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经音乐的伟大创举,国乐新潮的经典杰作

——聂耳民乐合奏曲《翠湖春晓》美学分析及寻根溯源

向阳光

一、作品简介

《翠湖春晓》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在1934 年根据云南昆明洞经音乐,且结合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创编的一首抒情性的民乐合奏曲,是聂耳留下的经典音乐作品之一。该曲描绘了作者故乡云南昆明春天的美丽景色:樱花、垂丝海棠盛开,翠湖仿佛笼罩在一团粉红的轻雾里,嫩绿的柳丝便在这团雾里温柔地摇啊摇。

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音乐(一首充满乡恋之情的音乐诗篇)(1)

这生动地表现了春回大地,万物充满生机的景象,也表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翠湖是聂耳家乡昆明郊外的一处游览胜地,那里虽然占地不大,但景致却好看,尤其是水月轩、听莺桥、湖心亭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聂耳在家乡时除了常在这里练习小提琴外,还经常与家人、友人游迹其间;当他远离家乡时,清澈的湖月常在心中荡漾,激起层层乡恋之漪。故此,《翠湖春晓》是一首充满乡恋之情的音乐诗篇,古韵犹存,历久弥新。

二、美学分析

《翠湖春晓》的基本主题是以他幼年时在昆明三丰湾听过的一首名为《宏仁卦》(昆明洞经音乐《宏仁卦》与通海洞经古乐《蓬莱宫》同源)的曲牌旋律为素材,并采用不同的节拍、节奏、调式、速度、配器的变化对比,发展成三个段落,生动地表现了月映湖面,银波荡漾,箫声幽雅,回音四起的情景,和游人愉悦欢畅的心情。这首乐曲抒情凝炼,给人以一种庄重的音乐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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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速度比较缓慢,a商调,4/4 拍子,该乐段从第2小节开始到第7小节,共24拍,与通海洞经古乐《蓬莱宫》第3小节至第9小节共25拍的旋律相似。曲调抒情明朗,带有叙事的色彩,旋律幽静,呈现出翠湖晨曦的优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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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旋律优美、抒缓,仿佛大地正在苏醒,人们期待已久的春天即将来临。在乐器配置上,用二胡、低胡演奏低沉的旋律,而笛、萧吹奏明亮、欢快的曲调,形成了音乐色彩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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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过渡性的段落,由3/4 拍子构成,比较短小,这是一段轻柔委婉的旋律,经过作者在节拍、节奏、速度、调式等方面的变化,使得乐曲逐渐从抒情走向活跃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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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由洞箫轻轻吹出,第二句加进二胡用颤弓悠扬地衬托,第三句则由全奏显示力度的加强。这段音乐描绘了春风悄悄来到人间,终于吹遍大地的动人景象。音乐语言的运用非常精炼,富于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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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是乐曲的中心段落。2/4 拍子,它以活泼、跳跃的音调和小快板的速度抒发了人们迎接春天到来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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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是流畅、舒展的,好像光明充溢了大地,人们在载歌载舞地欢庆,处处是春天的阳光和青春的活力。乐曲经过越来越快的反复演奏,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在感情的饱和点上收束全曲。

这首作品与《金蛇狂舞》的不同在于,前者突出其旋律的优美和深情,而后者则突出其节奏的活跃和热烈。另外,从曲调的调式看,这首作品灵活运用五声性与七声性的交替对比,使人感到其意味的清秀深远,和富于更强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表现。

三、寻根溯源

聂耳在创作《翠湖春晓》时,是否借鉴过“洞经音乐”?《翠湖春晓》与“洞经音乐”之间有何关联?又有怎样的创作经历?在此,敬请大家认真阅读下面这篇采访报道,则不言而喻。

【近日,在玉溪市烟草小区一栋居民楼里,笔者拜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洞经音乐”省级传承人、现年77岁的张家训先生时,老先生说的一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创作借鉴过通海洞经音乐。”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

《翠湖春晓》真的借鉴过洞经音乐?

