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金田
作者简介：杨金田，男，1955年1月生，桐乡市河山镇人，湖州师范学院退休教授。曾编著、主编《生活的化学》《材料科学与技术》《无机化学》等书12部，发表化学学术或教研论文80多篇，获省教育厅优秀教学教育成果一、二等奖，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市科技成果转化三等奖等10多项奖励和全国高师院校优秀教师、省高校优秀党员、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区校企合作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所谓“街上人”（读“街廊宁”）指居住在城镇，以经商、务工等为业，住单位分房、靠工资吃饭的人，简称“居民”；所谓“乡下人”（读“乡屋宁”）指居住在农村，以种田、务农等为业，由自己建房、靠农耕吃饭的人，简称“农民”。
我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浙江桐乡西北部农村的一个叫洗马庄的村子里，在乡下度过幼年、少年直至青年。通过1977年上大学读书才转变为街上人，一身兼有乡下人和街上人的双重烙印。我的小家在城市，老家在乡下，父母、乡亲都是乡下人。
几十年来，我奔波于乡村和城镇两端，亲眼目睹了我国城乡翻天覆地的巨变，亲身享受了乡下人和街上人的不同待遇，亲自品尝了乡下人和街上人的不同滋味。
我国的城乡差别由来已久。江苏吴江籍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旧社会人分三等，头等是‘城里人’，二等是‘街上人’（镇上人），三等是‘乡下人’（农民）。”
就拿我们浙江省来说。早在明、清时期，全省下辖11个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各府再下辖数县。以钱塘江为界分为“上八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丽水）、金华府、严州府（建德）、衢州府）和“下三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府有府城，县有县城，筑城墙而围，开城门进出。
城墙内的人，叫做“城里人”。府城、县城之外的广阔田野，称为乡村。其中的交通汇合之地，逐渐形成商业街道和集镇，吸引了一批沿街经营、居住之人，叫做“街上人”。在集镇之外，便是旷野耕地，散居着没有进城镇的人，聚居为村，以农耕为生，叫做“乡下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拆除城墙，政权下乡，市镇撤并。大镇保留建制，小镇降为集镇。对民众身份，仍按旧时主业划定。城里人和街上人统一编为城镇户口（统称为街上人），乡下人编为农村户口，形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
从此，民众变成了“街上人”“乡下人”两种。那个年代，“街上人”的福利远好于“乡下人”，“城里人”的福利又优于“街上人”。因为城里多全民企业，镇上多集体企业。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乡下人生活很苦。
一是住房条件差。绝大多数乡下人住的是低矮破旧的瓦房或草棚。晴天漏光，雨天漏水；夏天苍蝇、蚊子成群，冬天北风、雪花进房。偶遇台风暴雨，降临灾难，屋倒人伤。
二是劳动强度大。农业生产是露天工厂，靠天吃饭。每年7~8月，高温酷暑，大战“双抢”（抢收抢种）。
凌晨摸黑出工，下田拔秧。白天头顶烈日，挥汗如雨，捉稻、翻田、挑塘泥、平田畈。傍晚插秧，直至黑夜。脸上蚊蝇叮咬，腿上蚂蟥吸血。双手指间溃烂，腰里酸痛难忍，浑身精疲力尽。冬天农闲时，迎着寒风呼啸，摇船去河港里“罱河泥”，去城镇上“扒垃圾”。
一年四季，苦累交加。三是经济来源少。在那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只允许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须上交作公粮。少部分留下来，集中储存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以家庭为单位按劳分配。许多家庭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南瓜、红薯、野菜补充。
