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仕忠（中山大学教授）
骤闻王贵忱先生于10月26日遽归道山，往事纷至沓来，回想起了因研究龚自珍与顾太清交往而与贵老结缘的过程，历历如在眼前。
王贵忱（1928-2022），辽宁铁岭人。少时参军。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粤东交通银行、汕头建设银行任职，1957年被错划右派。1978年改正后，曾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等职。为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及书法家，2007年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家”。
2001年，我在日本做访问研究，赴各处调查所藏中国戏曲。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双红堂文库里，我见到一册用纸捻装订的稿抄本，书衣题“仙境情缘”，卷端作“桃园记”，下署“艸堂居士订谱，云槎外史填词”。这是一部四出的短剧，演西池金母侍女萼绿华（即梅花仙子）与南极长寿星座下白鹤童子相恋的故事，期间因遭金母阻隔，后经观音大士说情，金母遂令二人下凡，“择个世族名门，成就良缘， 儿女满堂，夫妻谐老”。
双红堂文库目录和东京大学汉籍目录都著录了这个剧本，只是大家都不曾留意，也不知道这“云槎外史”究竟是谁，自然也不清楚这个剧本的价值。我经过检索，发现这是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的别号。
传顾太清像。
顾太清（1799-1877），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本姓西林觉罗，故自署西林春或太清春，别号云槎外史。擅诗词，工绘事，尤以词称。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之语。著有诗词集《天游阁集》、词集《东海渔歌》，撰有小说《红楼梦影》，据我发现，她还是一位戏曲作家。
《桃园记》撰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内容具有自传性质。彼时正值奕绘去世周年之际，太清以两人早年的恋爱故事为蓝本，以仙界情缘故事，叙写二人婚前相恋与受阻的曲折过程。太清集中有《金缕曲·题〈桃园记传奇〉》词，首云：“细谱《桃园记》。洒桃花、斑斑点点，染成红泪。”剧成之后，太清曾大病一场，可知写作甚苦，称红泪染成，原非虚语。
我印象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有云槎外史的另一个剧目，再作检索，果然找到了，题作《梅花引》，藏于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我请河南籍硕士学生仝婉澄代为访录并摄得书影。也是一册，纸捻毛订，稿本。书衣题“梅花引”，序及正文均系恭楷精钞，字迹隽秀，当出女性之手。
戏共六出，写章彩（字后素）在西山与幽居等候了二百年的梅精相认相会的故事。此剧因章彩赠梅精《江城梅花引》词而得名，这词同时收录在奕绘《写春精舍词》和《南谷樵唱》这两部集子中。奕绘，字子章，号太素，《论语》中有“绘事后素”一语，所以章彩的原型就是奕绘；奕绘曾在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任职，故剧中说章彩本为天宫司书仙吏。太仙号梅仙，也已明言“梅精”就是自己，故此剧是用人与鬼相恋的方式，书写两人的真实故事。
观两剧所叙，皆为婚前情爱，内容却未见欢悦，而多见沉重，原因是两人当初结缘，历经劫难。
早些年电视剧《还珠格格》极为红火，五阿哥和小燕子几乎无人不晓，奕绘便是五阿哥荣亲王永琪的孙子。他与太清同年出生，别号幻园居士、妙莲居士。善诗词，工书画，喜文物，习武备，通算学、拉丁文，是满清宗室中较为少见的博学之士。他在嘉庆二十年(1815)袭爵贝勒，曾任散秩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总族长等职，管理过两翼宗学、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观象台的相关事务。道光十五年（1835）被免职，十八年（1838）病故，年仅四十。著有《写春精舍词》《明善堂文集》《南谷樵唱》等。永琪这一支子孙多具数学天赋，或出遗传，惜寿多不永，当亦是基因之故。
我那时正在做清车王府旧藏曲本的整理，发现蒙古亲王车登巴咱尔便是奕绘的女婿，娶了奕绘的嫡长女，长女出嫁时嫡妻已逝，由太清操持了嫁女之事，她集中收录有题赠给女婿的词作。
不禁感叹，这世界真小！
顾太清在道光五年（1825）嫁入贝勒府，成为奕绘的侧福晋，那时她已二十七岁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旗人晚嫁，其实不然，内中颇有曲折。太清籍贯“渤海”，即今辽宁，属满族镶蓝旗。祖父鄂昌，是鄂尔泰的侄子，官至甘肃巡抚，乾隆间因受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文字狱牵连，被赐自尽。父亲鄂实峰，以罪人之后，游幕为生，后娶香山富察氏，置家于香山（今北京西山），生一子二女，长女即太清。太清的堂姑西林氏是奕绘祖父永琪的福晋，故太清与奕绘两人本有一层亲戚关系，二人同龄，早年就认识。