出生于昆明、成长于昆明的玉溪人聂耳在其创作过程中是否真的借鉴过通海洞经音乐?在笔者的一再追问下,张老先生拿出了几份他的研究手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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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演奏《翠湖春晓》

“这是我2004年听过的一场《翠湖春晓》器乐演奏会后写下的。”张家训说,《翠湖春晓》他过去也经常听,但那次听完后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觉,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一边想着为什么这样,一边哼唱着《翠湖春晓》,竟然不自觉地唱到了通海洞经音乐古曲目《蓬莱宫》的旋律中去。这一偶然的发现,让张家训大吃一惊。

“难道《翠湖春晓》有部分旋律和《蓬莱宫》是一样的?”带着这个大胆而又让人兴奋的猜想,张家训加快了回家的步伐。一到家,赶紧翻开曲谱进行对照,果然发现《翠湖春晓》的第一段从第2小节开始到第7小节,共24拍,竟与通海洞经古乐《蓬莱宫》第3小节至第9小节共25拍有着惊人的相似旋律。张家训赶紧把这个惊人的发现进行了抄录,反复对照。

经过对照,张家训发现《翠湖春晓》与《蓬莱宫》的这段旋律除了少数音符有些不同外,调式和旋律高度相似。正是由于《翠湖春晓》与《蓬莱宫》的曲调有着相似之处,所以张家训提出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唐继尧时期,昆明举办元宵灯会期间,曾邀请一些洞经班轮流到翠湖莲花禅院谈演洞经,这其中就有通海的洞经班。聂耳在此期间听到后熟记于心,几年后在上海借鉴《蓬莱宫》的旋律创作了思念家乡的《翠湖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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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则与1909年12月出生在通海洞经音乐世家的张云涛先生有着极大关系。1928年,张云涛考入上海师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学习,毕业后在上海从事过音乐工作,期间常去云南同乡会走动。有资料表明,聂耳也几次去过云南同乡会。

“张云涛比聂耳年长两岁多一点,年纪相仿的两人,又是同乡,又有着同样的艺术追求,时常往来,共同探讨交流家乡的民间音乐,包括通海洞经音乐也是极有可能的。”经张家训查考,聂耳去世后,在悼念聂耳的亲友名单中,张云涛的名字赫然其中,这就佐证了张云涛与聂耳有着交往,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聂耳创作借鉴通海洞经的设想。

《翠湖春晓》脱胎于昆明洞经?

那么,《翠湖春晓》为何与通海洞经音乐《蓬莱宫》曲调如此相像呢?在查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聂耳的生长年代,是洞经音乐比较普及的阶段。从他的一些书信中,就可以看出聂耳对洞经音乐的情缘。

在1985年出版的《聂耳全集》中有一封书信是1933年5月28日,聂耳写给友人张臾侯的,里面提到了“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

1934年7月,聂耳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到:“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在该信的天头上还写着:“请替我收集些云南音乐材料如洞经调之类,寄给我。宏仁卦已收成唱片。”

聂耳信中所说的《宏仁卦》曲调本又称《八卦腔》,因其中有新、老之分,故老调子就俗称作《老卦腔》。经笔者对比曲谱,《宏仁卦》的曲调与旋律和《翠湖春晓》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聂耳创作的民乐合奏曲《翠湖春晓》,就是根据昆明洞经音乐经曲《老卦腔》改编的。”研究洞经音乐50多个年头的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吴学源说,经过查证聂耳的相关书信和研究书籍,聂耳自己曾做过这样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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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1933年的端午节早晨,聂耳就曾在由上海致母亲的信中写到:“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由此,可见聂耳的创作确实借鉴过洞经音乐。

《翠湖春晓》与洞经音乐确实有关

既然从相关研究者口中,聂耳的书信中均可以考证《翠湖春晓》脱胎于昆明洞经的《宏仁老卦》。那么,张家训何以说是聂耳的音乐创作借鉴过通海的洞经音乐,为何通海洞经音乐《蓬莱宫》的曲调与《翠湖春晓》如此相像,又何以解释呢?

吴学源介绍,云南的洞经谈演活动起源于明、清两朝风靡全国的文昌帝君崇拜,始于明朝嘉靖至隆庆年间带地区的“桂香会”等雅集型文人乐社,约于明末传入昆明地区,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在云南各地中心城镇传播,几经兴衰至光绪后期,因废除科举制度而逐渐普及并流传到集镇乡村,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停止。

从张家训口中,笔者则了解到,清顺治四年,大理洞经会应邀到通海河西镇谈演后,在秀山、河西等镇迅速流传,长期兴盛。由于洞经谈演传入的时间、渠道不同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各地的洞经虽有自己显著的特征,但通海洞经昆明洞经同源,所以在使用经文、唱奏形式等方面大致相近,由于同属滇中地区,两地交流甚密,曲调的使用情况及风格特点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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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史料的记载中,也可寻到聂耳与玉溪洞经音乐的蛛丝马迹。在《聂耳日记》的还乡部分中可以看出,1927年6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与表弟至大寺庵一游,……晚饭后与表弟至诸葛庙,……”这两个地方都是玉溪洞经谈演的主要场所,可知儿时的聂耳早就对洞经音乐情有独钟。

