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随拍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曾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可见，孔子作为诸子的第一人，对“名”尤为看重，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名的重建是第一位的，其认为名是做事、社会治理的根本，反之，最终会导致“民无所错手足”。
这本被胡适文集卷6收录之一种，便是据我所知，内地最早系统梳理哲学史的著作。通过其中的前言可知，本书为1915至1917两年间胡适在美国纽约所写，是他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部分要求。而本书既题为《先秦名学史》，自然着重讨论先秦诸子关于“名”的部分，并以此为端，来揭示各家思想中的逻辑方法。如胡适在本书的导论中便着重论述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稍后举出了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实例，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异同，最终他指出，从十一世纪到当下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史，都可以集中到对一篇作者不明的《大学》之解释上，宋学与明学之间的全部争论，也就是关于“格物”应作“穷究事物”或“正心致良知”的解释问题的全部争论（至于两家思想的孰优孰劣，可参考我一月前对书中内容复述的朋友圈，故在此不论）。并开宗明义，在开头便指出：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
由于本书只是泛泛读之，其中内容或早已了解，或太过深奥，总之并没有记下什么。不过，如此本书则更具重读价值，为有机会对其的重读提供便利，兹将其中所论之外胡适在叙述中显露的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方法或具体观点附于下。
首先，本书写作时间距今虽已过去了一百多年，但不论文笔、还是叙述方式对我来说都是足以使耳目一新的，如关于老子“道”的阐释，以及指出墨子思想是一种应用主义等。另一方面，本书也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有些地方是能够反映当时是个什么局势的，如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胡适在本书的导论中即给出提醒：
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
以上一段论述，让我印象深刻。同时这一时代的因素，具体到本书内容来说，我想最可以看出的便是胡适在第一章的开头所强调对研究哲学，文献的重要，以及对其的审慎态度。总的来说，其认为儒家中的“六经”，只有《诗经》的内容全部可靠，其他的则或多或少经过后来人的修改，不可全信。由此之故，第一章的前半部分便多结合着《诗经》中的一些篇目，来介绍从西周到春秋之间的社会生活。最后，其认为中国哲学就是在这一时期从“诗人”到“辩者”的过程中产生的。另外，通过相应注释可知，其之所以会认定《诗经》全部内容可信，是因为他发现《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朔月辛卯”发生的一次日食与科学证明是吻合的。
其次，据《韩非子》书中载，墨子死后，墨家学派一分为三，各自都视自己为墨子的继承，并将对方斥之为“别墨”。而胡适基于自身对构成《墨经》的六篇的研究，在稍后叙述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时，竟认为不论从年代还是从思想内涵来看，他们均出于“别墨”，也就是墨家的分支。据我所知，虽然对此说法，当今学界基本不提，但其对《墨经》研究所做的开创与贡献，却是其领域中的学者难以绕过的。至于墨子本人的卒年，他则反驳了孙诒让在《墨子间诂》里的说法，认为其死于公元前381年以后。对此，且不说《墨子》书中有很多篇目都是后来者添加进去的，一个明显的史实证明便是在吴起身死的那一年，墨家的“巨子”孟胜也死于防守中，既然是孟胜作为巨子，自然墨子早已故去。因此他推断墨子应生活于公元前500到420年之间。后来任继愈又以此为基础，将其生年缩至公元前480年，进一步认为墨子大抵活了60岁左右。另外，关于孙诒让的那本书，胡适虽不同意当中的某些观点，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对这本书极其推崇，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的推荐书目之一。
总之，本书所论有很多地方都给我以耳目一新之感，只可惜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使我过后似乎对其内容都没有记下。事实上，除了以上两点，我在动笔之初，本已想好了要说哪些，可及至此，其他的我却一概遗忘。既然如此，那就期待对本书的重读吧。不过，在搁笔之前，我还想略举两点我从中发现的偏差或错误之处。
其一，如前所述，本书着重阐释了先秦几个主要思想流派关于“名”的部分，其中所叙述的第一个哲学家是老子。最后，胡适将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
总而言之，他要的是复归于自然。自然之道是无为。
因此老子便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批评者”。然而胡适却认为老子生于公元前590年左右，是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的老师。进而他指出《论语》中多次“不言”的记录实际上就是孔子继承了老子某些思想的痕迹。关于孔子不想说话的实例，我想最知名的便是《论语·阳货》篇的一段记载：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自后来的顾颉刚起，有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老子思想绝不可能形成于当时，至今已经成为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事实上，私认为或许是老子思想继承于孔子，将这种由自然而生的思想称之为“道”，进而将“道”认定为“无”也未可知，才更有可能。何况，即便真有《史记》所载子见老子一事，也就是短短数天时间，因而不应该认定老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又，胡适指出老子同邓析一样，认为天地是不仁的。但接着引其书第五章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竟将后一段同样作“以万物为刍狗（与上引胡适对老子的评价同在其文集卷6第22到23页之间）”。对此，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编者竟也没有出注。
其二，据胡适所说，西方柏拉图因感到了现实的变化，从而寻找“理念”的意义。与之相对，我们的《周易》也是由这种环境而衍生的哲学。所谓“易”，共有三层含义，第一是简易，第二是变易，同时它又代表不易，也就是不变。
众所周知，《周易》分别由《易经》和《易传》组成，两部分中，“经”的年代较早，其思想内容大抵代表西周早期，而《易传》就不同了，它是作为解释《易经》的内容而出现的，其功用相当《春秋》之于《左传》一样，如前者关于郑庄公一事只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而后者则完整地交代了这件事的始末。至于《易传》的成书年代，据我所知，当今大多学者认为是在战国中晚期，完全形成甚至要到西汉前期。而胡适在本书的相关章节里却认为其内容虽不乏有战国中晚期所添加，但基本还是可以认定是孔子所作。由此他引了其中大量文字，作为孔子的原话，并与《论语》相关内容进行参看。这样做，私认为是有偏差的，错误算不上，至少有失严谨。也由此，其观点便和冯友兰的不同，相对而言，我还是会抱着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认同后者。
由此可知，尽管胡适在本书的开头便强调了对材料取舍的审慎态度，但或由环境所限，其在当中对这方面仍有不小的瑕疵，以致上面列举的几点偏差或错误之处。不过，正如我昨天就本书同家人所说的那样，胡适既作为近现代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那么其体系中有这些也是在所难免的，更是正常的。总之，具体到这本被冯友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以英文所作《中国哲学简史》的结尾提到的《先秦名学史》，我很期待有机会对其的重读。
附两张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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