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海文
198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举行有关周恩来的座谈会。图为参会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李琦、左二为方铭，右一为陈浩
周恩来从1927年夏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是任期时间最长、接触干部最多的中央领导人。他负责统一战线、外交工作，在国内外广交朋友。为了了解掌握周恩来的方方面面，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需要采访的人太多了。于是，我们请来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陈浩。她刚从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就到周恩来研究组当“志愿兵”，不拿一分钱，也没有任何补贴。
与外事口的同志很熟悉，积极带队采访陈浩与李琦均曾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与方铭在重庆相识，是老朋友。李琦亲自出面和她谈话，邀请她到周恩来研究组，她爽快地答应了。我推测方铭也起了作用，因为她在第一线工作，知道采访人手不够，更重要的是，打开局面特别需要陈浩这样的老同志。
陈浩来之前，方铭找我谈话，介绍陈浩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要我照顾好她，并告诉我，陈浩的丈夫是李晨。我知道李晨以前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的中学校长杨滨曾对我和妹妹海平说过，市委对人和蔼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们的父亲，一个是李晨。当时，我们听了都很惊讶。父亲在家里严肃、不苟言笑，但是我由此记住了李晨的名字。我和陈浩一见如故，分外亲切。方铭将她安排在一楼和自己一个办公室。方铭身体不好，不常来。办公室有一张床，陈浩中午可以休息。
1983年春夏之交，陈浩第一次来。她1.58米的个子，衣着朴素，不像外事干部。她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我常常找陈浩商量工作，聊天。
陈浩的到来，减轻了方铭的负担。陈浩和外事口的同志很熟悉。1983年6月28日，她就带着郑淑云、熊华源、廖心文到外交学会采访柯柏年。7月26日，请余湛到室里和我们座谈。不久，余湛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因工作忙就来不了了。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座谈中，余湛说：
资产阶级国家只有贵族才能当外交家，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办外交是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忠于祖国人民。我们的外交部是我们自己建起来的。外交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少数专家顾问。
我是第三批派到国外的。我们是在1950年6月底7月初赴中国驻波使馆工作的。出发前的一天，总理接见大家。总理对大家极为关切，这也是每个接触过总理的同志的共同看法。凡是不认识的，他都要问姓名、籍贯、干过什么工作。那时候许多人刚从部队下来。特别是女同志调来后，脱下军装让去当大使夫人，思想都不通，有的提出离婚，有的不干了。为此，总理还请邓大姐出面做工作。后来总理做了个规定，女同志去使馆工作，对外是夫人，对内是工作人员。在接见时，总理逐个询问女同志是否分配了工作。
当时总理曾问我们： “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回答： “什么也不会，不会打领带。”总理说： “不懂没关系，要学习。”总理还让后来的一批同志带话给我们： “要善于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内部重于外部。”
当时，我们来不及制装，军装还有些脏。总理说，没关系，他们知道你们是打仗的，都是兄弟国家嘛!我就是穿着军装出去的。总理照顾大家的心情，讲过在使馆内可以穿军装，但外出要穿西装。
当时我们使馆很简单。记得第一次使馆举行庆祝国庆，是苏联大使和参赞帮助办的。请客是招待冷餐。苏联大使让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帮助买路易十四式的沙发、买家具。苏联大使还责备波兰为何不帮助中国使馆建设。
这些生动的历史，使我们了解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是如何初创，如何白手起家的。很可惜，这些史料都没有编入书中公布。
陈浩还带我们采访马海德、杨放之、陈应、陈叔亮、康岱莎、凌其翰等。她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西花厅的同志很熟悉，1984年2月，带我们采访了邱南章、刘九洲；9月11日，带我、廖心文和成也竞一起采访邓大姐的秘书张元。张元带着孩子在西花厅外院的西厢房住了十几年。1984年两次请李金德等部长到我们的小会议室来谈，还联系楼上的邻居叶子龙到市委大楼进行访谈。
