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去世，享年98岁。
季羡林一生从未信仰任何宗教，然而除了一些广为人的身份外，他还被人称为“佛学家”。因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印欧语系的巴利文、梵文、吐火罗文。虽然这些可称为“天书”的语言极为偏僻和冷门，却是翻译和研究出土佛经的“钥匙”。如今，掌握这把“钥匙”的人全世界屈指可数，而随着老先生的辞世，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可以称得上后继无人了。
在婚姻中，季羡林和妻子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爱情基础和共同语言，但他却和妻子相伴数十载从未红过脸。
在负笈德国十年里，他曾有过一个美丽的知已，相爱而不逾矩。多年后他重返故地，两人却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他用一生的克制、勤奋和善良观照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气质极其干净的人。这种气质让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会由然地生出好感。
季羡林先生离我们不算远，当我们的孩子厌倦枯燥的学习时，可以给他们讲讲季先生的求学故事。当我们的婚姻遇到喜新厌旧进退两难时，也许可以回望一下季先生的选择，有一些更深沉的东西可以参考。
季羡林的母亲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也是他内心最深的“悔”与“痛”。
“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季羡林在回忆中写道。
季羡林出生时，家里极为贫寒。他回忆说，家里常年只有红高梁面饼子充饥，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然后用来腌咸菜，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
季羡林的叔父早年通过艰辛的努力在济南立了足，膝下没有儿子的叔父，在季羡林6岁时，把他接到济南读书，为的是“光大门楣”。
图 | 时年19岁的季羡林
从6岁离开家乡后，季羡林只短暂地回乡见过母亲两次，第一次回乡给堂伯父家的“大奶奶”奔丧，第二次回乡是给自己的父亲奔丧。母与子短暂的相聚只能借着这种方式，实在是难言的痛苦。可是有什么法子，那时的季羡林只是一个孩子，在那个交通不便，经济不能自主的年岁，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他那贫穷而可怜的母亲，更是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没有亲历过的人，实难体会。季羡林在叔父家常有寄人篱下之感。他的第一个婶母为人比较苛刻，从来没有给过季羡林任何情感上的关照，季羡林还要时时看着婶母的脸色行事。叔父性格又暴躁。还是孩子的季羡林自从离开母亲的怀抱，就要学会克制孩童的天性，规规矩矩，不给大人惹麻烦。懂事的孩子总是格外令人心疼，但除了远在家乡的母亲，不再有人心疼他。
每到夜深，季羡林常会因为思念乡下的母亲而偷偷哭泣。
而他的母亲同样思念他，母亲常常和邻居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考上清华大学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毕业后找到工作，如此可将贫穷而劳累的母亲从乡下接来与自己团聚。却未料在大学二年级时，就接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一别经年，再次回到故乡却只能见到装着母亲的棺材。
季羡林的母亲去世时不过四十多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时二十出头的季羡林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一时竟想追随母亲而去。
对母亲“苦、痛、悔”的思念，伴随了季羡林一生。
叔父望子成龙，季羡林也不负所望。在“贫困、单调、死板、固执”中，季羡林努力学习，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他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所学校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系。
因为那时候的清华大学出国机会比较多，季羡林很务实地考虑将来如能出国镀金，那么回国找工作成功的机率会更大。
在清华，季羡林的专修方向是德文。但他受益最大的却是一门选修课和一门旁听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位老师的课对季羡林后来的学术选择和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4年清华毕业后，没有社会背景的季羡林找工作碰了钉子。最后是母校山东济南高中邀请季羡林回去担任国文教员。彼时济南高中人事关系复杂，只会教书不会来事的季羡林被校领导评价为“安静”。
季羡林隐隐有饭碗不久矣的。在教了一年书后，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学期两年。季羡林报名应考，一举考中被录取。尽管当时季羡林的叔父刚刚失业，家庭经济濒于破产，但叔父一家却坚决支持季羡林去国外“镀金”。
就这样，季羡林1935年来到了德国哥延根大学，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系统学习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
原计划两年的学期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季羡林正身处于二战的轴心国德国，德国与中国的交通被封锁。回不了国的季羡林只能继续学业。
幸运的是，季羡林遇到了好老师。在德国，他的老师们不仅在专业领域里有极高的权威，对待季羡林这个既有天份又勤奋的学生，他们视为“宝贝”，几乎要倾囊相授，恨不得把一生所学都交付给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学生。
