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城市古今
《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清人段玉载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城市是文明发展的标志，是文化繁荣的载体，是无数市民百姓寻找生活出路、追求个人和家族理想的中心舞台。城市也只有当经济、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史载“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一)“(汉中)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华阳国志·汉中志》)“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史记·河渠书》)优越的环境、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为汉中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三代时的褒国都城，到战国时期的南郑城，再到后世无数的县城、州(府)城、城堡，危台高阁，矮檐曲巷，宽街阔路，市井店铺，一代一代汉中先民在高高的城墙里边，编织着自己的梦想，记录着汉中的历史。
南郑:从县城到府城
汉中最早的城郭为夏禹后裔的封地褒国都城，其旧迹已难寻觅；最著名者，为战国时的南郑城。《水经注》卷二七引《耆旧传》曰：“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说的是西周末年，申国联合犬戎攻周，周王畿内郑国一部分人南迁至汉水上游，始有南郑之名称。关于南郑之名的来源，今人还有不同观点，但南郑筑城的时间却无异议。《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左庶长城南郑”，此为汉中筑城的最早记载。史料显示，在这个时候，天下所置县总共只有数十个，所以，南郑当属我国早期县城之一。殆至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 年)，秦、楚战于丹阳，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楚世家》)，南郑县属改置后的汉中郡。楚汉争战中，西楚霸王项羽封沛公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东汉建武六年(30)，汉中郡治所由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迁至南郑，南郑城得到扩修。据《水经注·沔水》记载：汉代的南郑城，在秦南郑城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拓展了规模，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凭津流，北结环雉，金塘漆井,用黄土筑成,十分壮观。自东汉始, 南郑城即为郡、州、路、府的治所,并常常成为军事机构和监察官员的驻地; 南郑、汉中作为城池往往异名而同地,最终汉中城名取代了南郑城。
清 汉中府图
关于南郑城的建筑历史,有“地凡三迁”或“两迁三筑”的通俗说法。其实,南郑城无三迁”或“两迁’之实，而修筑则不止三次。所谓“地凡三迁”或“两迁三筑”，是把史籍明确记载的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秦左庶长筑城南郑作为“一迁一筑”(陈显远《汉中古城探踪》)；以《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舆地纪胜》卷一八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和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八的有关记载，得出隋大业八年(612)南郑县城向西南移二里，为“二迁二筑”；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或十三年)徙筑今城，为“三迁”或“三筑”的结论，这是对史料的简单化理解和史实的表象化认识，并不正确。对文献资料综合研究和出土文物考古研究证明，古今汉中城位置变化不大，并无迁徙之实。《舆地纪胜》卷一八三曰：“古汉中郡城，在南郑县东二里”。按《水经注》记载的规模，秦汉南郑城重心可能偏东，与后世的城区大部重合。秦左庶长首次筑城南郑，不能视为“一迁”；隋大业八年很可能只是汉中郡城规模的拓展，南郑县治所位置的相对变动，非城市迁徙：明嘉靖十二年(或十三年)是在原址上的较大规模修筑，亦未迁址。王景元先生在《汉中古城池纵横》一文中考证,20世纪50年代初，在汉中市东的新桥靠汉白公路南侧，“平地上仍有一道类似城堡的高约4米、宽约6米、长约近百米的折尺形土梁存在，或许就是古南郑的城垣遗迹。”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在汉中城区内发掘出汉代的陶制井圈、排水管道、水井遗址和汲水陶罐，说明这些地方在汉代人口集中，这应是当时为城市的重要标志，否则不可能存在那么集中的先进的城建设施。
奉节白帝城 孙启祥摄