太清其实在正常年龄就出嫁了，初嫁于付贡生某氏（与清末内务大臣耆龄为本家），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制满后，太清被选入荣王府作奕绘姊妹的家庭教师，两人得以再度产生交集。观奕绘诗集，奕绘对太清的爱恋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末，至秋冬更为热烈。这年两人都是二十一岁。奕绘有《写春精舍词》，从集名到内容，都是写给顾春（西林春）的，其中许多篇章，便写于此时。
但按宗室祖制，贝勒爷纳侧室，可征女子于“包衣”家，而不得纳满洲显宦之女，也不得纳罪人之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元时节，两人的恋情遭到奕绘母亲的坚决反对。太清“罪人之后”与“文君新寡”的身份，应是最大阻碍。“穿墉雀生角，滕口蝇污璧”（奕绘诗句），外界多有流言，导致两人关系被迫中断。奕绘心情灰暗，大病一场，卧床两月，几乎不起。因奕绘对太清的情感十分执着，生死以之，经某位身份类似“观音大士”的贵妇劝说，其母终于妥协。后来奕绘《梦扬州·记庚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病中梦》，有“久别暂留，后会三年休论”之句，说明中断三年之后，才得转机。两人在道光四年（1824）定亲，太清冒用了荣王府二等护卫顾文星之女身份，呈报宗人府备案，载于清宫玉牒，原件今犹可见。这是“西林春”转而成为“顾春”的由来。也因为这“顾”姓，导致其身份扑朔迷离，让清末民初的“吃瓜群众”挠破了脑袋。
奕绘对太清是真心爱慕，得尝所愿时，犹以为身在梦中，其《浣溪沙·题天游阁三首》第二首云：“此日天游阁里人，当年尝遍苦酸辛。定交犹记甲申春。 旷劫因缘成眷属，半生词赋损精神。相看俱是梦里身。”
因此，太清这两部自传性质的剧本，记录的便是“当年尝遍苦酸辛”的经历。王孙与才女，终成眷属，令人为之高兴；但这般“旷劫因缘”，又不免令人唏嘘。
我将以上内容，写成文章，探考两人情事及太清早年经历，刊登于《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文章坐实了顾太清早年的婚史及新寡之身，在无意中引得太清后人不喜，甚至不愿提二剧为太清之作，而另一方面，却让我与贵老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我因考索“太清春”的生平而关涉龚、顾二人的“丁香花案”，所以对定庵也顺带作了关注。曾见贵老所写文章，谓观太清遗墨，其书法甚似定庵。贵老本人是书法大家，对鉴定书法自是别具只眼，而且这话说得极有分寸。我知道他话里有话，因而在拜见的时候提及此事，遂引出贵老勃郁的兴致。他说他有材料，会有惊喜给我。
所谓“丁香花案”，是江苏如皋人冒广生（1873-1959）首先披露的。
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长文“丁香花”澄清龚顾相恋其事。
冒广生在1907年撰写了组诗《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首次拈出龚顾公案。其第六首曰：
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
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
冒氏针对的是龚自珍《己亥（1839）杂诗》第209首：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龚诗原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此诗意境朦胧，但地点明确指向位于太平湖畔，那“丁香花”及“城西阆苑春”，似乎有西林春的印记。
冒氏之后，小说家曾朴又将故事写入《孽海花》，遂广为人知。并由此引发争议，后人称之为“丁香花案”。冒氏自言“不意作者拾掇入书，唐突至此，我当堕拔舌地狱矣”，但他只是忏悔不该透露别人私隐，并不以为厚诬他人。
此外，文廷式（1856-1904）《琴风余谭》记载：“（太清）词集中，与阮文达（阮元）、龚定庵俱有唱和，锡尚书（锡珍）有摘钞本。”太清《天游阁集》今存，内有与阮元唱和，但与龚生的唱和已不见踪影。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则说：“定庵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岁殁于丹阳。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暖昧之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1917年，明清史专家孟森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文，题作“丁香花”，澄清其事。他的理由是龚诗作于己亥（1839），而奕绘已于前一年去世，稗史所谓奕绘遣人寻仇，自然不能成立；其时太清被婆母逐出，移居城西养马营，不仅距太平湖很远，且“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况且人们所说的与太清有关的诗词，都作于道光初元，“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败，而至己亥则一朝翻覆者？”
