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狮身人面兽让人猜的谜语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猜一猜，这是哪种动物？”答案是：“人。”因为，婴儿用四肢爬，成人用两条腿走路，老人靠拐杖支撑。这拐杖，就是老年人的第三条腿。古今、中外、缁素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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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云鹏《白马驼经图》（局部）
纸本设色，明，54.5 x 103.9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鹫峰说法时，有一位老比丘在登山时跌倒了。佛就听许诸比丘中的老弱无力或病苦缠身者持用拄杖。这种杖，恐怕就是一般人用的拐棍儿。后来，中国的僧人，特别是禅宗的僧人，常在出外游行时，于所持的拄杖下半截约相当于从地面到自己膝盖的长度之处弄上一根横枝，作为渡水徒涉时探测水深之用，特称之为“探水”。这大约是中国游方的云水僧人对拄杖的实用性发展，很适合旅游使用。
另据《十诵律》卷四十等记载，释迦牟尼佛指导弟子们坐禅时，有的僧人坐不住，不能澄心静虑，老是昏昏欲睡。佛便指导释子们用盆往这些位头上浇凉水。这种盆原来没有把柄，掌握不住，掉在头上，“痛恼垂死”，佛说“应施柄！”可是，老往头上浇凉水，也非长久之计，于是又想出由禅侣用手敲他脑壳的办法，用毡球往他身上拽的办法，最后制定并制作出一种“禅杖”来。它是一根短棍儿，由禅侣用来捅醒瞌睡者。因为棍子头儿尖，常把衣服扎破，所以佛又制定：“应以物裹杖头！”
在用完了禅杖靠地安放的时候，“着地作声”，佛又指示：“下头亦应裹！”还告诫说，取用时“应生敬心”，“应以两手捉杖戴顶上”。汉化佛教僧人坐禅时所用的禅杖，据《释氏要览》卷中和卷下记载，只是以竹、苇等细棍儿造成，只是一头儿用布或毡等物包裹，用来触动昏迷。这项工作由“下座”执行。下座者，披剃不久，法腊（出家年数）仅一至九年之禅和子也。这种禅杖平时靠放在禅堂的侧壁上，包裹的一头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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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休《十六罗汉图》（之一）
绢本设色，五代，129.1 x 65.7 cm
现藏于日本高台寺
但是，现代汉化佛教寺院中用来惊醒坐禅者的用具，却是“警策棒”，简称为“警策”的。它是一种长而扁平的木板，长约一米多，宽有五到七厘米左右，上幅略微宽一些；下幅是把柄，有制成圆形的也有扁的。有时也用竹蓖代替。一般常在警策的上端正面书写“巡香”二字，下端背面书写“警昏沉”三字，以区分正反上下。警策由年长的师父一辈人掌握，用来纠正僧人坐禅时怠惰、打瞌睡、姿势不正等不良表现。用法是：先轻轻拍打对方右肩，这是预告；再不觉悟，接着可就重拍痛打了。接受教育的僧人清醒以后，合掌示谢；纠正者则横持警策，上端向左，正面向上，打一问讯。这种警策棒或竹蓖，在诵经、师徒问答时也常使用。
下面再说“锡杖”，这要由天竺僧人外出乞食谈起。乞食是梵语paiṇḍapātika的意译，又译为“分卫”“托钵”“行乞”等，但它与一般市井乞丐的乞食或说行乞大不相同，具有特殊的涵义，指的是僧人为资养色身而向世俗人家乞求施舍食物的一种行仪（行仪是僧人规范化了的日常例行行为，其中包括许多规矩、礼仪、作法）。这样做的涵义有二：一是“自利”，即为方便行道而摆脱俗事（实际上是不事生产）；二是“利他”，即给予世俗人等因斋僧而得到的广种福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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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帽地藏菩萨图》
绢本设色，南宋，56.1 x 51.5 cm
发现于敦煌第17窟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据《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等记载，释子外出乞食时，最初没有经验，默然而入人家，不受欢迎；佛指示可以“作声警觉”，于是再去的时候就“呵呵作声，喧闹而入”，结果更不受欢迎；佛又启示说：“更无方便可使作声，唯此呵呵能为警觉？”再去的时候，僧人拳打门扇作声而入，更加不受欢迎。这时佛说了：“不应打门，可作锡杖。”并且讲了锡杖的制式：“杖头安环，圆如盏口。安小环子，摇动作声而为警觉。”
