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两淮盐政尤拔世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其中写道：
“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
奏折里提到的普福，是尤拔世的前任。“纲引”，又叫“盐引”，是在盐业官营的背景下，官府向盐商发放的经营许可证。
这是一张神奇的纸片。有了它，盐商才能从事盐业经营。
这年的“盐引”额度不够。普福决定，把第二年的额度提前发给盐商，收取一定费用，以此变相增加盐引数量，叫作“预提”。
27.8 万两银子，相当于清廷当年财政收入的 8％，确是巨款。然而，在乾隆帝的印象里，历任盐政都没提到过这笔收入；军机大臣翻遍户部档案，也没找到这类费用造册报备。那么，这笔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乾隆把这个疑问交给了江苏巡抚彰宝，让他会同尤拔世秘密访查。一桩清代盐业领域的惊天丑闻，逐渐浮出水面。
案情简单，案犯难惹
彰宝很清楚，“预提盐引”的现象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 年）就在两淮盐场出现。之所以这么做，有三方面考虑：
一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盐的需求量增加。每年一发的盐引数额固定，根本不够用。
二是官府从发放盐引中的获利远高于盐税收益。
三是乾隆南巡，穷极奢华，盐商频繁“孝敬”，花费不菲，不胜其苦。用“预提盐引”的余利取代盐商的一部分“孝敬”，可以应付乾隆南巡、办差、进贡等事务的开销。
只不过，“预提盐引”的收入没有向户部申报和缴纳，而成了两淮盐政的“私房钱”。
二十多年来，这笔钱积少成多，累计 1090 多万两。由于缺乏监管，难免中饱私囊。彰宝、尤拔世在写给朝廷的奏报中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
案情固然清晰，但彰宝反倒觉得不好查，这是为什么呢？麻烦就出在涉案人员的身份和背景上。
两淮预提盐引案曝光，两类人员脱不开干系。
一类是两淮盐商。
他们是乾隆年间实力最强的商帮，靠着朝廷的特许和地方官府的庇护，几乎是“躺着赚钱”。不仅富可敌国，是清朝财政的支持者和地域经济的操纵者，而且影响广泛，州县里的农耕、水利、赈灾、教育等事业，都离不开他们的资助。他们是一个财富与权势都不可低估的地方利益集团。
另一类是两淮盐务官员。
曾任两淮盐政的官员高恒，是满洲镶黄旗人。父亲是大学士高斌，姐姐是慧贵妃。就连乾隆的小舅子、军机大臣傅恒，提到高恒都“战栗不敢言”。两度担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跟纪晓岚是儿孙亲家。
显然，盐官的资历都不浅。
这两类人，彰宝惹不起。然而，更惹不起的，还是远在北京，严旨追查的乾隆帝。夹在中间的彰宝该怎么办呢？
水落石出，案犯伏法
六月二十五日，彰宝给朝廷呈送了第一份奏折，明确了这 1090 万两的“预提盐引”银里，花了 460 万两，还有 600 多万两盐商尚未缴纳。历任两淮盐政牟利不少，其中高恒收受 10 多万两。
乾隆非常生气，当即发布了一道措辞强硬的谕旨。他认为盐商有三宗罪：越权办差、冒滥支销、行贿盐政。因此，他要求盐商退赔涉案银两。至于盐政，乾隆将其问题定性为“侵肥”，要求彰宝严查到底。
只过了一天，乾隆就又发了一道口气缓和的谕旨：
“惟是两淮盐务关系数省民食，现在各商俱有应行质讯之处，若因此稍有推诿观望，致运盐觞或有壅滞，则是有心贻误，惟恐众商等不能任其咎。”
乾隆担心，重惩盐商，可能耽误两淮盐务，冲击民生和财政，故而转变态度，从宽发落涉案盐商，而将矛头直指高恒。
有乾隆撑腰，彰宝便先传唤了高恒的管家顾蓼怀。
一开始，顾蓼怀承认，由他经手替高恒聚敛的“预提盐引”银多达 15 万两。
然而，当被押解进京后，他竟翻供改口，强调这些银子只是替盐商代购物件的货款，不是赃款，高恒也没插手。刑部几经查证，也搞不清顾蓼怀的两份前后矛盾的供词孰真孰假。
既然搞不定盐官管家，乾隆就决定采取迂回策略，通过调查盐商打开缺口。可是，盐商似乎与盐官们形成了攻守同盟，供述避重就轻，只讲给普福代买古玩，虚报价格，骗取暴利，否认普福侵吞“预提盐引”银两的事。
眼看拿不到证据，乾隆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盐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其视为证人而非嫌犯，以分化瓦解攻守同盟。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一些盐商为了自保，向朝廷提供了证据。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这场超发盐引，克扣侵吞巨额银两的大案终于告破。
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处以斩监候，顾蓼怀处以绞监候，盐运使卢见曾处以绞立决，尚未受刑便死于狱中。几十名官员牵连降职，就连纪晓岚也没能幸免，被发配新疆军前效力。