1984年3月5日、5月30日，我们去采访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刘宁一，因为有陈浩参加，他马上同意了。1987年4月16日、4月23日又谈了两次。我们还想请他谈谈1960年世界工联会议和反修斗争的事情，但他一口拒绝，说，这些事只能向中央说。老同志遵守纪律，严守秘密。
有时我们联系了采访对象，陈浩感兴趣也去。我俩曾一起到沈醉家里，沈醉讲到特务在重庆盯曾家岩的情况，说凡是到过曾家岩周恩来公馆的人，他们都一清二楚，连戈扬穿一件红毛衣都知道。就等蒋介石一声令下，一网打尽。讲到此处，不由得得意起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出来后，陈浩生气地说：真够猖狂的！皖南事变前后，陈浩、李晨正在贵州、云南做地下工作，也是特务抓捕的对象。
1957年10月27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与离开总理办公室去支援文教战线的五位秘书合影。自左至右为：周恩来、韦明、杨纯、姚力、邓颖超、康英、陈浩
为抢救活材料，提议召开座谈会一个一个地采访，难以完成抢救活材料的任务。陈浩提议召开座谈会，她列出名单，给每个人打电话商量、落实。我到收发室送请柬。
因为陈浩和这些负责干部都很熟悉，座谈会举办十分顺利，院子里停满了汽车，盛况空前。很多老同志都互相打听：你接到文献的邀请了吗？大家热爱周恩来，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为荣，到了会场纷纷发言，我们从中了解了大量新鲜、生动的资料。同时，扩大了周恩来研究组的知名度，我们外出联系采访更加便利了。
陈浩不争名，不争利，她花了大量时间筹备，开会时都由副主任金冲及主持。李琦、方铭每次都参加。开会不管时间长短，我们都不准备饭，一个是机关食堂简陋，没有这个能力；最主要的是，这些同志都年过七旬，高级干部，出了差错我们承担不起责任。只是在会议中间上一次点心。几乎每次会议都超过12点，但还有人要发言。
1984年11月16日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座谈会，来的人有20多个，是座谈会中最多的一次。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黄镇一进来就大声地问：孔原来没来？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原来出访十四国时，内部有一个孔(原)、黄(镇)、童(小鹏)小组。我赶忙到会议室对面的办公室用红机子给孔原打电话，说：因为你身体不好，没敢请你。现在同志们都来了，大家都要见见你。他很快从交道口的家赶到。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会场气氛热烈。开得时间长，怕他们年纪大身体受不了，准备12点散会，但驻阿尔巴尼亚前大使罗士高一定要发言。他说：
总理访阿时正逢元旦，因跑了一些国家，感到很疲劳，想在阿尔巴尼亚休息一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休息，而且更累了。
在向总理汇报工作中有两次给我印象很深：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阿尔巴尼亚很佩服我们，但也流露出一种思想，认为是他们帮了中国的大忙。我们中央负责同志在讲 “援助是相互的”。这句话常常是在援助别人的时候讲；而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这句话时常常是要别人援助，依赖别人的援助。我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理听后笑了一笑，没有吭气，也没有批评我。我估计总理知道这一情况。还有一次，是在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前夕，胡志明想访问阿尔巴尼亚，以调解苏阿关系。我向总理反映了这件事，这一次总理没有笑。他稍稍思索了一下说，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他们的事由他们自己处理吧。
总理到阿尔巴尼亚之后，向我详细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但他没有问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困难，也没有提应该如何援助他们。就我们援阿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前援助的数目并不多，“文化大革命”中援阿的数字上去了，这个数字是否经总理批准我不清楚，但我想即使是通过了总理也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我敢给孔原打电话，因为我们之前访问过他。那天，童小鹏也去了。孔原对童小鹏说：你怎么也来了？童小鹏回答：平时见不到你呀。童小鹏和金冲及坐在大沙发上，孔原坐在小沙发上，不讲话，快睡着的样子。我见童小鹏和老金攀谈起来了，就搬把椅子坐在孔原的旁边，问张浩的夫人徐克俊在北方局工作的情况。可能很少有人同他谈北方局的人和事，孔原一下有精神了，谈了不少当年的情况。