但苏雪林觉得孟森的考证也不够保险，万一是在年轻时候的发生的情事呢？所以再考其事迹，认为早年也不可能发生，因此就可以“救得太清”了。
所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否定龚、顾有恋情的。但好事者多用小说家手法演绎其事，故而至于今日，其事仍然暧昧不明。
贵老听我所言，笑了笑，却有些意味深长。他轻声说，他有一些资料，回头找出来给我。
贵老是辽宁铁岭人，少年时参军。后来南下广州，50年代在广东的银行部门工作，性喜收藏。一次在北京琉璃厂逛旧书店时，偶遇周叔弢先生，周先生对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十分欣赏，建议他一应注意工作相关的文物，二可关注近代文献。于是年轻的王贵忱以钱币和龚自珍著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他关注定庵著作五十余年，有遇即收，几乎收罗了所有龚集印本，自称天下收得定庵版本最齐全者。其中有稀见的红印本，传世极少的刻本，还有一些有旧藏家的批校题识。顾太清祖籍辽宁，贵老对这位同乡女词人也很是喜欢，故有讨论太清书法之文。
清同治版《定庵文集》。
过了些天，贵老托人转给我一份资料，是两页复印件，上有四首诗及注，署“己已（1929）岁暮得此本漫题”。其第三首云：
摩挲汉玉并秦金，翠墨联翩集羽琌。
入手婕妤双凤印，拚飞妄念《白头吟》。
羽琌是定庵之馆名。诗原有注：“定庵曾为某邸西席，觊觎主人才姬，一时颇滋物议。得汉玉印事，见诗集中，多寓意之词。可约略指之。”又第二首有注云：“定公与先伯祖雪庄公乙榜同年，同官礼部。”第四首自注：“定公子女多不肖，江浙老辈皆能道之。”从注中可知，相关内容是从与龚自珍关系密切的江浙友朋中传下来的，记述尚称克制，不同于猎奇之论。
据这材料，定庵仰慕太清，一时颇滋物议，在当时酝成事件。且诗集中有些诗作，与此事有关。而关键其实在于龚顾交往的时间。
结合太清早年经历，我发现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答。
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自珍二十八岁，应恩科会试不售，留京师。因母在家，故未携眷属。（太清二十一岁，是年夏，奕绘有恋情诗作以赠）
嘉庆二十五年（1820），会试仍下第，筮仕得内阁中书。（奕绘于年初被迫中止与太清交往）
道光元年（1821），自珍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赋《小游仙词》十五首。（是年自珍三十岁，太清二十三岁）
道光二年（1822），自珍应会试未第。是岁有蜚语受谗事，屡见于诗词。（太清二十四岁）
道光三年（1823）春，自珍在都供职，会试未第。六月，刊定《无著词》（选定于壬午春，初名《红禅词》）、《怀人馆词》、《影事词》（此两种选定于辛巳即1821年春）、《小奢摩词》四种，共103首。七月，母段恭人卒，解职奔丧，奉梓还杭州。
道光四年（1824）甲申，自珍丁忧在籍。（太清与奕绘定亲。奕绘诗句有“定交犹记甲申春”）
道光五年（1825），太清嫁入贝勒府。十月，自珍服阕；十二月，定庵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考定为赵飞燕故物，后遍征题诗。
据上所列，那些“惝恍迷离”被认为写给太清的诗词，其实都写于道光元年前后，并被编入道光二、三年的集子中。此时太清年二十一到二十三岁，被迫停止与奕绘的交往，但尚未嫁人。龚自珍这数年也都在京师任职，其圈子或有交集，故而相互结识，互赠诗词，原属正常交往。
太清曾有唱和之什，但也只是正常酬唱，未必对定庵有特别的心思。道光三年，定庵离京返乡，两人已无接触机会。道光四年，太清如愿与奕绘订婚，此身重新有了着落。道光五年正式嫁为侧室，从此安心相夫教子。奕绘对太清的感情亦是真挚不移，即便结婚五年后嫡妻去世，奕绘也未续娶，更未纳妾，太清“九年占尽专房宠”，所以直到奕绘四十岁时因病去世，太清都不会移情他想。
但多情而狂狷的龚自珍却可能是念念不忘。当他在道光五年结束丁忧时，太清已经成了奕绘的侧福晋。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定庵购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据其自纪，得印之前，尝梦人授以玉印，内孕朱痕一星。后数日，以白金六百九十七两三钱，于嘉兴文氏获此印。映日视之，朱痕宛然如梦中者。考其字体，定为赵飞燕故物。定庵喜极，撰文纪之（原文今佚），又赋四律，并遍征题咏,并命所居为“宝燕楼”。其诗题作《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趙”，既为之说载文集中矣，喜极赋诗，为寰中倡，时丙戌上春也》，诗中注云“孝武钩弋夫人亦姓赵氏，而此印末一字为鸟篆，鸟之啄三，鸟之趾二，故知隐寓其号矣。”