至于“预提盐引”银，朝廷毫不客气地将其纳入户部账册。花掉和侵吞的款项，要由涉案盐官和盐商退赔。其后十年，两淮盐商在正常的盐税之外，还要每年多缴 100 多万两银子，作为退赔“预提盐引”的款项。十年来，退赔总额多达 1014 万两。
显然，在这场较量中，朝廷是唯一的赢家。
官商勾结，命运不同
同样是嫌犯，为何盐官和盐商的最终命运各不相同呢？
毋庸置疑，两淮盐商是清廷财政收入和皇家开销的重要支柱。
盐税是清前期官府的第二大税源，占全年财政收入的 1/4。两淮盐场又是清前期中国盐业经济的主战场，额征盐税是全国的一半，也就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 1/8。
除了按规定缴纳盐税外，盐商还要时不时给朝廷捐输“报效”。这些银子有两个去处，4/5 支付了军费开销；1/5 流入了内务府，成了皇帝的私房钱。
两淮预提盐引案是个分水岭。以乾隆朝 60 年的历史论，案发之前，两淮盐商一共捐输了 972 万两；案发之后，捐输额达到 1900 万两，几乎翻了一倍。
如此说来，盐商充当了乾隆的“第二国库”。
除此之外，盐商还成了皇帝私房钱的“理财专家”。康熙以来，内务府每年都会向盐商发放贷款，替皇帝赚取利息；盐商则获得了运盐的周转资金。
到了乾隆朝，内务府直接把盐商“孝敬”的捐输银，再贷给盐商“生息”。这样一来，乾隆就轻易地实现了私房钱的保值增值。盐商也借此跟朝廷结成了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保住了手中的盐业经营资格。
官商勾结，说到底是皇帝与盐商的勾结。清廷通过治理两淮盐务，强化了经济领域的中央集权。那些自以为依靠批发“盐引”，就能控制盐商、牟取暴利的盐官明显失算，成了最大的输家。
历史再次证明，官商勾结靠不住。
盐引：一张值得争议的纸片
两淮预提盐引案之所以爆发，关键就在于“盐引”。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这是一张充满魔力的纸片。
盐业是对自然资源进行二次加工的行业，成本低，利润高。西汉前期，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靠的就是几十年“煮海水为盐”积累的巨额财富。正是看到盐业的经济潜力，汉武帝决心吸取教训，将盐业收归官营，增强中央财政实力，避免地方豪强坐大。
出台这项措施的初衷，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果。两淮盐场由于产销量巨大，不仅拥有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地位，而且造就了扬州的富庶与繁华。
大运河的开凿，更便利了两淮盐面向全国的供应。“两淮盐，天下咸”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谚语。
“盐引”这个概念，是唐宋以后出现，到清代逐渐成型的。清廷每年根据盐业产销量，确定盐引定额，招商认购，额满为止。有了盐引，官府就可以从复杂的盐业产销流程中摆脱出来，不再干预微观，而是用盐引控制盐商，收取盐税；盐商用盐引控制食盐的产、运、销全流程，牟取暴利。
一张小小的盐引，成就了盐商的财富梦想。
清代中提到，两淮盐引有 169 万多个，“归商人十数家承办……场价斤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售价比进价高出数倍，堪称暴利。
一张小小的盐引，塑造了盐业领域以产定销的“计划经济”。
官府用特许经营权和对盐商暴利的默许，换取了更多的盐税和“报效”，实现了盐业利益的再分配。
盐场灶户（生产者）和寻常百姓（消费者）遭受剥削，官府和握有盐引的盐商成了获益者。
一张小小的盐引，使一些精神防线松弛的盐官误入贪腐歧途，输光了家产，输光了仕途，甚至输掉了性命。
一张小小的盐引，令许多盐商趋之若鹜。
然而，盐引数额有限，而且越来越家族化、世袭化、凝固化，新入行的盐商根本拿不到。他们只好以身试法，兜售私盐，牟取利润。嘉庆道光年间，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这类现象越来越多。
两淮预提盐引案，暴露了盐引的诸多弊端，形成了一次改革盐法的契机。
然而，清廷无动于衷。直到六十多年后的道光十一年（1831 年），两江总督陶澍率先宣布废除盐引，在淮北试行票盐制度。这一制度很快就推广到其他区域。只要交足盐税，就能从官府领票运盐，持票盐商的资格没有限制，也不固定。
没了盐引，盐业便向更多盐商开放，只要到官府领票就能经营；没了盐引，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收税，持有盐票越多的盐商，税负越高。
这项迟到的改革，使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以往的盐业大户纷纷破产，“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场景令人唏嘘。
票盐制度的实施，迈出了推进盐业市场化、优化食盐专营的历史步伐。
来源 |《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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