而且，孔原在参加座谈会后，于1987年3月17日主动约我们，并将秘书王炳国找来，向杨增和、熊华源回忆周总理与新中国人民海关建设，关于中央取消大后方党的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等问题。前几年，我碰到孔丹，给他一件孔原谈话的复印件。他看后说：还是和你们谈的内容多。
1985年春夏，李晨、陈浩先后到美国。陈浩英文很好，在美国拜访、看望了许多老朋友，同时采访了二三十位友人，并作了录音，回国后翻译并整理成中文记录。她还到美国几个大的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到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给外国友人的信件，有的是她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周恩来签名发出。可见，美国重视档案，保存得很好。她回来说：写《续西行漫记》的海伦·斯诺年老体弱，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文物，不得改造、拆除。她拒不接受中国的帮助，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因陈浩和外交部的人熟悉，1985年利用外宾来访的机会还采访了费正清(6月10日)、谢伟思(7月15日)。谢伟思抗战时在美国使馆地位高，因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失去了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而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历史，按地位排序，接待时将他排在后面，陈浩对此愤愤不平。她说，周恩来一直教导大家不要忘记老朋友。
陈浩同我们参加学术讨论会，壮了我们队伍的声威。她到外地出差，也抓紧时间采访当地的同志。据不完全统计，她采访了200人以上，抢救了大量南方局、外交战线的史料，功不可没。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一会用干部，二会出主意。李琦、方铭将陈浩请到周恩来研究组做“志愿兵”真是高明。
1985年9月29日，周恩来研究组召开有关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的座谈会。图为参会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方铭；后排左二为陈浩，左三为李海文
记忆里的周总理陈浩很少谈自己工作中的贡献。从聊天中得知，陈浩的父亲曾是詹天佑的助手，中国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的知识分子。她说：家里有人做错了事，父亲震怒，家里人都跪下，一个大院子跪满了人。她小，不用跪，躲在廊子后的屋角看着，不敢出声。家教甚严，父亲在家里的威严、家长制可见一斑。我从陈浩女儿李小萍处得知，陈浩的父亲原是山东的农民，后上了德国人办的技术学校，刻苦学习，德文、专业课好，因而成为詹天佑的助手。即使受到近代科学教育，他仍然不准女孩子上学。陈浩从小要强，爱学习，在哥哥的辅导下学习文化，自己悄悄考上北师大附中。能考上中学的名校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不少亲朋前来祝贺。这样，陈父不好驳大家的情面，只好同意陈浩上学。姐妹三人只有陈浩上了学。陈浩与李晨是同班同学。
1946年5月11日，李晨、陈浩结婚，周恩来和邓颖超、钱瑛等出席。邓颖超向他们表示祝贺，并提出：夫妻之间应做到“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陈浩有空时写了少许回忆录给我看，她写道：钱瑛大姐的秘书张清华为准备婚礼，悄悄到街上买一些糖、花生，碰到陈浩，神秘地笑一笑。到了晚上，她才知道是为她和李晨的婚礼准备的。可是她很快将这些生活气氛浓的小事全删了，介绍了“八互”，但不说邓大姐是在她婚礼上说的。2007年她出了一本书《学习周恩来》也是这样。她在书中写道：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言行一致的革命的实践家，言必行，行必果。他们认真地按 “八互”原则，身体力行，注意栽培爱情之花，不断总结经验，使之盛开不败，越开越鲜艳。他们夫妻之间既是爱人，又是同志、战友、知己和良师，夫妻互敬、互爱、互信，事业上互勉、互助，生活上互让、互谅、互慰。这样，他们的夫妻生活达到了和谐美满的境界，不仅毫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促使彼此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邓大姐说：“‘八互’不是目的， ‘八互’的目的是要两个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其实，陈浩和李晨不也是这样吗？陈浩夫妻幸福美满，家庭和睦，两人相伴七十载。李晨在2016年12月29日逝世。陈浩今年103岁，仍然头脑清楚。
