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董希文先生是绍兴籍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为油画的民族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油画家之一；而且培养出了像中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靳尚谊等一大批著名画家，为新中国美术事业承前启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2年，38岁的董希文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精湛的艺术技巧，独立创作出了中国油画史上的典范之作——《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欣赏《开国大典》时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幅热情讴歌伟大祖国的画作，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喜爱，当印成年画后，发行量达100多万张。
今天是第70个国庆节。为此，“新越绝书”特转载2003年10月2日颜越虎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开国大典〉诞生记》一文，既表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的庆贺与祝福，也寄托对董希文先生的怀念与崇敬！
走过54个春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人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半个多世纪前，当曙光初照中华大地时，被巨大热情鼓舞着的普通中国公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欢庆祖国的新生。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50年来，这幅家喻户晓的新中国油画巨作，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今天看来，依然能让人重温那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开国大典》诞生记
日前，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并赴京采访了董希文先生的夫人张琳英老师及女儿董一沙。张老师虽已90高龄，身子瘦小，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在与张老师及董一沙的交谈中，笔者了解了董希文先生在创作《开国大典》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
青年画家受命历史巨作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美术界各路高手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沪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已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该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先生与夫人张琳英女士
大胆的构图设想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据张琳英老师介绍，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未急于动笔。他要做一番充足的准备工作。
当时美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他准备了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
经几天的研究，董希文认为这些资料里中央领导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足够的图景之中，这显然不合乎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理解，他觉得这幅油画需要一个共和国开国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囊括同一画面的“大团圆”构图。
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而在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只取其领导人的肖像和神态特征。
董希文先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上画了一张草图，其构图与今天所看到的《开国大典》相差无几。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开国大典》草图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两次搬迁完成创作
很快，董希文便投入到《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之中。
当时，董希文先生住在北京市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为了画《开国大典》，我们腾出了一个房间，作为他的画室。”张琳英老师开始沉浸在回忆之中，她说：“上了画布以后，画室的感觉就出来了。希文作画有个习惯，喜欢一气呵成，这也是他的创作风格。《开国大典》画得很快，没多久就已经基本上有个样子了。因为1949年10月1日的时候，希文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及欢庆活动，回来以后，他一直很激动，怀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也作了许多的准备，画了当时天安门欢庆场面的不少草图。在画《开国大典》之前，他已经创作了《北平入城式》等作品，还带着学生去天安门城楼画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开国大典》实际上是希文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也是他在此以前画新中国题材作品的艺术升华。《开国大典》动手以后，希文常常是夜以继日，甚至没日没夜地画。那时候，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功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孩子们看见了，就悄悄地把烟缸去倒掉。最厉害的是在夜里，简直是一支接着一支，我劝他少抽一点，但他说没有办法，因为他要靠抽烟来提神，来集中精力。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我们叫他吃饭，他都听不见，我和孩子们都知道，这时候不能打搅他，只好先把饭收起来，等到他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
“父亲画画特别投入，他自己也说过，每次完成一幅大作品，就像打一次大的战役，身体就像大病一场似的。父亲的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董一沙接着张老师的话题说：“画《开国大典》那阵子，我哥哥沙贝、沙雷曾经到父亲画室里去，常常发现父亲有的时候爬在梯子上吃力地作画，有的时候又趴在地上全神贯注地看画，全然不会发觉孩子们正在身旁。画室里摊满了作画的工具，整个画室就像一个大工棚。”
董一沙说：“现在许多人回忆说，《开国大典》是在西总布胡同那边画的，这当然不错。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父亲为了画这幅画，先后两次搬迁画室。我母亲刚才说了，《开国大典》起初是在大雅宝胡同即我们的家里画的，后来因为我的两个哥哥正是好动的年纪，家中环境又比较杂，而我姑姑(即董希文先生的大姐)家的房子刚好有空，又比较安静，所以在画了快三个星期的时候，父亲把画室搬到离我家不远的姑姑家里，也就是西总布胡同74号那儿。尽管房子也不大，但是没有人打扰，父亲非常满意。那段时间，父亲画画的进度就更快了。父亲的学生靳尚谊先生曾回忆说：‘我们从石景山发电厂深入生活回来以后去看画，一看，已初具规模，很让人惊讶！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创作，非常惊讶。’”
油画《开国大典》
董一沙又说：“父亲是一位传统功底深厚，但又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在《开国大典》中他对画中人物布局的安排、对天安门城楼廊柱的处理以及画面色彩的运用，都独具匠心，而且非常成功，博得美术家、建筑学家的一致肯定。这里我单说一件事，也同样能表明他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特点。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后来人们评价父亲是新中国油画不懈的开拓者和成功的探索者。”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欣赏《开国大典》
“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开国大典》的图片，发行量数以百万计，成为那时最受欢迎的美术作品。”董一沙接着说：“那一年，父亲带着《开国大典》的图片回到杭州长生路上的老家，来看望他已经阔别多年的父亲董萼清老人和其他亲属。当父亲把《开国大典》的图片交给爷爷时，爷爷显得非常高兴。爷爷对父亲、对父亲的《开国大典》是多么地满意！”
（本文原载2003年10月2日《浙江日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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