有《得道梯磴锡杖经》一卷，记载有关锡杖的事颇为详尽。汉化佛教大体上据此认识和制作、执持锡杖。下面我们也据此敷演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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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杖药师》（局部）
壁画，初唐
发现于敦煌第332窟
先说，释迦牟尼佛告诉诸比丘，大家都应受持锡杖。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和他们的弟子们在内，都是执持锡杖的。这是因为，锡杖可以彰显圣智的意图，从这一点上说，锡杖可称为“智杖”；它又是行功德之本，从这一点说，又可称为“德杖”。它是“圣人之表式，贤士之明记，趣道法之正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手持的佛教徒标识性法器，和王者的权杖、魏晋清谈名士手中的塵尾、教师的教鞭等物性质有点类似。
据《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得道梯磴锡杖经》又名《得道梯磴经·锡杖品第十二》，即一部大经中分出的一小部分，“亦直云《锡杖经》”。它是东晋时出现的一部失译经（译者与所出不明的经）。后世有人怀疑它是伪经，即中国僧人依据某些外来佛教资料或传闻，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编出来的经书。两晋南北朝正是清谈高潮期，作为身份标识的塵尾、如意等盛极一时。中国僧人希望自己手中也掌握一种标识性的法器，于是把分卫用具升级，赋予更为神圣的意义，并加以经典性的说明，也是可能的事。
按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中自述见闻，则锡杖的梵语称呼是“吃弃罗”，那就是梵语khakharaka的音译，《翻译名义集》卷七中则译为“隙弃罗”的。梵语本身就有点象声词的意味，因而，这两部书都说，意译为“锡杖”，意取“锡锡”作声，所以在有的佛书中又称为声杖、音声杖或鸣杖。据义净所见，“西方所持锡杖”的标准样式是，头上唯有一股铁卷（圈），上面安大环套小环；中间是木杆，长度为高与肩齐；下安铁纂（相当于中国古代长兵器杆底的“鐏”、“錞”之类的用途），长度是二寸左右。其环形状或圆或扁圆，数目或六或八，质地或铜或铁，并无严格要求。所以义净认为“原其制意”，不过是如他所译的《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中所说，供分卫时摇动用，相当于小贩在主顾门口摇铃罢了。
遇有恶狗出吠，有的比丘要用此杖打狗，佛言：“不应以杖打狗”，举起杖来吓唬吓唬就行；有的狗一经吓唬闹得更凶，佛指示说：“取一抄饭，掷地令食！”到了不信佛的家门口，摇动锡杖好长时间，还不见有人出来，怎么办？佛言：“不应多时摇动。可二三度摇。无人问时，即须行去。”义净认为，如佛所说，“原其制意”，不过为分卫所用。他觉得，在汉化佛教中，踵事增华，把作用扩大了，殊可不必：“何用辛苦擎奉劳心，而复通身总铁，头安四股，重滞将持，非常冷涩，非本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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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嵩《罗汉图》
绢本设色，南宋，104 x 49.5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义净的这番议论，恐怕是针对当时汉化佛教的情况，有的放矢。从《锡杖经》出现的晋代到唐代，佛教一直向汉化发展，又不断地有高僧长途跋涉赴天竺求取真经。像义净和玄奘这样了解天竺情况而又心存“正法”的僧人，肯定对汉化佛教的某些做法有异议。但是，这时汉化佛教的锡杖早已从原始的敲门兼防狗的用途转化为高级的权杖，这种本质的转变，即使不算化腐朽为神奇，也得算化不神奇为神奇吧！
