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赛博时代，很多人把相当一部分生命体验寄托在了虚拟世界，但每个人仍然会与一处真实的地方紧密地交缠在一起。《十三邀》的嘉宾们在节目里的讲述，让我们看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时局政策如何作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们的思考与创作。
随着“十一”假期的到来，让我们有了时间精力与家乡、他乡产生联系，因此我们制作了这份搭载嘉宾独特记忆的“十三邀地图”，希望它能鼓舞你去探索更丰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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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我生在无锡，我们无锡很多都是东林党的后代。东林党人在亡国以前，已经看得出来明朝非亡不可，他们想要救亡。后来许多人都牺牲掉了，被锦衣卫抓去了，很多人从此噤若寒蝉。但这些人传学问、互相讨论，一直没断。江南太湖地区、杭州地区就是当年东林复社知识分子活动的地方。
无锡是特别的地方，江南的文风盛，没话说。无锡不注重科举，不注重斯文。常州状元、宰相一大把；苏州私人画家潇洒得很，庭院过日子舒服得很；无锡人念书是为了念书。我的爷爷一辈子喜欢数学，他宁可不考科举，他玩数学。我的曾祖父自修医学，到后来变成有名的儒医，四乡八镇有人派船来接他去看病。他替人看病不要钱的，看着看着就替我的祖父娶了个媳妇，是他其中一个病人的女儿。所以无锡的实业家出得多，数学家出得多，江南造船所里，技术员有十来个无锡人。士大夫的世家不高高在上，一样可以参加实务工作，所以无锡实用之材比别处多。
无锡的士大夫实际上有个不成文的组织。有个小公园，叫新公园，里面有个茶馆，叫清漪茶社。士绅们在那里聚会，每天早晨吃完早饭，谈话到中午。这个士绅集团热心公务，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需要钱，士绅们一吆喝，各行各业支援，为公家服务，修路的修路，挖运河的挖运河，排难解纷，解决问题。城里有一个寺庙叫南禅寺，里面有个学本事的地方，习艺所，无业游民就往那去，有吃有住。公家的事情、私家的事情需要人力，往那去叫人。寡妇有寡妇堂，弃婴有育婴堂，冬天有冬赈。老太太们负责捐钱，老太太们一有决定，给儿子们一吩咐，钱都出来了。这种自治，江南不止无锡一处，嘉兴也有同样的制度。士绅管县，士绅是没有选举的议员。
现在我想起无锡，最想回到太湖边。两岸恢复交流以后，我父母一直怀念故乡，他们吩咐我们说，他们不要在台湾下葬，所以没有挖地，用水泥的盖子盖在灵柩上，叫浮厝。等到两岸相通以后，我们把他们的骨头请出来，收拾好，化成灰，奉送回去，在无锡的马山公墓安置他们。
金承志
我记得很清楚，我对我奶奶的第一个记忆是她把我抱在手上，望着天上的繁星，跟我说哪个是牛郎，哪个是织女，星辰是什么，银河是什么样的。我的家人给我的第一波知识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我再长大，读小学以后，搬到工业区去居住。那个天是红色的天，但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小孩子也不懂，就觉得红天好酷。我妈喜欢种桃花，我家不管搬到哪，门口或院子里都会种一棵桃树。春天到了，我爸跟我伯父在花树下饮酒，喝白酒。有一天，花瓣飘到我爸的酒碗里面，我爸一饮而尽。可能每个人对于美的体察不一样，我觉得那一瞬间是非常美的。
工业区里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厅，录像厅，马戏团，奇怪的传单，斗殴的街头，杂乱无章、充满烟酒味的桌球台。温州那个时候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会形成各自的帮派，比如江西帮、广西帮、河北帮、河南帮，还会斗殴。我们厂子里有一个员工出去巡视，惹了当地一个帮派，一群人冲到我们厂里面乱砍乱杀。那时候我在四楼，拔了一把生锈的剑说，你们不许进来。我当时小学三年级，觉得要是他们进来，我先以命相搏，如果搏不过，我就自刎。这种场景一直贯穿着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有的时候特别美好，有的时候又特别荒诞。
毕赣
凯里是一个历史不长的城市，据我了解，人们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过来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东西。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城乡接合部的那些东西就算老的了。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没变过，从小到大我都走这条路，走了无数遍。我从小时候就住在这，住了好长时间，有三十年了。
凯里应该没有哪种主体性的经济。政府设想的经济支柱应该是旅游吧，每年因为苗侗文化来旅游的人挺多。这儿的苗族或者侗族文化影响了我对文化的接受度。我从小就不会觉得只有一种文化。上学时在班里我是苗族人，但在家里，生活和汉族没什么两样。在我们身边，苗、侗、布依，各种民族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对文化从来不会有什么局限感。在电影上，我会觉得什么样的电影都是好电影，所以拍电影的时候挺自在的，不会觉得非得怎么做。
