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与结婚
1948 年的冬天，北京的人民带着紧张心情翘首以待数月，终于获得最大的喜讯。有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避免了遭受战火的涂炭，老百姓举双手赞成，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不开一枪不放一炮地进驻北京城。我和朱旭都幸运地赶上新时代的诞生。在过去封建观念统治下，书香门第的家庭决不允许女孩子出头露面去演戏，
我们从无量大人胡同搬到史家胡同的大宅院。这里的房子和院子更多了，前后共有三层大院，是一座中国庭院式的建筑。有长廊，假山石，苹果树，正房带宽大的走廊，冬暖夏凉，真是有点景色呢！到了秋收季节，大家用竹竿去打核桃，摘苹果，采海棠，好不惬意。有一年核桃丰收，打了多半大竹筐的核桃呢！按人头分果实，数量不多，每人都能收到点。那时我们还是少男少女，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着收获的果实好不快活。休假时，冬天结伴去滑冰，夏天结伴去游泳。年纪大点的就留在花园式的大院打克朗棋，玩扑克牌。玩的时候大家可以尽情玩，工作的时候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允许懈怠。每到节日总有晚会，朱旭是俱乐部的主任，通常他都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朱旭也是球类爱好者，在我们史家胡同大院里有一块空地，他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想把这块空地建成篮球场，这份建议书得到众青年和院领导的支持。他招兵买马动员起全剧院的小伙子，一时间平地的平地，运土的运土，热火朝天，连曹禺院长都被感动得参加到劳动的行列里。几天的工夫，一个像样的篮球场豁然
出现在眼前。朱旭很爱护这个篮球场，以他为首的健儿们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打比赛，个个精神抖擞，其乐无穷。偶尔我也到篮球场上去看他们的比赛。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正瘫痪在床上，养家糊口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在心理上承受着压力，比较少地出现在这种热闹场合里，也许这倒引起他的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开始，他经常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他总是很认真地经过思考再诚恳地提出建议。他的艺术见解很有独到之处，我经常从他的意见里得到启发，在艺术创造上我们逐渐地产生了共同的语言。随之，互相之间都有着好感。有优秀的影片上演时，相约同去观看。闲暇的时候，我们同去北海游园，在同伴中有敏感者提醒我：
“当心！他看上你了。”
“别瞎说了。”
我坚决否认，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语言表示过什么，我们只是朋友而已。果然，在这一年的秋天，晚饭过后，他约我到他心爱的篮球场上去散步。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我们边散步边闲谈，突然他站住脚注视我半天，抽冷子说了句：“我喜欢你！”
没想到他就直截了当提出来了，我一时精神准备不够，又觉婚姻大事应取慎重态度，而且我还需要征求父母亲的意见，不宜马上回答，就先婉言谢绝了。他有点懊丧并没有气馁，他仍旧鼓起勇气说：“你考虑考虑，不必立刻回答。”
“好！”
“我等着！”
“行！”
经过这么明确表态后，反倒觉得很不自然。我们俩人都不知道再说点什么，默默地走了一阵子。秋夜的风有点凉，互道了一声：“明天见！”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楼里。
第二天见面仍感尴尬，经过再三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并不合适。原因是我比他大两岁，艺龄也比他多几年。我比他成熟，他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我们不宜做夫妻。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中国旧传统的观念和女人的虚荣心。谁都想嫁给一个显赫的人物，我也不例外，在婚姻上也幻想着白马王子。50 年代时候，我比他高一个级别，按照传统的观念，女人要嫁给比自己的学历、级别都高的人，甚至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等都要高于女方，要讲“门当户对”，否则就要受到亲朋好友的非议，父母的谴责。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他的最大障碍。处在情感和旧观念的矛盾中，我内心深处撞击得很激烈，久久不能决定。可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朱旭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呢，什么都不再提了，我们仍旧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朋友。