它对提高僧人的地位大有帮助。这是多么聪明的一种变化方式啊！泥古不化和崇洋照搬终究是行不通的。试看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金银质花锡杖（皇家的文思院奉敕所造），便可窥见汉化佛教改造和提高锡杖身份的妙用。再说，汉化佛教僧人外出叫化的越来越少，檀越来寺中布施的越来越多，中原僧人又“农禅并重”，自己养活自己。原始佛教那种乞食方式，大体上已成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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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通长196 cm，杖杆径2.2 cm
原件出土于陕西法门寺地宫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撷芳主人
应该说，《锡杖经》在概括并发展外来经典与传说中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它明确说明有两种标准的锡杖：一种为四钻十二环，乃释迦牟尼佛所制立；另一种为二钻（义净补充说有六环，这就说明两种杖的说法乃是外来的，并非杜撰），乃迦叶佛所制立。它又概括出持锡杖威仪法，有二十五事，内容颇为杂乱。其中“年老”“地有虫”等听许用杖的规定，似从原始的听用拄杖生发；“入檀越门，三抖擞，三反不出，从至馀家”，则明显地是从分卫之法而来。但二十五事威仪提高锡杖身份，则是确切无疑。后世乃至当代，有法事的时候，法师常执持锡杖以表现身份地位，显示威仪，并作为法器使用，良有以也。
回转来再补说几句禅杖。后世以迄当代，在一般人心目中，它似乎成为佛门一切杖类的通称，把拄杖、锡杖等都包括在内。那种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太准确的。另有一种中国古代戏剧小说中常提到的武术家作战使用的禅杖，更与正规的佛家禅杖无缘。从历史上看，这种禅杖也是有变化的。例如，在著名的附有六十幅精刻插图的杨定见本《水浒传》中，在五幅图中有鲁智深和他的禅杖的像。那禅杖是一根长棍，棍头上有一个小月牙状物，不知是否带刃。当代戏剧中的鲁智深却是担着一柄一头似平铲一头为大月牙的武器，看来两头都有刃。《西游记》中沙僧所用的“宝杖”与之同类。这种杖的造型与真正的佛家禅杖距离更远，恐怕只能称之为“方便铲”或“月牙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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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像西游记》插图
左为沙僧持“降妖宝杖”
明崇祯四年建阳闽斋堂杨居谦刊本
现藏于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
为什么我们要啰啰嗦嗦讲这么多，因为，一则，现在寺院里使用警策的多于用禅杖的，导致现当代世俗人等，没怎么见过真正的禅杖。二则，作大型法事的时候，大法师倒是经常执持锡杖，导致误认锡杖为禅杖。三则，传统戏剧和绣像小说插图中每每出现月牙铲形状的号称“禅杖”的武器，实际上，它与真正的禅杖毫不相干。四则，我们还想说明，锡杖是汉化佛教给抬举成高级法器的，原来不过是敲门砖兼打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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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纸本立轴，1977年，126 x 67.5 cm
同样，在中国小说戏曲中经常露面的僧人所用的戒刀，也是小说家等人的创造。可以用武松的两把戒刀为代表，其特点是：一是僧人特别是头陀专用；二是一般为双刀，两把。其形状，据明代版画插图等所示：细长，略弯，与清代军队所用腰刀的样子差不多。
可是，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戒刀，所指却是剃头刀。
戒刀是梵文śastraka的意译，又译作“刀子”。它是僧人用来剃头、剪指甲、裁衣的小道具。
《十诵律》卷三十九中记载：
佛在舍卫国。时众僧发长。……时有一剃发人作比丘。上比丘作是念：“若佛听我畜剃发刀剃僧发者，善！”是事白佛，佛言：“听畜剃刀及与僧剃发。”
《毗奈耶杂事》卷三则讲的是裁衣刀及其质料与长度等问题：