所以电影里我的这种空间感其实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我生活的地方确实如此。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拍戏的逻辑也应该是这样的。视觉上，视点随着空间的变化而转换，比如坐在车上，一会儿变成全景，一会儿变成近景。后来我隔三差五带小孩来，他也很喜欢来这边。我太太来凯里时，她问我为什么你们这边老是上坡下坡。她说这句话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她说完我才发现，还真是这样。
唐诺
我在宜兰出生，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台北人。我甚至常说，台北是台湾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地方，它不大，丑丑的，但这些年来整理得还算干净、宜居，跟世界的关系也还算丰富。它有一点凋零，有一点没落，我跟天心的看法一样，觉得台北是一个渐渐熄灭的城市。
台湾因为中国现代史的风云际会，方出现在一个奇怪的历史位置。这样一个小岛，除了宗教战争以外，有关现代性的重要辩论、冲突、问题全部在这里发生过。等到历史浪潮过去之后，它好像又被打回原形。台北好像很早就走过了它的高峰点，在慢慢地往下走，毕竟它的历史位置是在纵横的势力底下交锋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地理重要性。这样讲好像有点挽歌的味道。在这种状况之下，年轻一代开始不关心历史，不关心世界，有一种虚无感，觉得只要好好活着就好，就是所谓的“小确幸”。
但在我们当时不是。我们求学的时候，一般学生的世界史知识是足够的。事实上，在上升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和你有关系，甚至你是可以参与的。但现在，台湾慢慢就会回到一个所谓的小岛的思维。
从历史上看，台北像做了一场梦。你很难想象，在历史的夹缝中，在一个这么边缘的地方，曾经好像开出过一朵奇怪的花。这一代人，我、朱天心、朱天文、张大春，我的朋友们，我们曾经认认真真地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过活，但也知道，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说的，太阳会烧完自己，世界末日会存在，一切都不会留下来。《大唐西域记》里有两句话非常动人：“去圣邈远，宝化为石。”玄奘一路走去，一个一个城市，那些房屋，那些城墙，变成废墟，又都被自然收回。从长远来看，就是如此。台湾可能也一样，历史的风潮会过去的，人们也会离开的。这并不是嗟叹，而是说你必须要在这样的意识里继续工作。
李诞
我家是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我出生的地方更偏僻，锡林浩特在中部，离它特别近，三百公里，算是比较大的城镇。那个地方原来没有的，后来他们在草原上勘探，发现了烧碱，就是蒸馒头用的烧碱，就凭空建造了这地儿，我爸妈算是去支援建设的。他们从锡林浩特过去，但不是从锡林浩特城，他们不是城里人，是锡林浩特旁边的平岭山牧区的人。所以我的童年就是上学在矿场，暑假在草原。现在想起来，我对那个矿区的印象就是萧条。
我经历过矿场最繁荣的时代，鼎盛时期它是一个大国企。九十年代，我们在内蒙古的草原深处，是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矿场开采得特别快，很快就萧条了。我爸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导致他现在经常郁郁寡欢。他虽然是个内蒙古人，但是他的经历有点像东北人，经历过所谓的“下岗潮”。名义上是“被兼收”，我们被东胜那边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兼并了，很多厂矿本来的员工都被开除了，渐渐轮到我爸他们那一批管理层。我在小说里写过，一开始是什么都有，最后就变成狗比人多。
于谦
我喜欢看写老北平那个年代的人文的东西。我感觉我会特别融入他们那个氛围，会很自在。我在旁边听着所有人聊天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那种语言的结构，那种北京人骨子里的幽默——北京人这种语言特点和习惯，很难形容，你只能在氛围里体会。北京人说话，实际上跟那个高级幽默紧紧相连。但是现在那氛围没有了，就跟养鸽子似的，大杂院、四合院都没了，养鸽子的环境也没了。现在可能电视剧里面一飞鸽子，一出来红墙绿瓦，有军人打鼓，就代表老北京了，但是它怎么能代表老北京了？
我是大杂院长大的，所以对那个老北京氛围特别接受。那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有矛盾都没关系，大杂院里这家跟那家打架了，都很正常，如今想想还挺亲切。不像现在，谁也不认识谁，住一个楼里，碰了面，点点头，你也不知道他几楼的。有几家关系好的，各家谁炒了菜，给谁送点去，包了饺子，给谁端过去一盘。夏天的晚上吃饭，搬个小桌在外边，老爷子喝口酒，看看孩子这么一闹一玩，那时候咱说坏人也少，孩子成批成波就天天在胡同里面跑。现在哪敢啊，车也多，人也多，坏人也多。
姜文
