了宋人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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