缘在室伐罗城，时诸必刍欲裁三衣，便以手裂，衣材损坏。以缘白佛，佛言：“不应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许已，时有必刍欲割裁衣，往俗人处，告言：“居士：我须刀子，欲割截衣。”答曰：“将去。”既裁衣已，送还彼人。居士报曰：“此即相施。”答言：“世尊不许。”以缘白佛，佛言：“我许必刍受畜刀子。”见佛许已，时众六众便以金、银、琉璃、颇梨诸宝，诸馀杂色种种奇珍庄饰其把。时诸俗旅见而问曰：“圣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听畜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缠绕心耶！”
时诸必刍以缘白佛，佛言：“必刍！不应畜用金、银、琉璃、颇梨诸宝、诸馀杂色种种奇珍庄饰刀把。”“若须刀子，纯用铁作。”彼便大长。俗人复问:“此是何物？”答言：“此是刀子，世尊听畜。”彼言：“圣者：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缘白佛，佛言：“必刍不畜长刀。”“彼极小作，不堪割物。”佛言：“汝等应知：有三种刀子，谓大、中、小。大者可长六指，小者四指，二内名中。其状有二：一如鸟羽曲，二似鸡翎。不应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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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度图》（局部）
发现于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
《十诵律》卷三十七中还特别提到一种刀子的形状：
尔时比丘有贵价衣［料］，水中洗净，欲裁作衣。以齿啮边，若共挽裂。此衣处处纵横破裂。佛言：“从今听畜月头刀子，用裁衣。”
别的经典中也有提到这种“刀头如月刃”的刀子的，不赘引。据画图中所见，此种刀刃部像半月瓣形的刀子也用于剃发。如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第31窟左壁的壁画“剃度图”中，就有使用此种半月瓣形剃刀剃发的图画。古代中国理发师使用的剃刀，也是这种刀身不太长而刀刃为半月瓣形状的，但刀身宽度略窄些。如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北壁盛唐所绘“弥勒下生经变”壁画中，常被称道而称作“比丘尼入道剃度图”的，所画剃度用的剃刀也是这种半月瓣形的，或者说是略窄些的鸟羽形的剃刀。有趣的是，宜到解放前，笔者在北京的串胡同的剃头挑子上，以及乡村的小理发铺子中，还看见使用这种“中式”的“月头剃刀”，连老王麻子之类刀剪铺也在卖。它与近代才传入中国的欧洲男子所用的直身剃刀截然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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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下生经变图》（局部）
“比丘尼入道剃度图”
壁画，唐
发现于敦煌445窟北壁
剃刀和裁衣刀等僧人所用的刀子统称为戒刀。《百丈清规》卷五引据说：“《僧史略》（笔者按：《大宋僧史略》卷上）云：戒刀皆是道具，表断一切恶故。”《释氏要览》卷中“戒刀”条也据《僧史略》说：“戒刀皆是道具。按律，许蓄月头刀子，为割衣故。今比丘蓄刀名‘戒’者，盖佛不许斫截一切草木，坏鬼神村故。草木尚戒，况其他也。”以上说明，清规这样规定，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禁止用像刀子之类的器物砍断一切草木，认为摧折有生之物是罪恶之故。杀人当然更不行了。况且，用这样的四指至六指（横排长度）长小刀杀人也很困难。上面讲过，我们经常读到的中国武侠之类小说中，讲到僧人常用的一种武器是“戒刀”，这种戒刀与上述的剃刀等戒刀完全是两码事，它是中国武术家自己创造的兵器。千万不可将其混为一谈。
在佛教律部经典中，有大量释迦牟尼佛谆谆教导僧人不许动武的话，就连出家前会武技的僧人炫耀自己的能为也是禁止的，还不许长期在军营里呆着。但是，佛法又是除恶与引人向善的，遇见十恶不赦的恶人，实在感化不了，一时动了无明，开了杀戒，想世尊亦当默许。再说，出外游方，也得有点自卫的本事。中国僧人习武，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
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四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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