《翠湖春晓》一上台演出就在上海“轰动一时”,这既是古老的洞经音乐登上文艺舞台的创举,也是民乐凝炼升华为国乐新潮的经典杰作。

在查证聂耳音乐和洞经音乐的关系中,笔者越来越不再为《翠湖春晓》究竟是借鉴的通海洞经音乐《蓬莱宫》或是昆明洞经音乐《宏仁卦》而纠结,深为感动的是看到了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华民族的新音乐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与他深深地扎根于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壤中是分不开的。】

四、洞经音乐

“洞经音乐”高雅,在封建社会属阳春白雪、高层次的音乐。它是我国各族民间传统音乐的宝贵遗产,音乐界的专家称洞经音乐是民间传统音乐的“活化石”,民间称雅乐,有江南丝竹之称。洞经音乐风格优美、朴实、典雅。它以谈演道教经文《文昌大洞仙经》得名,道教经书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分别是道教三清尊神传下,所以道教经书称为洞经,演奏唱颂经书中诗赞的音乐,故称洞经音乐。洞经音乐本是道家诵经的乐章,入清以来,儒、释、道合流,道教日衰,儒家兴盛,洞经音乐逐渐为儒生把持而成为儒家乐礼。故除道、释两教的庙会演诵外,儒家祭祀孔子也一样演诵。始于清康熙晚期,传入蒙自后,乾隆至民国的百余年为其鼎盛时期。

蒙自新安所的洞经共有三堂,老洞堂首先成立,时间在清朝中叶,王惟璧、李文柄为管,以诸天寺为诵经地点;其次是志化坛,掌坛人为李敏斋(名济宽,善中医),以玉皇阁为诵经之地;最后是义化坛,堂坛是张尔昌(字炽斋,张名 之父),以武庙(新安所团保局设此)为诵经地。根据文昌宫的碑文,成立时间约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由于从上而下信守儒家教义,坛规较严,受到出身、家世和品德等的限制,且不得再入他门。此外,妇女不得进入经堂。入堂演奏须先正衣冠,若有差错者,轻者罚跪香一柱,重者责以戒尺;若违犯堂规,情节重者予以除名。

滇西洞经在清代最为昌盛。大理现今存曲牌300多个,有《小白梅》《月调》等。其中《奉圣乐》为南诏时期所留的宫廷音乐,至今已经1000多年。大理洞经曲牌和洞经坛的数量为全国之最。保山在1949前有48个曲牌,至今仍能演奏的有30个。民国时期,保山,施甸,姚关,但凡年轻男子都会演奏。每逢庙会,祝寿,超度,均离不开洞经。丽江存留22个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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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经音乐是非常古老的传统器乐乐种,起源于宋代的四川省,现流行于四川、云南汉族地区和丽江、楚雄等纳西族、彝族地区,源于古代中原的道教丝竹乐。洞经音乐发源于四川蓬溪县,其创始者为刘安胜和卫琪。2014年11月11日,洞经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通海洞经

通海洞经音乐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通海洞经音乐始于清康熙晚期至乾隆年间,最早为“朝山会”,之后是“桂香会”,当时就十分兴盛,曾有“冠冕南州”之誉称。清同治、光绪至民国时期,又先后出现了五圣会、同文会、圣文学、振文学、兴文学、崇圣学、妙善学等十多个洞经会乐社组织,一些乡镇也有若干类似的组织。1943年后,通海出现了云南第一个女子洞经乐社——妙善学。其时,惟文人学士、书香门第人家才可进入洞经会,由洞经会不定期举办“经生班”、“乐生班”,培训学子。过去在通海,官绅文士及中上等富庶阶层之家,都以能参加洞经会(社)或直接参与谈唱演奏洞经音乐为荣。也有世代相传的洞经音乐世家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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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洞经音乐曲调典雅,旋律优美,节奏鲜明,飘逸空灵,分为“经曲”(演唱1诗赞的曲调)和“曲牌”(纯器乐曲)两大类,至今尚保存着完整的曲调47曲。1曲先以《大洞仙经》等道家1演唱,后逐渐改填唐诗宋词,并借曲牌名以冠之,如“一江风”、“蓬莱宫”、“小桃红”、“新荷叶”、“河南怨”、“功课”、“仙家乐”、“老羊调”等。2000年,通海县成立了“通海古乐团”,演出极受欢迎。2002年4月和8月,分别赴大理和蒙自参加“中国大理洞经音乐邀请赛”和“云南省蒙自洞经音乐邀请赛”,均获得云南省第一名,同时制作《古乐流韵》光盘发行。

