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劳动界》发刊词《为甚么要印这个报》，李汉俊
100年前的今天，上海，一份全新的刊物出版，很快在工人群体中流传开来。
杨树浦灯泡厂钳工陈文焕也买了一份，“劳动是什么”“劳动者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劳动”，一个个问题背后，是通俗易懂的回答，“劳动就是做工”“劳动者就是做工的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这些问题，陈文焕之前没有想过，或者说，没有想明白过，直到这一天。之后，他成了这份刊物的忠实读者。
这本刊物便是《劳动界》，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中国第一个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它的诞生，比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还早了近3个月。
此时，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时年30岁的李汉俊正和陈独秀热烈讨论着，脸上泛着激动的红晕。他们计划，在《民国日报》上登个启事，同时从第二期开始，邀请工人们投稿，扩大这份刊物在工人中的影响力。
渔阳里2号内关于《劳动界》的介绍
如何发动上海的工人力量？
100年前的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工业中心、航运中心、通讯中心和文化中心。繁荣的背后，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立，让这里也成了中外民族矛盾、社会阶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
1919年6月3日，上海纺织、机器、铁路、汽车、轮船、铁厂等50多个企业约7万工人罢工，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此前因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被捕的学生。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工人罢工声援。
迫于工人们的压力，6日、7日，军阀政府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发布准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职务的命令。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六三”大罢工极大触动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警探的不断盘查，陈独秀于当年2月19日秘密乘客轮抵达上海。旅途劳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但他还是拖着病体，对上海报界发表了谈话。
“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这次谈话中，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学生运动的力量太弱小，难以改变局势。这时候，他已经将目光从学生界、知识界转向工人阶级。而当时的上海，约有50余万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来到上海的陈独秀虽然平时还穿着象征“文化人”的长衫，经常在住处接待来访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但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深入工人之中。4月18日，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组织的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召开，陈独秀被推荐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
此外，陈独秀还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130页至200页猛增到400页。扉页是蔡元培所写的“劳工神圣”，身处一线的9位工人题词，还刊登了33幅反映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
虽然参加和组织了一些工人活动，但陈独秀、李汉俊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并不满意。他们发现，当时也有不少工会组织，但“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因此，陈独秀等人认为，有必要唤醒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成立真正的工人团体。
如今在渔阳里2号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都能找到对1920年8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劳动界》的介绍。创刊号“演说”栏目首篇刊登的是陈独秀的署名文章《两个工人的疑问》。
收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劳动界》第一册
文章提出了“劳动是什么”“劳动者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劳动”等一系列问题，并用最朴素的语言回答道：劳动“就是做工”，劳动者“就是做工的人”，劳动“是因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文章还指出了不劳而获的现象，尖锐地提出“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同样在这一期，李汉俊以“汉俊”为名，撰写了发刊词《为甚么要印这个报》， “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正是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
这两篇文章不仅向广大读者阐明了刊物的宗旨，而且确定了《劳动界》文字平实易懂、贴近生活的风格。
《劳动界》由新青年社公开出版，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陈为人、郑佩秋等，设有演说、小说、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闲谈、调查、通信、诗歌、漫画等专栏。其中，“演说”是《劳动界》最为重要的栏目，每册刊文1至2篇，这些文章普遍聚焦工人生活，意在启发工人觉悟，并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
先进知识分子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向劳工讲授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剖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原因。沈玄庐在《弟兄们！想想看！》中，以浴室为例来帮助工人理解剩余价值理论：擦背的擦好一个客人，客人花一角钱，擦背的只得到四个铜子，余下的七个铜子全归了老板。工厂老板剥削工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逐步唤醒工人们的斗争意识
除了向工人阶级普及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陈独秀等人还希望，工人们能谈谈自己的感悟。《劳动界》第2册便撰文“本报欢迎工人投稿”，表示希望能收到来自工人的投稿，并承诺会尽快予以刊登。
1920年8月22日出版的《劳动界》第二册，欢迎工人投稿
他们没有等太久。《劳动界》第2册刊发后没几天，一封《读陈望道先生“平安”的感想》便放到了陈望道的案头上。来信的是一家商店的工人读者幕凝，他在信中向陈望道倾诉了自己的感想：“我的商店里，越不做事的人，他的出息反而越大；推而至于老板，或经理，有好些竟至一点事也不做，现现成成地拿比我们多好些倍数的工钱，……他们总是到‘什么馆’‘什么馆’里去饱餐几顿；我们一年到头，都是吃那碗忍着一肚皮气换来的粗菜饭，……这都算“平安”吗？”
这封信让当时担任编委的陈望道非常高兴，稍加编辑后，来信便刊登在《劳动界》第3册“读者投稿”栏目上。陈望道还在文末的“附记”中写道：“前期我匆匆忙忙地做了一篇，居然引出这么一篇写实的呜苦的文字，足见悲苦已极，解决的时期就在眼前了。我们都很欢喜。”“但我那篇结尾，有我们向那里去找‘平安’一句话，其中‘那里’两字很重要，还希望大家注意。”
陈望道所说的“那里”，其实是指劳动者要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所需要的“平安”。从之后《劳动界》收到并刊登的来信可以看出，周刊确实在逐渐唤起工人群体的斗争意识。
陈文焕在信中写道：“我们同伴的工人都喜欢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从前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
第15册刊登了一位印刷所排字工人的来稿——《打破工头制度的商榷》。作者指出，排字每千字3角，但不全归自己，会被工头克扣。他认为应该成立印刷工会，介绍工作由工会负责，劳资争议可由工会调解处理。
从1920年8月15日开始，《劳动界》每周日出版1册，到1921年1月，被军阀政府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查禁，《劳动界》只出版了24册，但影响深远。
一次，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开会时，有人拿出了上海《劳动界》创刊号，分发给与会人员。不久，广州、北京两地仿照《劳动界》，分别出版了《劳动者》和《劳动音》。《劳动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工人阶级中快速传播，为半年后即将发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创造了基本条件。
100年前的今天，《劳动界》就是在这里诞生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来源：作者：王闲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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