陈浩工作踏实，埋头苦干，一直负责资料工作。周恩来信任她，常常交给她一些工作。1947年11月10日，周恩来特别写下：“政协及三人会议的材料，由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一个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后来她参加了编写《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此书199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50年后，终于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
20世纪50年代，总理办公室调进不少干部，有的人不安心工作。有一位女同志劝陈浩也离开总理办公室，陈浩不理她。陈浩说：她是大英雄，在敌后根据地骑着高头大马。
陈浩说，“文革”开始后，她就很难见到总理，而李晨见过一次。李的堂哥李振翩是美籍医学专家，年轻时与毛泽东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1946年在南京时，国民党组织苏北被打倒的地主以难民身份到梅园新村游行，周恩来说我们犯不着和他们冲突，留下少数人坚守，让大家化整为零，疏散出去。李晨就到李振翩家躲避了一周。
1972年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李振翩回国要求见毛泽东主席，为此周总理接见李振翩，接见时特别让李晨参加。周恩来见到李振翩第一句话即热情地说：“感谢您掩护了我们的同志。”这么一说，李振翩特别高兴，即毫无拘束地谈起来。在座的林巧稚、张孝骞也随便地谈起来。可见总理对干部情况之熟悉，并且关心、爱护干部。李晨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工业大学首位校长、党委书记。林巧稚、张孝骞都是医学专家。她们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周恩来用这种方式保护干部、专家。
陈浩讲的诸多事情中，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搬到东交民巷15号院2号楼。周总理逝世后，陈浩一直惦念着邓大姐，但是没有机会见面。8月的一天，陈浩在街上碰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喜出望外，马上要求见邓大姐。过了几天，8月21日晚8点，李晨、陈浩夫妇按照约定的地点在台基厂路口副食店门口等着，邓颖超坐车过来，招手让他们上车，事先已通知司机上长安街向木樨地开去再开回来，利用这个时间和他们见面。这是在重庆、南京地下工作常用的接头方式。陈浩、李晨多年没有见到大姐，十分激动。邓大姐说：“我也很想念你们，也想见见你们，只是怕连累你们，所以现在不得不在车上说话，又好像当年在重庆似的。”
“又好像当年在重庆似的”这句话令陈浩感慨不已。陈浩不止一次向我讲起这件事，每当讲到邓大姐说的这句话，大家都唏嘘不已。
陈浩对我很关心，常常给我讲历史，鼓励、关心我的成长。一次我们到东交民巷13号外交部公寓采访，先到她家里集合。李晨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进来。陈浩马上把我介绍给李晨，说：你不是喜欢做工作的人吗，她就是爱做工作的。弄得我不好意思。她的夸奖是对我的鞭策、鼓励。1993年，我们到江苏南京参加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大会。大会结束，我们去车站。刚一上车，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任裴坚章大声说：海文，我要调你和章百家到我们室工作。我笑笑，没有说话。过了几个月，陈浩问我，裴坚章找你了吗？我说：没有。她悄悄说：别去外交部，那里特别看重外语。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她还一直想着这件事，令我十分感动。
最难忘的是，陈浩和郑淑云让我陪她们去了一次西花厅。陈浩和郑淑云都曾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经常可以见到邓大姐。一天下午，陈浩高兴地通知我，吃完晚饭一起去西花厅。这是我第二次到西花厅。进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向左边第一个门是西花厅，进去有长长的一段路，陈浩边走边向我介绍情况。现在的水榭，困难时期都是干的，分给同志们种菜。走到前院，她说：
当年前院和后院有一个高台阶的大门，后来总理身体不好了，才将高台阶去掉，车子可以开进后院。50年代，因为邓大姐身体不好，每晚10点一定要睡觉。深夜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知道邓大姐早已休息，就下车步行，不走正门和客厅，而走离邓大姐远的最西边临街的小夹道回办公室，离开办公室也轻手轻脚走回寝室。周总理还交代，夜晚来开会的人也要走小夹道进入总理办公室。所以有的同志称这个小夹道为周恩来小道。
我听了感到特别新奇，提议今天就走这个小夹道，体验一下。陈浩、郑淑云和我从小夹道走到屋后绕进院子时，正好赵炜从西屋出来要到邓大姐的正房去，突然看到三个人从侧面出来了，吓了一跳。因为这个夹道已经多年没有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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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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