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家庭教育不但奠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还关乎学生教育目的的实现。
但在讨论家庭教育中，我们大都只注意到了教育模式、经济条件、居住地地域等这些显性家庭因素，而较少触及父母的教育意识等这类隐性要素。
然而家庭教育意识已经成为了家庭教育的前提与根本，会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以及学生教育目标造成深远影响。
关于中国当前教育界的一系列现象，有专家认为我国的家庭教育难题，首先是父母教育难题。
父母教育就是要指导父母建立对于家庭教育的正确认识，并掌握最基本的教育学知识，担当起家庭的职责，为子女的中小学教育与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伴随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父母的教育认知问题，将是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父母对于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并且凸显，随着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整顿，学校以外的教育任务转移到父母这一边。
父母原本可以通过支付课时费用可以解决的焦虑问题，现在需要父母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自教孩子，如何做好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成为摆在双职工家庭面前新的难题。
原本长辈可以代劳只管接送，孩子到辅导班补习，但是当这个选项被删除时，父母陷入了更大的两难境地导致了新的焦虑。
因此，研究父母自身教育能力与教育焦虑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必要。
一、父母教养效能与家庭教育焦虑的关系
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理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以人性及其三元交互决定论为基础，是其主要学术贡献社会认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于自己是否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某项活动的能力所持的主观判断和信念。
不同于传统的期望概念，班杜拉指出还存在着一种人对自己能够进行某种行为的实施能力的判断和推测，这就是效能期望。
人在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之后，自我效能感就成了行为的决定因素。
通过大量研究和实验，班杜拉发现自我效能感收到四种信息源的影响，他们分别传递着一些效能信息，然后影响人的效能水平。
这四种影响来源分别为直接性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情绪唤醒。
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和控制行为，再通过行为调控对个人产生影响。
因此，研究将采用自我效能理论作为基础框架，旨在解释父母在教育卷入这一行为情境下，个体内在教养效能感将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其教育焦虑情绪的。
透过该理论视角可以衔接父母教育卷入行为、教养效能期待和父母教育焦虑结果这三个核心要素。
同时强调三个要素在该作用机制中的支配性地位，对教养效能感的作用过程有较强的解释力。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教育卷入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参与可以有效增强父母教养效能感。
父母如能直接参与子女教育则对其教养效能产生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效能将随着父母参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有效提升。
随着父母参与的增多，在获得教养经验的同时，能使父母取得更高的教养效能感。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也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直接参与实际任务能够提高效能感。
即父母可以透过活动掌握更多有关子女的知识，这些积极结果都将使父母提高教养效能感。
Chung等人的研究搭建了父母参与的中介模型。
该模型通过对韩国中小学1283名儿童母亲进行抽样调查，通过父母对孩子的学校生活的参与程度来预测父母的效能。
结果表明母亲的学校参与能够有效增强母亲的教养效能感，并证实了韩国的父母支持政策是通过提高父母参与，增加其对子女的了解，实现提高父母教养效能的目标的。
Begle和Dumas评估了PACE计划的参与度对父母效能结果的预测作用，该评估是面向学龄前孩子家长并且持续了八周。
研究结果显示，以参与行为为导向的干预策略可以有效提高父母的效能。
Trivette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家庭系统干预措施中的能力培养是关键，父母能力得到重视与提升并融入孩子的生活和教育时，对父母的教养效能感有直接影响。
Murdock的研究指出父母的参与行为能有效预测其效能感。
Schindle指出父亲参与度的增加会使父亲的自我效能感提高，表明父亲参与育儿能有效预测父亲的教养效能。
二、研究结论
父母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和教育焦虑在性别、年龄等人口变量学上的差异不显著
