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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里有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讲述郑庄公和他的母亲姜氏及弟弟共叔段之间的恩怨。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722的郑国，事情的起因是郑武公的妻子姜氏在生长子郑庄公的时候因为难产差点丢了性命，于是就不喜欢郑庄公这个儿子而宠爱小儿子共叔段。
如果仅仅是偏爱某一个儿子倒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儿女多了总有特别喜欢的，有所偏向在所难免。但母亲姜氏可不是简单的喜欢这一个不喜欢那一个那么单纯，而是亲自策划并协助小儿子去谋取大儿子郑庄公国君的位子，欲除掉大儿子而后快。这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母亲懿德了。
都是儿子，有所偏爱不算什么，但策动一个儿子去戕害另一个儿子这就不是一般的偏爱，而是丧心病狂，歇斯底里。儿子可能不招母亲喜欢，但母亲一定不会伤害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寤生”不是儿子的错，因为“寤生”而痛恨自己的儿子，这样的母亲恐怕也绝无仅有。
在姜氏帮助小儿子共叔段谋夺长子郑庄公国君的位子失败之后，庄公还是宽宥了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很生气，曾一度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应该说，郑庄公得以保全自己性命，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母亲姜氏的仁慈。从这一细节上看，庄公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并没有伤害母亲和弟弟。
但问题是，庄公从一开始就知道姜氏和弟弟的心思及阴谋，却迟迟不予揭穿制止，这样一来就有了蓄意而为之的动机和目的，是故意让母亲和弟弟犯上作乱而自取灭亡，还是碍于亲情面子不好直接干预，这就要看读者的揣摩分析了。立场与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尽相同，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作者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们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以自己的倾向性来暗示误导任何读者，只是做了客观性的记录描述，把事件呈现给读者，是非曲直任凭阅读者体会揣摩领悟。直叙其事不置可否，这不是耍滑头而是秉持客观，取其中正。至于庄公兄弟母子之间谁是谁非，一切都得从事情的原委和过程里面追寻，作者什么都说了，却又什么都没有说。
事实上作者也不能说，不便说，因为这会涉及到叙述的客观性和公允性的问题。笔者的主观导向掺入进去了，情感的天平就有了偏颇，误导甚至混淆了是非视听就在所难免。这对史传作品而言肯定是个硬伤，会削弱他的公允公正的价值。任何叙述者所占有的角度也都是个人的视角，也都有局限性和遮蔽，如果一定要掺入主观倾向性，则一定会失之偏颇，误导读者，从而失去历史的价值。
叙事者没有臧否任何一方，抬出颍考叔来的目的也是意在用事实说话，拿颍考叔这面镜子来透视一下郑庄公，什么都没有说却又什么都说了。个中的意味因人而已，角度不同，立场不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念，谁都可以说出自己的道理来，也都能找到自己的理解。
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妙处。妙就妙在它的弹性，它的蕴藉性。后人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余味曲包”的艺术韵味全都呈现在这里了。说到叙事的艺术，叙述的技巧，恐怕这种“春秋笔法”就是源头活水了。
换一个角度看，这又不仅仅是叙述的艺术和技巧，也是一种人格风范的呈现。不将个人的一得之见强加于人，不以自己的立场情绪绑架别人、误导别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却又还别人以自由，让人家自己去见仁见智，这是一种风度，一种雍容大度的品格趣味。中国文化的内敛、谦和、包容之秉性可见一斑。
是文化的秉性，也是人生的智慧，西周时代酝酿起来的文化秉性里，实际上已经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敛、谦和、包容就是其中之一，记录的是历史，叙述的是文化，展示的是智慧，呈现的是艺术。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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