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也很不平静，是惆怅，是苦闷。他本来是很爱玩的人，这以后一反常态，当假日大家出游的时候，他总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不是打扫卫生，就是蒙头睡大觉，再不然就没完没了地洗衣服。这不像他平时的表现，很明显他的苦恼是我给造成的，我心里很觉不安。刚巧我排练曹禺所著《北京人》里的素芳，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他知道我在工作上碰到了苦恼。于是他抽出时间专门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从中找出问题，企图帮我解决，帮我排忧解难。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有所忌恨，仍旧保持着友善的关心。从他的身上我找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东西——真挚。想起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可见有什么比真挚更珍贵的呢？！这不是谁都能有的，也可以说这是做人的根本。我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挚的情感不光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他作为一个好演员的素质。他的聪明，他在学习上的刻苦，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力，都是对于他在今后前途上有所发展的条件。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今天他虽然还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明天他就会成为舞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突然我对他产生了希望的寄托，把我对他的认识坦率地向父母亲说清楚，请他们不要只看现在，要看到将来的发展。终于，父母亲被我说服了，我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约他到北海公园去散步，在这次游园中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的决定，他高兴地不想回来，只想在公园里走哇……走哇……这一天很晚了我们才回到宿舍。
我们于1957 年12 月12 日，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和我们同一天结婚的还有剧院的剧作者兰荫海与张虹，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佶与陈国荣，我们三对集体结婚。剧院的领导把我们三对的婚礼当作一件大事来做。这一天，各戏组都停止排戏，行政部门和演员队的朋友们都来帮助布置新房。礼堂设在史家胡同新落成的小剧场内，全剧院的干部、家属都来参加婚礼。门外敲锣打鼓，门内大放音乐。由工会主席杨宝琮主持婚礼，副院长赵启扬主婚，剧院决定，大家自愿送份子，可以送五毛钱。这笔钱集中起来交给食堂做婚宴的酒席钱，差多少再由剧院给补上。全剧院好好地热闹了一天。那正是首次排演《茶馆》的时候，第一版里有一个人物叫“小心眼”的，是国民党时期的吉普女郎，这个角色由我担任。首次演出后发现这个人物跟小丁宝重复了，到第二次演出的时候“小心眼”就被删掉了兰荫海当时是核心组的成员，董行佶演马五爷，我们三个人都是本戏组的。焦菊隐先生为了祝贺我们三个人的婚礼，特别开恩，第二天全戏组仍放假一天。难得有这么一天休息，于是之和他的夫人李曼宜也为了庆祝我们结婚，第二天一大早，其实是十冬腊月的天时，也不知道是谁建议的，他们特陪我和朱旭跑到动物园去玩了半天。
一年以后，当朱旭知道他要当爸爸的时候，他高兴地找了好几位已经做了母亲的人，询问人家怎样注意胎教，应该怎样照顾孕妇。他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闲时就翻阅一下。当我不能演出时，只能在家休息待产，正值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气象宜人，窗户的玻璃上贴了许多飘来的柳絮。我也是闲着无事可做，打扫着室内的卫生，一时高兴，爬上窗台推开窗户擦玻璃。朱旭正在排戏，乘中间休息，跑回来看看，看我正坐在四层楼的窗台上兴高采烈地擦玻璃，可把他吓坏了。他急跑到窗台前让我扶着他的肩头下来，因擦到半截，我执意要擦完，他又要急着去排戏无法帮我，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找来一条捆行李的绳子系在我的脚腕上，把另一头系在桌子腿上，仍旧不放心地千嘱咐万嘱咐一番，带着100 个不放心的样子去排戏了。这是结婚后我才发现他还是个细心的男人！
朱旭在关键时刻考虑事情很周到。记得正演《蔡文姬》的时候，我久病的父亲正处在弥留之际，忽而清醒，忽而昏迷，嚅嚅的轻声细语中可以辨认出，他想最后见我一面。晚上，我有演出不能请假回去，为了不影响演出，保证不让我带着难过的情绪上台，朱旭一晚上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替我向老人做了最后的告别。回来后，他一直在后台陪着我，演出结束，他仍旧没有告诉我，只是催我快卸妆早点回家休息。为了让我睡个好觉，到了第二天清晨，他才如实地通知我。虽然我深感遗憾，但是这不能怪他，那时的演出纪律很严格，要求：“以演出为主，一切为了演出，一切服从演出。”
