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孝廉”是如何成为主要入仕途径的？这还要从西汉的郎官说起！
我们看《三国演义》或者其他两汉时期的影视作品时，能经常看到“举孝廉”这个词，就连曹操也是举孝廉出身。所谓“孝廉”，便是孝子廉吏，在两汉时期，有了这个标签，便是入仕的捷径。那么，举孝廉是是如何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的？这其实和西汉初年的政治架构有关。
西汉的郎官汉承秦制，而略有损益。马背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更是深知军权的重要性。因此，在西汉建立初期，刘邦便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只有皇帝才有征兵发兵之权，只有皇帝才能大规模调动军队，皇帝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
为了确保皇帝的君权至上，西汉设置的太尉、禁卫系统、地方军事力量，始终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他们只需要各自对皇帝负责即可。这样一来，他们便分工合作、互相制约，达到了“将无专兵，兵无常将”的目的，使得皇帝独揽军权的目的得以实现。
西汉时期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的太尉是掌武事，“金印紫绶”、“秩万石”。作为朝廷中最高的军事长官，太尉的职责主要有3个。第一，负责给皇帝提供军事咨询，因此便常常在皇帝左右。第二，有重大军事战争的时候，通过皇帝的任命，可带兵出征。“七国之乱”时，太尉周亚夫便受命前去平乱。第三，负责全国的军功赏赐、兵役征发、军队管理等职责。
正是因为太尉的职责范围，因此既受到皇帝的尊敬，也受到皇帝的戒备，太尉这一职位一般不轻易设置。除此之外，太尉也没有独立的发兵权、领兵权以及将士任免权，甚至就连属官都非常少。
如果说太尉只是受到皇帝戒备的话，那么禁卫军系统则直接关系皇帝的生命安全了。汉初的军事指导思想是居重驭轻，即中央军的实力要远大于地方军的实力，以此来驾驭四方。而皇帝的禁卫军系统，则包括了郎中令、卫尉和中尉。
其中，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是皇帝的宿卫侍从以及顾问参谋。郎中令的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其中的郎官，则“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曰三署。署中有中郎、议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主执戟卫宫陛。
卫尉主禁军南军，保卫宫门。他们和郎中令的分工明确，而又有相互制衡之意。
殿外门署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即郎中令）。
中尉主禁军北军，禁备盗贼，警卫京师。当初周勃消灭诸吕时，要夺取的南北禁军，便分别隶属于卫尉和中尉统辖。
即使三者互相制衡，皇帝仍旧还不放心，在禁军和全国各地的军队中，皇帝都设立了监军。这些监军往往由宠臣、御使担任，他们权力很大，可以监督、弹劾将帅的不法行为。甚至在将帅空缺时，他们可以带兵打仗，直接执行皇帝的意志，使得皇帝的集权得到加强。
而在这其中，郎中令下属的郎官，因为是皇帝的侍从，天然和皇帝就亲近。而且，当朝廷需要官员的时候，就在郎官中挑选分发。因此，汉初的时候，人们多求为郎，以此作为入仕阶梯。
郎官的来源既然郎官这这么大的优势，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汉武帝之前，做官的权力，很大一部分还掌握在功臣勋亲手中。刘邦本人甚至发出了“非功不侯，非侯不相”的规定。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还十分严重，汉武帝曾经就此对丞相田蚡大发雷霆。
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你想任命的官员任命完了吗？现在我也想任命官吏了）！
这句话足见汉武帝心中的愤怒，但同时也反应了，汉初官员任命被功臣勋亲把控的局面。那么，作为人才储备库的郎官，自然不会被他们放过。按照旧例，凡做二千石以上的官，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可以请求进宫当皇帝的侍卫。中央朝廷上的三公九卿，再加上地方上一百多个太守，他们子侄的数量不是一个小数。
再者，汉武帝之前，举孝廉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形成定期的制度。但一旦被举孝廉或者贤良方正，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下，便可以加入郎官。
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五官郎），其分左右署。
因为汉武帝之前没有形成定期的制度，举孝廉为郎的人数还是比较少，大多还被功臣勋亲所垄断。等到后来太学兴起，这种局面便慢慢被打破。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在京师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后来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只要年满18岁，外貌端正、好文学者，经过考察后都可以成为博士弟子，免除学生本人的劳役。此后，京师、郡国多立学官，学生的人数也逐渐增加。
按照当时的制度，太学毕业的学生考核成绩分甲、乙两等。甲等可以直接进宫成为“郎官”，作为后备官员储备。乙等则回到本乡，充任吏职。
汉朝的官制，地方长官如太守、县令等，都是由中央朝廷委派，但官员的掾属，却由官员自行辟用，且必须辟用当地的人才，称为“辟署”。这些获得乙等成绩的太学生，则回到家乡，等待郡县的试用，称为“补吏”。
如果这些“吏”孝顺父母、品行廉洁，则自然属于“孝廉”，从而被“举孝廉”为皇帝的“郎官”，获得做官的机会。这样一来，“吏”通过努力，亦可以为“官”，其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在这些太学上中，便有了许多寒门之士，慢慢地便把做官的权力，从功臣勋亲手中夺了过来。
自此以后，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综上所述，原本郎官有两条来源路径，功臣勋亲弟子（主要来源）、举孝廉或贤良方正（人数较少）。等到太学建立后，太学生逐渐成为郎官的主要来源。太学生和举孝廉形成良性循环，使得汉武帝把官员任免从功臣勋亲集团手中夺了过来。
这固然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但亦使得举孝廉逐渐成为主要的入仕途径。
举孝廉成为入仕主要途径初期的时候，郡国举孝廉并不积极，应试之人也不踊跃。汉武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如果一个郡国，一年之内推举不出一个孝子或廉吏，便是地方长官失职，需要受到相应的惩处。在皇帝诏书的威慑下，每个郡国不得不推举一两个孝廉来塞责。
汉代有一百多个郡，每年都能收到两三百孝廉。时间一久，皇宫中的“郎官”，便多是全国的孝廉。而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原先获得乙等的太学生。皇帝的侍卫集团，则慢慢转变为青年知识分子。而全国的官员多由这些郎官中选拔，则官员队伍逐渐是读书人出身。经过逐步发展，举孝廉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
从此以后，学而优则仕，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氛围逐渐兴盛，人们的思想便被逐渐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这与当初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相配合的。
这一制度发展到东汉时期，成为入仕的唯一途径。甚至为了平衡各地的名额，而不得不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即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举荐孝廉一名。此时的孝廉，已经失去了原本孝子廉吏的本意，只是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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