南郑城修筑后,后世多有维护修葺。东汉建武四年(28),自立为“成家”天子的公孙述会聚兵甲数十万人，集粮汉中,筑宫南郑,在汉水边修造十层赤楼帛船，与光武帝刘秀展开争斗。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公孙述兵败,汉军放兵大掠,宫室尽遭焚损。安帝、顺帝时羌人攻掠汉中和桓帝时汉中地震,对南郑、褒中、沔阳等城均有破坏。两晋南北朝时,汉中一带战争频仍、战乱不息，南郑城亦因之发生奉节许多变化。太康元年(280)，梁州治所迁至南郑(《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引王隐《晋书》)，自此形成州、郡同治南郑的局面。晋永和年间，梁州刺史司马勋把南郑小城(内城)东面三分之一截断，作为梁州汉中郡南郑县的治所①这种形制相沿250多年，到隋代始有改变。在此前后，发生过多次对南郑城造成破坏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件。或许正是基于南郑城的破败，才使得西魏占据南郑后变更治所。《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载：“后魏废帝三年，改(南郑县)为光义县，移理州东光义府。隋开皇初，复为南郑县。大业八年，移南郑县理郡西城，南临汉水，即今所理。”“南临汉水”的距离，《元和郡县志》卷二二曰：“汉水，经县南，去县一百步。”显然，这是一次南郑县治所位置的移动，非故南郑城的迁徙。同时说明，唐时汉江离南郑城较近，后数百年河道逐渐向南推移，形成今日汉江离城址较远的现状。
唐宋时期，南郑城先后成为山南西道、梁州、兴元府、利州路、利州东路的治所，还是唐代梁州总管府(后改都督府)治所，其间曾进行维护修筑，成为名副其实的府城。中唐时，德宗李适避难汉中诏改梁州为兴元府，开我国历史上以帝王年号命府名之先例。此后，“兴元府”地位与西京长安“京兆府”相当，兴元府城成了全国的军事重镇，长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山南防御使、采访使府所在地，颇受中央政府的重视，形成了“诗书理汉中”(唐·姚合《送郑尚书理兴元》)的美好局面。晚唐时，僖宗李儇为避兵祸两次驻跸兴元，也曾给汉中带来暂时的荣光。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减少，城市建设滞后。文同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任汉中知府时看到的汉中城是“城池庳漫，全不如昔……苫茅累土，宛如鼠戏。缺漏颓落，殆不可睹。奸庸取罪，常在跳越。仓库所寄，仅同空旷”(《丹渊集》卷三四《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的破败景象。经文同奏请修葺，汉中府城和府衙等才有了改观，增加了园林、城楼、亭轩等建筑。但是，南宋绍兴三年(1133)金兵入侵汉中，给兴元城再次带来巨大破坏。当时，兴元知府刘子羽为了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坚壁清野，将兴元城付之一炬。金兵进入空城兴元后，因军粮匮乏，城池残破，不得不撤退。随后的几任知府，虽有修城之举，但因战事吃紧，均成效有限。到了乾道六年(1170)王炎移四川宣抚使司于汉中后，才在“凡营垒、厩库、吏士之庐皆筑治之”后，对府衙“稍加修缮”(宋·陆游《静镇堂记》)，并维修子城，恢复了一些亭台设施。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金兵自武休关侵入汉中，府城再遭破坏。鉴于兴元城屡遭损毁，金兵撤退后，朝廷下诏重修。这次修筑，《宋史·宁宗纪》和明嘉靖《汉中府志》均只言“筑”而未言“徙”，明正德年间汉中知府周东在其《修城记》中亦曰：“兹城不知创于何代，相传汉以来已有之”，也无迁址之说。到了乾隆《南郑县志》卷三中，出现了“(府城)旧址在府东二里，宋嘉定十三年徙筑今城”之说，这可能是从清顺治《汉中府志》因袭而来的错误。元初汉中城又显破败形态，有宋末称“诗史”的诗人汪元量至元二十九年(1292)诗句可证：“秋风送我入兴元，下马荒邮倚竹门。……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兴元府》)
19世纪末汉中府拱辰门外的商号 【俄】鲍耶尔斯基摄
明代修葺南郑城最频繁、影响最大，仅旧志记载的就有“明洪武三年修，周九里八十步。正德五年甃以砖。万历三十年凿池环之。天启初，因建瑞王府，展北二丈十步”(清乾隆《南郑县志》卷三)等。洪武三年(1370)的修城，奠定了今天汉中市中心城区的基本格局，即南北、东西主要街道形成垂直相交的中轴线，其它街巷与此平行，构成井田方格式的街区网络。也就是在洪武三年，将元(蒙古) 人合南宋利州东、西路而成的兴元路更名为兴元府，旋改称汉中府。南郑县城历经郡城、州城、兴元府城等阶段后，遂成为后人熟知的汉中府城。万历三十年(1602)，在城墙四周开挖了阔十丈、深一丈八尺的护城河，由城北引山河堰水而入，河畔多栽芦苇以护。明代的汉中府城，周长九里八十步，高三丈，阔二丈五尺，有东“朝阳”、西“振武”、南“望江”、北“拱辰”四城门。府衙在城东南，因循汉唐以来旧址(今汉中市汉台区委和古汉台一带)。汉中府之称一直延续到1913年。
汉中城内饮马池及三台阁 石翊摄于20世纪30年代
清代数次修葺汉中城，主要为增修城楼、月城、炮台，增加商业设施。其中规模最大的修城工程在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至十八年(1813)八月进行，由汉中知府严如熤专责实施。这次修葺，主要砖砌和修补无砖土胎城身九百七十五丈；修建东西大炮台、西面小炮台、月城炮台、护城河上吊桥、城楼等设施。除东门有城门和瓮城外，其余三座均为二重城门，并在城墙东南角利用旧基筑丙台(瞭望台)，其上建三台阁。根据城外东关人口密集、人员复杂的特点，在东关外围修筑功能、设施齐全的土城，与府城相辅相成，互相呼应，互为表里，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自此，汉中府城城楼高耸、官署俨然、寺观林立、店铺栉比，一派生机和活力。三台阁、饮马池、钟楼等设施，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汉中城内的主要景观。
①史料来源于《水经注》卷二七，原文时代为“咸康中”(335-342)。查自西晋末南郑即为汉(成)李氏所据，晋梁州刺史先后屯兵于襄阳、魏兴，永和三年(347)汉亡，晋梁州始还治南郑(《宋书·州郡志三》)，时刺史为司马勋。
来源：文化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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