无论是生产队集体，还是农民家庭都缺少经济收入，因为不允许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易来获取现金。特别是那特殊十年期间，几乎不允许农民饲养猪羊鸡鸭，一旦发现就被当场没收、宰杀，美其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
乡下人兜里缺钱，锅里少粮，身上穿破衣，出门烂污泥。有的人家儿子长大了需要建房分家，因没有红砖、水泥、钢筋等建材，只好构筑“楝树梁条竹椽子，泥土打墙草蓬子”。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摇船到城镇的河滩边、屋基地检来烂砖头，或者去挖掘古墓里的旧砖头，运（挑）回来搭建简易房。
我们小辰光，乡下人羡煞街上人。为什么？
因为街上人，住的是单位房，吃的是供应粮，上班在屋里厢。每月领工资，看病有医院，出门石板路。此外，街上人还有星期天休息、电影院娱乐、公园里散步，小孩子有托儿所，老年人有退休金等。
在乡村的廊下、田间、地头，常常看到老农语重心长地对年轻的后生发出唉叹：“前世作孽，地里卖力”“前世勿修，田里挖沟”；常常听到家长苦口婆心地对自己的孩子发出叮嘱：“好好读书，长大后跳出农门做‘街廊宁’”。
当时的乡下人要想变成街上人，一般只有参军和升学两条通道。上世纪70~80年代，当兵穿军装一度成为农村青年共同追求的时尚。每年冬天，一旦征兵通知广播，适龄青年们就争先恐后报名。谁家有后生体检合格、穿上军装，就引来全村人羡慕的目光。
一旦当兵，不但本人有饭吃、有衣穿，而且给全家带来“军人之家”的荣誉，还有可能在部队“提干”成为国家干部或者转业回乡进城工作。我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也羡慕过参军的伙伴和同学。
我曾于1975年冬季征兵时报名参加体检，可惜因左下肢静脉曲张而淘汰，从此才断了从军之念。幸运的是，我搭上1976年“工农兵上大学”的末班车，于1977年3月跨入杭州大学读书，1979年8月毕业后分到浙江师范学院湖州分校（现湖州师范学院）教书。
从此，我的户口相继从桐乡乡下迁入杭州和湖州城里，我的身份从农民变成了居民，由乡下人变成了街上人。当时的内心别说有多高兴，也曾引来许多乡亲的羡慕。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跳出农门成了街上人，但是那种“开门七件事，样样要花钱”的生活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轻松惬意。像我这样出身农村、只身进城的街上人，不仅与土生土长的街上人有许多差异，而且比其他同样出身农村通过读书或参军转入城市的街上人有更多难处。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妻子和儿子是农村户口。按当时“子女户籍跟随母亲”的政策，我的妻子是农民，我的儿子出生后也只能是农民。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像我这样由1个居民户口、2个农村户口组成的三口之家，在城市里生活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一是妻子就业挣钱难。
农民进场只能到处求人做保洁员、保育员、售货员等临时工。所谓临时工，就是城里最下等、最末档、随时可被辞退的人。不但待遇微薄，而且遭人歧视。
苦熬数年后，当我于1995年底按“副教授职称可允许家属随迁”的政策将妻子户口从乡下迁来城里时，却因她年龄超过35周岁而永远失去了安排工作的资格。随后又取消了“凭票供应”的政策，好不容易争取的“城镇户口”几乎一钱不值。
二是家庭无房住宿难。
虽然我已结婚成家，但仍然是只有1个户口的“单身汉”，没有资格参与单位分房，只能暂借单位的旧仓库一角作居所。我的儿子7岁那年该上小学时，因户口在农村而不准在市区小学报名，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三是口粮不足吃饭难。
那时候，城镇居民的生活用品全部按户口“凭票供应”。凭我一人票证怎能满足三人吃用？
因此，我经常骑自行车去远在50多公里之外乡下的父母家里求助，拿来大米、番薯、南瓜、芋艿等农产品作补充。
四是承包田地耕种难。
父母、妻儿的户口在乡下，那里有按户口划分的责任（承包）田。
面对年迈的父母、瘦弱的妻子和幼稚的儿子，作为独子、丈夫和父亲的我，理应挑起田间劳动的担子。我必须在做好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同时，兼顾乡下的承包田播种、管理和割收。有时星期天，我趁天蒙蒙亮就背一个大水壶骑5个多小时自行车沿乡间小路回老家干农活。
每年暑假，我全力以赴当农民，磨出一手茧，晒蜕一层皮。看到我每年暑假回乡种田而累得又黑又瘦的丑态，当地的乡亲和朋友、学校的同事和学生都疑惑：“为什么一个大学教师还要做农民？”