《侠隐》里面的确有一些需要回味的东西，张北海大哥写的干面胡同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很近。我住在内务部街，内务部街南边是史家胡同，史家胡同南边就是干面胡同。这儿有非常意思的地方是，北京很少有什么胡同以街命名，它不叫内务部街胡同，就叫内务部街。我从一九七四年一直住到前不久。从十一岁一直到三十多岁、接近四十岁，我看着那个院子，不断对它有新的认识。当我不断对我的未来和过去有新的认识的时候，就不断对张北海的《侠隐》有新的认识。通过十年的时间，我认为我可以掌握它了。
我住的那个地儿是内务部街11号，所以我让主角李天然回北京以后住的就是内务部街11号，因为干面胡同没这么好的宅子。这宅子好在哪儿呢？六公主府，是光绪的六闺女嫁人后住的地儿。在她嫁人之前，那儿本来就是明瑞府。明瑞是个大将军，立过很多战功，他的二儿子继承了爵位，是他们满人当时比较高的爵位。她嫁过去的时候，她的老公还没沿袭这个爵位，所以就有一段时间叫六公主府。我小时候不知道那是总政的大院，只知道当时是总后勤部，后来又叫总政敌工部，住的全是部队的人。但是这院很有意思，还住了很多搞艺术的，包括后来考上音乐学院的，弹钢琴的。这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情况，但我并不知道它的历史。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六公主府。
到了民国的时候，大概一九一六年还是一九一八年以后，民国不给他们钱了，他们就开始卖东西，卖给一个盐业银行总经理，他把东西藏在我们院的后山洞里面。我们小时候老去那洞里玩，洞里没有电，各种曲里拐弯都是石头。那时候胆也大，什么都看不清，凭记忆摸着走。据说后来博物馆很多东西，都是从那里搬去的。
小时候白在里面混了，我们一直以为那是防空洞，但它不是防空洞，它是藏宝贝的。还有我住的那个地，才逗呢，这房子叫双连塔，就是两个屋脊，中间一个凹槽，凹槽里长了好多草。我们小时候就上去玩。上面屋脊上画了好多老画。人家看不懂，就当“四旧”给喷白了。后来听人说这院子叫听雨轩。后来又查资料，曹雪芹来北京就住那儿。这个老北京在我脑子里复活之后，里面的这种历史的渗透就开始不断滋生，变得非常有质感。
金宇澄
这里的格局是，有一个弄堂，以弄堂作为交通要道。这些房子现在都破败不堪了，我那天来看房子（金家老宅），也大为惊讶，这里原先都住满了人，人走了以后就变成这样了。我到了这里以后特别茫然，因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考证过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回望》里边提到过，我祖父的母亲在这里买了房子，原先是谁住的不知道。我祖父的母亲，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住到黎里镇来。我祖母告诉我，我祖父的母亲买下这个房子以后，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因为这个地方离太湖非常近，太湖的强盗经常会来这个地方。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些人，把家里洗劫一空，因为他们知道家里很有钱。老太太就说，还可以，她住进来以后就在天井那边放着一个缸，缸里面放着元宝，她说这是她唯一的财产。既然家里没东西了，她就把这个缸给挖出来，一挖出来就发现这里面根本就不是元宝，是一缸赤链蛇——江南特有的蛇。她当场就哭了，她说，金家要败了。我祖母是在60年代过世的，她会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我觉得时间一长，这些东西都变成神话了，想想也不大可能，为什么这些蛇都躲在缸里面呢？
院子里这棵树我是认识的。这棵树是野生树，结的果子像杨梅一样，是江南特有的树。小鸟吃了果子在这拉屎以后，树就长出来，这说明这个园子是没人管的，因为园子里是不可能种这种树的。等到夏天的时候，这树就掉下很多红色的浆果，这浆果也不能吃，很邋遢、很难看。这个树的树龄也不会很长，时间一长它会自己倒掉，所以这棵不是我祖上人种的，这是野生的。当然，现在它这么大了，以后可能也就把它留着。我们人也就像一张树叶一样，落下来就飘走了，就没有了。所以记录是蛮重要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记下来，像这个房子、这么多的场面，我们根本不知道。
姚晨
八九十年代的南平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小时候我父母都很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婆家。她家后面有一片山，放学后我会跟小伙伴一块儿上山挖竹笋。山上还产紫水晶，我会到小溪里找水晶石，还会摘一种叫“红泡泡”的野果。大人都不让我们吃，说有蛇爬过。我觉得特别好吃，大人不让吃，我们更想吃。长大后在超市看到这种水果，才知道原来它叫红树莓。
我记得城里有一条江叫闽江，从城市中间贯穿过去。江边有很多黑色的吊脚楼，我们也叫它虚角楼，非常美的建筑。后来因为城市规划，全部被拆了，拆掉了一部分记忆，特别可惜——当然也是考虑到发洪水，我们那儿年年发洪水，跟玩儿似的。《龙猫》对乡下景色的描绘，让我一下想起我的故乡。那就是记忆中的模样，可是回不去了。现在我外婆家都被拆掉了，外婆也不在了，外公也不在了。
策划：刘晋锋
视觉设计：陈麟
编辑：何珊珊 刘晋锋
实习生：吴杉杉 董桑柔
画面内容来自腾讯新闻与单向空间联合出品的“十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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