根据研究的调查数据，可以知晓父母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和教育焦虑在性别上的差异并不显著。
实际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即父亲和母亲，在各方面略有差异，但是差异并不显著。
与原本设想的母亲在教育卷入和教育焦虑方面的程度会比父亲更高不吻合。
父母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和父母教育焦虑三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根据研究的相关性分析，父母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和父母教育焦虑三个变量以及各维度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这不仅为后续的中介效应验证奠定了基础，而且充分说明通过父母教育卷入和教养效能感的调节，可以影响教育焦虑的水平，为后续的实践启示提供了理论基础。
父母教育卷入显著预测父母教育焦虑，教养效能感显著预测父母教育焦虑
根据研究的回归分析，父母教育卷入显著预测教育焦虑，教养效能感可以显著预测教育焦虑。
回归分析的结果证明父母教育卷入与教育焦虑的关系没有教养效能感与教育焦虑的关系紧密,在加入多控制变量之后，未达到设想的教育卷入与教育焦虑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
但是在调整回归模型，将控制变量全部剔除，只保留三个主要因素之后，教育卷入对教育焦虑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并且教养效能感与教育焦虑之间的回归系数数值更大，关系更加紧密，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教养效能感在父母教育卷入和教育焦虑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教养效能感在父母教育卷入和教育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证明了父母教育卷入可以通过教养效能感更好地影响教育焦虑，为父母教育焦虑缓解的政策制定和家庭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启示。
三、结果讨论
父母教育焦虑、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状况讨论
研究涉及调查对象父母的教育焦虑程度为偏高，表明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教育焦虑，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家长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
可以看出父母教育焦虑水平一直维持在高位，而且并没有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得到缓解。
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是由于父母对于教育政策的不确定性，无法完全放下顾虑，任由孩子自由成长。
而是否升学成果的结果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是直接关系到孩子将来的就业和收入的，父母为此感到担忧不安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方面就眼前来说，是由于“双减”政策的实施，的确减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但是焦虑情绪在总量上没有得到减少。
而是原本对孩子学业的部分焦虑情绪转化为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上来，随着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整顿治理，平民大众化的补习机构甚难获得。
大部分家长需要亲自上阵，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如何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自辅导孩子成为摆在家长面前新的难题。
父母双方的焦虑程度对比来看，父亲的测量结果得分更高，表明父亲的教育焦虑程度更低。
母亲对于孩子的关注会更多，且女性在性格特质上就会较男性更加容易有焦虑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组间差异进行分析时发现，教育焦虑在子女个数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子女数量为3个的父母教育焦虑水平最高。
且子女数量为2个的比子女数量为1个的父母教育焦虑水平更高，这与以往研究教育焦虑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不一致。
分析其可能原因是随着育儿成本的提高，精细养育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很难再回到粗放散养的状态，教育焦虑只会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研究设计调查对象父母的教育卷入程度为偏高，得分平均值男性即父亲比女性即母亲高0.162，这与以往印象中母亲的教育参与会更多不一致。
分析其可能原因是，被调查人群属于中国一线发达城市，教育理念都较先进，关于家庭教育任务的男女分工不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甚至出现了“全职爸爸”“家庭煮夫”的现象，父亲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是我国家庭教育发展的新变化。
