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写出“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的诗句，自述抱负之后，在各地历练近二十年，一直本着“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的宗旨，未忘初心，始终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近二十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他深切体察到从开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在心中已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嘉祐三年（1058），37岁的王安石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即把他这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写成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进献给在位已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这封万言书的内容涉及北宋王朝几乎所有的方面，诸如政治、经济、税收、人事、文化、教育、科举、军事、外交等等，不仅涉及范围广，有些问题还谈得非常深入具体，可以说是朝政改革的一部大纲。
《言事书》首先扼要地概括出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探索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之所在：
……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他是要在“法先王之意”这一旗号之下，来实现他所认为能够适应现实情况的一些变法革新的意图。也即“法旧意而施新政”。
《言事书》字数虽多，但所论尚显偏狭，只是谈到关于政治以及吏治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深入讨论更重要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王安石从先秦法家商鞅等人继承来的一些政治思想与见解，在《言事书》中已显露端倪，他“以申、商刑名之术，文之以六经”的思想倾向，也表露得十分明显。《言事书》中强调要重视培养新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培养造就能够胜任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新”人才，以之改造整个官僚“旧”体制。宋朝开国已近百年，一直恪守“祖宗之法”，积弊陈陈，利益错杂，要想有效改革“旧”体制，塑造“新”气象，必须从培养能够推进“新”法的“新”人才着手，这正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宋丞相王荆公安石》像
《言事书》中，论述经济的篇幅不多，但却表述出了王安石有关“理财”的独到的、原则性的主张：
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在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一文中，申发此理，畅谈了理财在国家行政中的重要地位：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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