生离死别虽是大事，也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私事必须服从工作的需要，只要有演出对于任何个人的私事都不迁就，这是一条铁的纪律。”朱旭就是根据这条原则，替我细心地处理了个人和工作关系。
1958 年是龙腾虎跃大跃进的一年，日夜大炼钢铁，工作的繁忙超过往年。朱旭毫无怨言，一切工作都是奋力而行。也正是在这一年，我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小龙。当我要临产时，朱旭要到农村去演出《刘介梅》。刘介梅这个角色没有B 制，只有他一个人演，所以不能请假，也无法倒换，只能委托年轻的小伙子李源照顾我。李源刚从工厂调到我们剧院来，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汉。我们都住在首都剧场的四楼，也很邻近。朱旭临走前把我托付给他，请他在我临产的时候照顾一下。10 月份已经刮起了秋风，也有了丝丝的凉意。一个凌空皓月深夜的12 点钟，我打点好日用物品，敲开了李源的房门。他还在睡眼蒙眬中听说我要生产了，把他吓清醒了，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拂晓的时候我听见孩子的哭声，随着我被送回病房，婴儿送进婴儿室。第二天上午医院打电话通知李源说：“恭喜你！你爱人给你生了一个大小子，今天下午可以来探视。”
还没等李源解释我跟他的关系，电话挂上了。李源急忙通知朱旭我们母子平安，希望他能第二天回来一趟。直到第四天的中午，朱旭趁白天没有演出的空当，匆匆忙忙跑回来看望他的长子。他手里提着一包蛋糕，站在病房门口迅速用眼睛扫视着每一个床位，我一眼就看见他喊了一声：“朱旭！”
他激动地赶快走过来，一屁股就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看了我一下不知说什么好，突然伸手摸摸我的头说：“不发烧？”
“是，生孩子不发烧。我挺好。”
他放下心来，欣慰地笑了，很抱歉地说：
“我来不及给你买什么，在村里的合作社给你买了一斤蛋糕。”
他急速打开包：“吃一块吧！尝尝。”
“不饿呢！待会儿再吃。”
“想着，饿了就吃啊！孩子呢？什么时候能让看？”
“要吃奶了，就会抱来了。”
他抬起手腕看看表，心里有点急地站起来说：“我能到婴儿
房去看吗？”
“可以，就是隔着玻璃窗看，不让进去。”
“哦，我一会儿就得走！”
我张大眼睛问他：“干什么这么急？”
“没办法，晚上还有演出，坐汽车还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从汽车站走到村里也得50 分钟，还得化妆呢，时间挺紧。”
“噢！你给孩子起个名字。”
“好。嗯，唉！是男孩还是女孩？”
“瞧你！是男孩。”
他欣慰地笑了。
我说：“要是女孩你就不这么高兴了吧？”
“谁说的？女人是半边天，我敢不高兴？！”
他又欣慰地笑了。护士抱着孩子进来喂奶，刚到床前，他就急着接过去。第一次做爸爸的喜悦时时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用双臂抱起刚生的婴儿，小小的软软的身体在他长长的手臂里感觉不舒服，嘎啦……嘎啦……地哭起来，他手足无措的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交给我赶快喂奶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渐渐入睡了的婴儿，很认真地思考着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还没等想好就离开了我们，匆匆赶回大兴去演出。刚出医院两天，我就患上乳腺炎，半夜急诊住进协和医院，只好把孩子交给做过母亲的人轮流看管着。第二天早晨做的开刀手术引流，没想到是由外地来的实习年轻小大夫做的，开错了奶管，把好的奶管切开了，奶就不停地往外涌出，使得刀口无法愈合。发炎的奶管没动，病灶依然存在。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本来这不是大手术，这么一来，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回不了家，孩子没有人照看。朱旭不得不在上午赶回来找保姆，下午再匆忙回去，晚上演出。他没有时间到医院里去看我，使他心悬两地十分劳累。
满月的这一天，我痊愈出院，朱旭也结束了下乡演出，胜利归来。大家络绎不绝地到家里来看我们，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操作饭菜邀大家一块庆贺。突然噩耗传来，朱旭的母亲煤气中毒，预备好的庆贺午餐也没来得及吃。我们急忙赶到医院，因抢救无效，当天下午辞世。老人在世的时候对朱旭百般疼爱，我们整天忙碌在工作中，几乎年年的三十晚上都在舞台上彩排，没有时间陪伴老人家吃年夜饭。初一是大年，照例要演出，有时还要加演日场，很少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过年。老人在世的时候我们疏于照料，反而还要劳累老人家照顾我们。想起这些他总是很内疚。一直过了很长时间，他对母亲的思念和歉意才渐渐地淡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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