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父亲对于量表评分的自我标准会较母亲更低一些，所以会出现父亲对于教育卷入的自我测量评分高于母亲的情况。
研究设计调查对象的教养效能感水平偏高，得分平均值父亲比母亲高0.248，但是差异不大。
分析其可能原因与男性本来天性较乐观，自信程度较高，即男性的自我效能感普遍较高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组间差异进行分析时发现，教养效能感在子女个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子女数量2个的比子女数量为1个的父母教养效能感显著更高。
二胎父母在养育第一个孩子时收获了成功的经验，使其在养育第二个孩子时及时调整了效能期望，对二胎的养育期望和自信发生了改变。
因而2个子女的父母教养效能感会较1个子女的父母更高。
父母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和教育焦虑的回归分析
通过研究的回归分析发现，教育卷入可显著影响教育焦虑和教养效能感，教养效能感可显著影响教育焦虑，且都为负向影响。
即教育卷入和教养效能感越高，教育焦虑的水平会越低；教养效能感的影响系数大于教育卷入。
教育卷入对教育焦虑的影响随着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减少而增强，由最初全变量模型时的未达到显著水平，到三变量模型时计算结果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教育卷入对教育焦虑的影响程度不及教养效能感对教育焦虑的影响程度，这点从结果中的影响系数也可得到验证。
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教育卷入和教养效能感对教育焦虑的积极负向影响，即教育卷入和教养效能感的水平越高，教育焦虑的程度越低。
其次，父母教育卷入可以影响并显著预测教育焦虑，教养效能感可影响并显著预测教育焦虑。
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和学习中越多，教育焦虑感就会越低，但是参与本次调查的样本数据，却没有那么充分地支持这一观点。
父母教育卷入对教育焦虑的影响系数远未有教养效能感对教育焦虑的影响系数大，虽然目前未找到已有研究做直接对比。
但是程兴逸和符明弘的研究利用家长教育焦虑对教育卷入进行回归并得出了家长教育焦虑可以通过父母教育卷入间接影响小学生的学业情绪的结论。
间接阐释了家长教育焦虑和教育卷入的关系，论证了两者的作用逻辑，与研究的结论相呼应。
教养效能感在教育卷入和教育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首先，父母教育卷入、教养效能感和教育焦虑三者之间两两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父母教育卷入程度越高，教育焦虑程度会越低。
不难理解父母在情感上给予孩子不断的滋养和爱护、无论在孩子的学习上还是在为人父母之道上的不断学习精进。
还有在孩子行为习惯养成上的约束管理，都会让父母更大程度上的参与和了解子女的教育。
而“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一旦具体的方法、路径得以清晰，并且付诸实践，那么焦虑这个“虚幻”的情绪就不见了。
教养效能感与教育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教养效能感越高教育焦虑程度越低。
班杜拉的效能理论，认为影响效能感产生的要素主要有四种：个人亲历的成败或经验、替代性影响、言语说服、以及情感与生理上的作用。
对于教养效能感来说，经历的成败或经历、情感与人格都是增强其教育效果感的二个重要途径。
当父母对于自己参与子女教育的自信程度越高，则其感知到焦虑的程度就会越低。
而这种养育带来的自信则必然是由切实的参与带来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父母教育卷入与教养效能感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正是由于参与的程度提高，所以由教养行为带来的自信程度会随之越高。
其次，教养效能感在父母教育卷入和教育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中介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卷入对焦虑的直接效应并不高为0.130，但是加入中介变量教养效能感之后的间接效应达到0.221，占总效应的比值为62.96%。
父母教育卷入与教育焦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接作用关系，教养效能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性桥梁作用。
如果家长对于自我胜任能力和有效地履行职责能力的期望值越高，就更有机会采取更加主动的教育方法。
从而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温情与关爱，对孩子的一些行为问题也能更积极地采用灵活高效的教育方式加以管理，从而减少焦虑。
如果他们对自我的能力和有效履行职责的期望值较低，则会倾向于采取被动的教育手段，采用更加无助的解决方式，如威胁吓唬、体罚等方式。
这种方法并没有使父母的情绪得到释放或舒缓，反而会使其焦虑程度更加严重。
Popp和You的调查表明，更多的家庭参与会带来更高的个人满足感，进而他们也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
最后，从自我效能感理论的总体框架来理解教育卷入对教育焦虑的影响机制。
其一，父母教育卷入行为以直接性经验的形式强化了自我效能感。
其二，教养效能感越强正向影响教育焦虑水平越低。
其三，较低的教育焦虑触发良好的效能期望以及合理的、经过调整的结果期望，使个人的教养意愿得到增强。
其四，强烈的个人意愿在合理的结果期望驱动下促使教育卷入行为的更多发生，从而形成良好的教养效能感循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