“緁伃妾趙”印文。
“緁伃妾趙”印今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印流传有序。经宋王晋卿、元顾阿瑛、明严世蕃和项元汴等名人收藏。
此印从龚氏散出后，清末归陈介祺“万印楼”，民初，陈氏后人将此印抵押给了大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襄。1950年代初，徐夫人孟氏将40余方印章售予故宫博物院，此印亦在其中。上海图书馆则藏有《汉婕妤赵玉印拓片并题跋》，题跋为郑文倬等人所作，郑氏所作考释，亦同定庵。
上海图书馆则藏有《汉婕妤赵玉印拓片并题跋》
据今人考释，末字实作“娋”而非“趙”，故与赵氏姐妹无关。但龚定庵在道光五年这个时间点，强释作“趙”字，强调与赵氏相关，故作张扬，当是别有寄托。
我认为，把贵老所给资料中的“摩挲汉玉并秦金”诗及注与得印、题印之事联系起来看，或许真相已显。
龚顾相识、唱和，原在太清成为“才姬”之前，直到自珍丁忧离京，才中断了交往。待制满后，太清已嫁入王府，只是自珍情思未减，故此后数年，借咏秦金汉玉等以寓其意，诗称“触手犹生温”，只能“摩挲”心目中的飞燕故物，以慰渴想。故人称其诗集中所咏“得汉玉印事”，“多寓意之词，可约略指之”，这“寓意”即是寄意于太清，亦是“凯觎主人才姬”之说的由来。自珍释印炫示、征集题咏，种种轻狂举动，自不免“一时颇滋物议”。诚如启功先生所说：“定庵文人，狂放不羁，故其幻想偶寄。”此时所为，已有越界之嫌，却又是狂放不羁的龚定庵做得出来的事情。
再看“定庵曾为某邸西席”一句，定庵在嘉庆二十四春进京会试不第，留守京城。之后直到道光三年的五年中，都在北京。可能在这期间曾被荣王府聘为“西席”，而当时顾太清也正在王府担任家庭教师，便有了相见相识而且交往酬唱的可能。
进而言之，定庵诗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今既知太清早年一度寡处，嗣入荣王府为教师，则定庵此诗，所叙仍是此湖，此府，此花，而所忆之人，很可能是指嘉庆末年“文君新寡”、在邸中为教师、曾相唱和的才女。且不论太清之前有无婚史，当时尚未嫁入王府，故两人有所交往，亦是坦堂，并无暧昧之处。
只是才子狂放，至多被视为风流，而被招惹的女子，却须承受极大困扰，而且根本无力自辩。前引太清诗题云“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以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记录了夫死方三月就被婆婆赶出家门的惨事，诗中有句云“亡肉含怨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既声明蒙受不白之冤，同时也自责“补屋”不严，内中之意，亦可玩味。故太清晚年编集，尽删当年与龚生唱和之什，自属情理之中。但溯其本来，其实两位杰出诗人酬唱交往，并无逾礼之举。后来龚生可能心魔依然未退，那也只是龚生个人所想，不应把太清牵涉进来。
我历时三载，方得把个中原由想明白，遂续成文章，题为《顾太清与龚定庵交往时间考》，刊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我先将文稿呈请贵老教正，贵老传话说：如此解读甚好，还望继续。
王贵忱与容庚先生合影。
贵老向来欢迎年轻学者利用他的资料来展开学术研究。有一次，他因所藏龚集版本，提及盛年时尝有重编龚集之意，他自觉精力见衰，唯能期待年轻学人。我说，我知道复旦大学谈教授，曾撰文指出王佩诤整理本存在的诸多问题，有意重编龚集。贵老听了甚是高兴，当即让我邀请谈教授来广州，他愿意无偿提供资料。遗憾的是谈教授因家事与工作繁冗未能前来，后因身体不佳，走动亦少。几年后，贵老还问我：“谈教授什么时候来啊？”他一直期待《龚集》新整理本问世，因为这也是他未了的心愿。但是我只能唯唯以表歉意。
2012年初，王贵老把形成系列的龚自珍著作及相关文献、张之洞手札、广东地方文献等369种，共807册，捐赠给了广州市图书馆。我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捐赠仪式。从此以后，普通读者也可以在图书馆借阅这些珍贵资料了。而贵老毕生所藏，在晚年大都捐给了图书馆或博物馆，化私为公。
古往今来，收藏家慧眼识珠，捡漏得宝，令人钦羡。殊不知这些原是节衣缩食得来的。世上佳物多多，个人财力却是少少，每每为求一珍品，便不得不割爱另一珍藏，其实平素拮据，终生皆无余财。及至身后，藏品犹不免星散。那些真正有眼界的收藏家，多以收藏自娱，欣喜得饱眼福，亦是为社会作积累，最后则化为公器。贵老作为学问家，已是著作等身；作为书法家，亦久有定评；作为收藏家，集腋成裘，化零为整，最后将毕生所聚，慨赠于他曾经工作的单位，也是得其所哉。诚所谓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斯人虽逝，其泽永存。
（作者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本文简版刊登于2022年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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