季羡林没有辜负老师们对他的殷切期望，学习这些看上去枯燥无比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恰好季羡林对这些枯燥乏味的知识有着极高的兴致。他天生就爱静，性格专注沉稳，对探究这种规律繁复、艰难晦涩的语言情有独钟，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二战中后期，德国被封锁，物资被限量供应，整个德国人民笼罩在饥饿中。长期的饥饿，季羡林失去了“饱”的知觉。他的房东原来是个胖子，被长期的饥饿营养不良导致病死时，已经成了一个瘦子。季羡林把那几年经受的饥饿称之为“地狱”。
就是在这样的饥饿折磨中，季羡林倘徉于图书馆，用知识来“充饥”，那段时期，他不仅高水平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
直到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让他迫不及待地要返回祖国。
1946年，季羡林婉拒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机会，辗转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回国后，经陈寅恪的推荐，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言系，任系主任。
从此，他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专注于学术和教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被打倒，受尽折磨，他曾一度想自杀，刚想付诸行动却被上门的造反派抓走。他突然想开：人的忍耐力是无限的。从此，他每天将一句梵文诗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取出翻译。十年浩劫结束，他整理译稿，这就是总共七章、有24000对对句的史诗级著作《罗摩衍那》。
季羡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决心做一件事情，必将穷尽其力，尽善尽美地去完成，他的为人以及做学问，一向都是抱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他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宝贵的精神财产。
季羡林一生学术成果丰硕，为人处世被人称道。面对世人的赞美，他只是谦虚地说：“我这一辈子，只一个勤字而已。”
图 | 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三、情重而高洁季羡林18岁结婚，妻子比他还要年长4岁。两人的结合，完全是奉了父母之命。季家到了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这一代，人丁稀落，季羡林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早早要承担起传宗接代的任务。
妻子彭德华只有小学文化，夫妻二人并无共同语言，爱情更是无从谈起。
但彭德华身上的美德令季羡林很欣赏。他说妻子：“上对公婆，她真正尽到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季羡林在德国十年不归，是妻子和婶母在兵荒马乱中，勉强支撑着一个破败的家。
图 | 夫人彭德华
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因为论文要打印，和季羡林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成了季羡林常常要去的地方。迈耶家有个如花似玉的大女儿伊姆加德，她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很喜欢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才俊，每次季羡林带着长长的修改得很乱的草稿去找她，她总是很乐意地帮助季羡林打印出来。
在哥廷根，季羡林的论文稿都是伊姆加德帮忙打印出来的，打印时，季羡林就坐在伊姆加德身旁。面对美丽的少女，季羡林很是动心，而伊姆加德更是如此。伊姆加德多次挽留季羡林留在德国，但季羡林想着祖国，加上身上还有沉重的负担，他只能拒绝的伊姆加德。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回国后的季羡林和妻子度过了漫长的65年，在这65年里，他和妻子相敬如宾，从来没有红过脸。
虽然没有爱情，但季羡林忠于自己的责任，一如他对学问的态度。
图 | 季羡林与夫人晚年合影
1983年，季羡林再次回到德国哥廷根拜访旧人，他专程去打听了伊姆加德小姐，然后在伊姆家德的家门口，给他开门的一位中年妇女客气地告诉他，她并不认识伊姆加德。季羡林热泪盈眶地离开了。
然而，就在十年后，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时，专程来到德国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就在十年前季羡林重访的那间房子，导演却意外地见到了伊姆加德本人。
女导演激动地问伊姆加德：“还记得60多年前那个中国留学生季羡林吗？” 伊姆加德迟疑片刻后，眼泪潺潺而落：“是羡林·季吧？我们都这么叫他。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他还好吗？”当得知季羡林尚在人间，而且还是中国德高望重的学者时，伊姆加德欣慰地笑了：“我知道的，他一直就这么优秀。”
季羡林离开哥廷根后，伊姆加德就一直在等待他回来，终身未嫁。而十年前季羡林重返哥廷根时，伊姆加德就住在原来的房间，只是给季羡林开门的新租户不认识她。两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再次错过了。
图 | 昔日恋人伊姆加德
90岁生日那天，老人收到了伊姆加德从哥廷根寄来的一张照片，看着照片里满头白发的伊姆加德。季羡林百感交集。
只是一场从未开始的爱恋，却让伊姆加德坚守了一生。而彼时的季羡林，有家国的梦想，有小家的责任，爱情对他来说，太过于奢侈。在责任与浪漫自由中间，季羡林选择的是责任。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责任。
文 | 君子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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