五是没有医保看病难。
妻、儿是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无法享受“劳保”和“医保”待遇。一旦生病就医，必须全额自负医药费，给经济拮据的家庭增添心理和经济重负。当我的儿子降生后，我母亲常来照看孙子，一家三代4人挤在一间9平米、朝北窗、无阳台的旧屋
简陋的住房、贫困的条件，严重影响一家老小的身体健康。儿子刚满半岁就因贫血和肺炎而被送进家旁的人民医院救治达半月之久。
因妻子在城里做临时工而无法缴纳“五险一金”，成为“无保障”的老人。幸亏我国政府于2011年7月启动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才让我有机会于次年11月向“社保中心”一次性给她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11万余元，才使她基本解除了“无养老保障”的后顾之忧。
1978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号角。同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全国，源自乡村非农化的“城乡一体化”由乡村单向主动推进转向城乡双向互动推进，促使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松动。江苏省苏锡常地区率先推行“小城镇，大战略”，逐步形成“苏南模式”向全国推广。
从此，乡镇企业（俗称“草根工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和个私经济迅速发展。在世代仰慕街上人的心理作用下，少数乡下人通过花数千至数万元钱买“蓝印户口”（因公安机关加盖蓝色印章而得名，俗称“绿色户口”）的方式转为名义上的“街上人”。
不久后，许多聪明的乡下人，敏锐地看到“街上人”“乡下人”的命运正在逐渐逆转的趋势，“蓝印户口”失去诱惑力。
至90年代中期，乡村中涌现出不少“泥腿子”出身的“老板”和“企业家”，他们离土不离乡，办厂经商，实业兴乡。部分不安分的乡下人离家进城，打工挣钱。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或能工巧匠逐渐挤身于城镇成为企业高管或老总。2000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出现的国企职工“下岗潮”现象，宣告了街上人“旱涝保收”的优越地位轰然倒塌。
真如俗语所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随着我国“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战略的相继实施，城乡差别不断缩小，街上人与乡下人的边界逐渐被打通甚至逆转。
如今的乡村，处处锦绣河山，人人喜气洋洋。乡下人既可务工也可务农，还享受宅基地、承包地、集体收益分红、征地补偿等收益，生活条件不断优化。
茅草棚早就消失了，不少农民住上了别墅洋房。泥涂灶改成了煤气灶，烧饭洗衣有自来水，汏浴沐身有沐浴房。村村通公路，户户水泥路，大部分家庭出门开汽车。
更为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产业综合化、集镇城市化、生活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和艰苦程度不断减轻。不但是拖拉机、插秧机、脱粒机等机械化基本普及，而且还用直升飞机（或无人机）喷洒农药和智能化灌溉施肥。
从前是乡下人羡慕街上人，千方百计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如今是街上人羡慕乡下人，城镇户口转到农村难如登天，农村户口转到城里易如反掌。即使是农民子女考上大学，也不愿意将户口迁入城里。有些头脑活络的街上人想方设法到乡下建房安家，享受田园风光和生态美景；部分抢先富裕的乡下人不仅农村有小洋楼，城里也有商品房，俨然成为“城乡两栖”人。
如今回头看来，我在街上人、乡下人命运初露逆转迹象的1995年底将妻、儿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实在是一件书呆子“埋头拉车不看路”的蠢事！令人欣慰的是，生活在新农村的年轻人将不再遭受前辈人那种乡下人之苦！
【来自南湖文学，文学总顾问：吴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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