2.昆明洞经

昆明洞经音乐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明洞经流传于昆明城区及周边地区,俗称为谈演洞经,因其主要谈演道教经典《大洞仙经》而得名。相传昆明洞经音乐于明代末期从滇西大理一带传入,最早的洞经乐社叫作“桂香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曾改名为“桂禄学”,是大理的文人和做生意的儒商传来的,至今已有4 0 0多年的历史。

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官渡《文明会大洞经坛碑记》。它用唱、念、诵、讲、读、说等方式表达1教义,在此传达过程中又以科仪(仪式)为载体。科仪由各种繁杂的小科目组成,进行中以器乐伴奏。昆明洞经会所谈1有10部,最常见的是洞经、皇经和雷经。洞经的科仪分为礼请、谈经、庆诞、送圣等。每个主项中含若干小项。洞经会每年都要举办若干盛大的谈经活动,常见者有文昌会、上九会、孔子会、关圣会等。至民国年间,昆明已有桂香学、保庶学、崇仁学、崇文学、宏文学、同仁学、文明会等10个洞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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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洞经音乐由经腔、曲牌、打击乐组成。经腔有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骈文等词体,伴奏形式分为大乐、细乐和雅乐三种。曲牌主要用于各种仪式或穿插于仪式中的礼仪项目的伴奏,因乐器不同分为大乐曲牌和细乐曲牌,前者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后者以笛子为主奏乐器。乐器分为文乐和武乐,分别指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曲牌中有唐宋词牌如浪淘沙、汉东山等,有道家音乐如上清宫、天公颂等,有宫廷音乐如南清宫、普天乐等,有江南丝竹如忆江南、叠落泉等,还有欢快活泼的民间小调如忆江陵、瑞雪飞等。目前已收集整理经腔、曲牌、打击乐等曲调132首,文字记录20余万字。昆明洞经曾一度消落,20世纪90年代在昆明市区的真庆观内恢复演奏。

3.洞经兴衰

“通海洞经”与“昆明洞经”同源,均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洞经音乐历尽沧桑,几经兴衰,从文人书生逐渐走向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而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洞经音乐”有过辉煌的历史,享有盛誉,驰名全省。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到“四旧”之嫌而被扼杀,因“左”的影响而被禁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活动,洞经音乐作为民间古典音乐而得到了新生。

洞经音乐能够鼓舞人民的斗志,歌颂党、歌颂祖国,为改革开放服务。洞经音乐不仅是通海、昆明的,而是我们民族民间文艺园地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

向阳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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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临湘人,大学文化,中学音乐高级教师,国际作者作曲者联合会(CISAC)会员、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会员、中国二胡学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湖南省音乐评论家协会理事,“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获得者、中国音乐学院艺术水平考级优秀指导老师、湖南红网·时刻(文化)《音乐教育与创作》专栏作家,曾被聘为湖南省教科院音乐评委、湖南理工学院音乐系客座教授、《乐苑园丁的歌》《花语》杂志副主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文艺作品、音教论文1000余首(篇) 。《沁园春·国庆感怀》《西江月·祖国六旬赞》《清平乐·党诞九秩感赋》《鹧古天·颂十八大》《捣练子·盛世召开十八大》等40余首诗词、15条语录荣获全球华人联合会(HRA)、世界华人作家协会金奖、特等奖;《美丽临湘·组诗》(26首)荣获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最佳奖;《中华辉煌》等2首歌词获湖南省文联一等奖;作品荣入《全球优秀华人诗歌颂典》《古今中外名家语录精编》等6部诗歌铭言集。《献给老师的礼物》等8件作品参加了中国国际名人研究院举办的艺术界名人作品展示会系列大展并获铜鼎奖;《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春江花月夜>赏析》等2篇美学论文荣膺“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摭论素质教育中的器乐教学》等10余篇论文被中宣部、教育部、中央教科所、中国教育学会评为一、二、三等奖; 8篇论文蝉联湖南省教科院一等奖; 4首歌曲获全国征歌大赛金、银奖;《我的中华》《我们拥抱春天》等50余首歌曲入选《全国教师作曲家歌曲集》《中国当代优秀校园歌曲》等8部歌集。著有《音乐文化与素质教育》《中国音教十家优秀歌曲专集》声乐套曲《临湘组歌》(十乐章)等10余部。此外,他辅导学生参加全国音乐知识大赛50多人次获一、二等奖,3次被中国音乐家协会音教委授予一等园丁奖;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音乐考级、省市“三独”比赛100余人取得良好成绩,10多次获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岳阳市教育局“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他40余年来为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院、西音、川音等10余所院校输送了大批音乐专业生。多次获临湘市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嘉奖证书。艺术成就及代表作入选《湖南文艺六十年·音乐卷》《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专家大辞典》等20余部历史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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