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由于狩猎工具有限，尤以采集为主，所以初期原始社会为母系氏族。到后期古人掌握了狩猎及种养殖技术，食物才开始丰富起来。而渔业则在后期逐渐发展起来，初期中华大地主要以内陆江湖渔业为主，到商朝时期，在一次占卜中竟卜问能否捕到三万尾鱼，虽然是卜问，但是也足以证明当时的捕鱼技术之高，因为商朝人小到出门办事，大到婚丧嫁娶等都会占卜，所以占卜在商朝已经是生活的重要组成。而像“丁卯卜，王大获鱼”、“贞王延鱼”等卜辞还很多，“延鱼”的意思是连续的捕到鱼。
甲骨文上的一人一“鱼”
那么为何商朝人能捕很多鱼呢？他们又有多少捕鱼的技术呢？下边简要介绍一下：
一是网鱼，其实用网捕鱼的方法在远古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被古人掌握，在甲骨文《合集》中一个“鱼”横刻，像是鱼被网拦截住一样，而且经常出现在甲骨文中，由此推断当是商朝人常用的捕鱼方式。而从另一方面可以证实商朝人大量使用撒网捕鱼方式的是，网鱼用的网坠，在河南二里冈遗址中，出土了陶器、石器类型的网坠一般有扁圆形、圆柱形等。这样一种捕鱼方法，今天都是人类主要的捕鱼方式。
二是叉鱼，也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应当已经掌握，因为叉鱼的工具相对简单，一根木条或竹子，到后期利用青铜器更耐用。而如今在贵州的苗族地区依然利用叉鱼这项技术，甚至还有叉鱼节。而唐代韩愈的《叉鱼招张功曹》中就描绘了叉鱼的场景。
三是钓鱼，在商朝的遗址中发现了骨制、青铜制等类型的鱼钩，而在河南出土的青铜器鱼钩上还有倒刺，这已经与今天的鱼钩非常接近。而商朝末期还有著名的姜太公直钩钓鱼的传说，虽然是传说，但是也证明了当时的商朝人已经掌握了钓鱼这项技术。而目前中国最早关于竹竿钓鱼的记载则见于《诗经》，“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而宋代的《渔樵问答》中就写到“钓者六物：竿也，线也，浮也，况也，钓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而这六物，在今天依然是钓鱼的必备。
四是兜鱼，使用木条或竹子编制而成，有一个很大的开口，兜底部则是封住的，而且开口颈部还有倒刺，防治鱼逃出，称为筌。而筌的实物在浙江省境内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已经有发现。把该工具放于水下，引诱鱼通过大开口进入兜的底部，这类似于在今天贵州地区，用一种叫箢篼的农具捕鱼的方式，但是箢篼上部是敞开的。而商朝的兜鱼的方式，应该用于浅水区域。而这样一种捕鱼方式在今天贵州等地区还有人使用。
除了这四种比较常见的捕鱼方式外，商朝人还有非常特别的捕鱼方式，比如射鱼和鸬鹚捕鱼等。
射鱼，是今天台湾高山族常用的捕鱼方式，而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时称捕鱼为“狩鱼”，在甲骨文《合集》中“王狩膏鱼”“东狩于海”，而“狩”字在古代应该是射杀猎物后，由犬去追逐，所以这里的狩鱼是指射鱼。
鸬鹚捕鱼，鸬鹚是大型的食鱼游禽，非常善于潜水，又被称为乌鬼。在今天的广西、安徽等地依然有渔民在驯化鸬鹚捕鱼。在河姆渡遗址中，就已经发现鸬鹚的骨头。而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就描绘“家家养鬼鸟，顿顿食黄鱼”的场景。而在商朝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以鸬鹚为形象的雕刻品、画作等。而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更是发现陶器上绘有石斧和鸬鹚含鱼的画作。这充分证实了商朝时期已经有利用鸬鹚捕鱼。
鸬鹚鸟
商朝人之所以能掌握丰富多样的捕鱼技术，完全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商朝的中心地区大约在今天的河南、湖北、山东等地，而外服还包括山西、四川、江西等地。商朝王畿地区，也就是中心区域，在当时，比现在温暖多雨，而且是大平原，其间还有湖泊河流点缀，这有利于种植业和渔业的发展。
那么商朝到底有多少种类型的鱼呢？著名的动物学家伍献文在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鱼骨进行鉴别后得出结论，认为当时商朝有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赤眼鳟和鲻鱼。前边五种鱼均为淡水鱼，而鲻鱼则为咸水鱼，不应出现在河南省，但是由于无法考证鲻鱼这块鱼骨，所以对其来源，暂时不做评论。甲骨文中有“获鲔”描述，这里的鲔鱼并不是指今天在海洋生存的金枪鱼，而应该是鲟鱼。目前我国鲟鱼主要分布在长江、金沙江、湘江、珠江等，他们有8个品种，主要为：中华鲟、史氏鲟、达氏鲟、达氏鳇、库叶鲟、白鲟、裸腹鲟、西伯利亚鲟等，而商朝能够捕获鲟鱼这种大鱼，又从侧面证明了商朝的捕鱼技术应当比较高。而在商朝的遗址和春秋战国的书籍中还展现了鲤鱼、鲂鱼、青鱼、鲶鱼、鳜鱼等，而实际的品种应该更多。
对于渔业资源的保护，商朝人也是费尽心思，具体的方法：一是据甲骨文记载，商朝人主要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捕鱼，这种集中捕鱼，主要是为了保护产卵期的鱼，等来年子鱼长大，在捕捞。二是进行獭祭，而这种祭祀主要在禁鱼开始和结束时进行，禁鱼开始时的獭祭，是为了祈求鱼类资源的繁荣；禁鱼结束时的獭祭主要是希望捕获大量的鱼类。
渔业是商朝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鱼类的捕获，不仅展现了商朝人高超的捕鱼技术，也丰富了商朝人的食物，促进商朝人身体营养的吸收。而商朝人的捕鱼技术，也延续至今，为现代人捕鱼留下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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