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随芳芳
搁置了好几年的“科幻元年”口号，今年又被人提了出来，春节档两部国产科幻电影同时上映，仿佛在印证这个口号。与《流浪地球》的硬核科幻中融入父子情感不同，《疯狂的外星人》用科幻 喜剧的方式，探索另一条科幻本土化道路。
在这个“神仙打架”的春节档，《疯狂的外星人》一骑绝尘，上映首日即拿下4亿票房。
影片上映前，编剧帮采访了《疯狂的外星人》编剧孙小杭。回忆起创作过程，他表示废了半条命，六年时间里，剧本一次次被推翻，差点中途退出，甚至影片开机后还要停机改剧本，以至于影片快上映的时候，孙小杭都不相信，“是不是到时候还得撤档？”
编剧 孙小杭
科幻 喜剧
“逮中国人身上的痒痒肉”
当摘掉钢铁侠的面具露出中国人的面孔时，违和感会扑面而来。如何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做出让观众喜欢的科幻电影？带着这样的思考，孙小杭和宁浩从《乡村教师》一步一步走向了《疯狂的外星人》。
编剧帮：《疯狂的外星人》与恢弘的科幻片不同，更接地气，为什么这样选择？
孙小杭：一开始我们的剧本还是和恢弘宇宙中的大事件联系起来的，比如《乡村教师》里面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战争。现在好多人叫我们“魔改”，改得跟《乡村教师》没关系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乡村教师》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就是科幻作品的内核应该是本土化的。
刘慈欣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能跟老宁（宁浩）对上的，就是双方都欣赏的文化差异的碰撞。《三体》为什么会受到世界人的尊重还能获奖？因为他的作品是独特的，代表了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看就是中国人写的，这是刘慈欣给我们最大的震撼。宁浩也有这个特征，他特别喜欢逮中国人身上的“痒痒肉”，发展出他的乐趣。
外星人是美国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一个外星人掉到美国是讲了一个美国故事，如果外星人掉到中国就是讲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电影实际上是在表述我们自己，就是中国人怎么和科幻发生关系。
中国市场挺奇怪的，进来那么多大片也只拿走了不到一半的份额，中国观众非常宽容，明明我们的故事、技术、表演都是落后的，他们还是会不停地看国产片，寻找中国面孔。所以我觉得我们寻找的不是像美国电影，而是中国人独特的本土表达。
编剧帮：为什么选择与喜剧结合？
孙小杭：我们的创作越来越走进宁浩的核心区位，相比太空那么宏大的问题，他更关心外星人在地球上怎么生活，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如果不是重工业的科幻片，类型就是它的卖点，喜剧肯定是宁浩的第一属性。老宁的喜剧从来就不是简简单单作梗，他有文化上的东西，最早《疯狂的石头》我唯一记住的是黄渤，他说“牌子！班尼路”，这句话就觉得特别逗，它是文化上自我认识的错位。
编剧帮：那么在《疯狂的外星人》中，是如何进行科幻电影的本土化表达的？
孙小杭：我们写剧本的时候是想外星人发生了什么在中国有意思，我们先找到这些趣味，再把这些有趣的点变成一个关键的情节点。比如外星人来到中国，中国人把他当外星人吗？我当时看了个新闻，抓了一个外星人先想着怎么挣钱，搁在冰柜里办展览，十块钱一张门票，说这新鲜东西你们有吗？这其实是中国人的第一反应，不论出什么事，都把这个事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能获取收益的东西。
我们想的第一个点就是把外星人当猴，外星人掉下来把黄渤的猴砸了，他说你就是我的猴，然后让他接飞镖、钻火圈、骑自行车。第二个点也是看了一个新闻，在杭州大马路上出现一个巨蟒，在外国这可能是个事，在中国马上就拿来泡酒了，所以我们第二个点就让外星人泡酒了，把外星人卖了才多少钱，泡酒就是子子孙孙了，只要那个酒缸子在，都是钱。当然我们也不是在堆积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编剧帮：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难点？
孙小杭：我们整个电影的质感都特别“实”，得让观众觉得外星人到朝阳门了，到具体的地方了，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超能力设定，《霹雳贝贝》人家还能发电。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剧本要让人家觉得这是现实主义。
我们写过一个戏中戏的桥段，宁浩在拍《疯狂的外星人》，找了一个侏儒来扮演，后来来了一个真外星人，然后就让这个真外星人来演，侏儒失业后就特别恨这个外星人，要把外星人干掉。但是宁浩问了我一句：“片中的宁浩认为这个外星人是个啥？”我说：“就是个动物。”他说：“什么动物？”我说：“你要这么较真就没法写了。”他说：“不，就得这么较真。”为了满足在一个这么低的现实主义的语境里去讲一个嗨的科幻故事，所有人都很难。
和宁浩学接地气
“我以前是一个挺仙儿的人”
“观众看不懂就对了，看懂了我得多失败？”曾经做前卫戏剧的孙小杭，一心追求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如今作为电影编剧的孙小杭，《疯狂的外星人》受到多年龄层观众的喜爱，被称为这个春节档最适合带着家人去看的喜剧电影。
进入电影行业后，孙小杭经人介绍与宁浩结识，刚刚受挫的宁浩邀请孙小杭去海南散心，当他们坐上面包车上路后，宁浩突然说：“咱们可以聊聊剧本。”面包车一路开到海南，由此开始了《疯狂的外星人》的剧本创作。后来，路上的故事成了另一部电影《心花路放》。
与宁浩合作多年，孙小杭看到了宁浩的勤奋和踏实，也渐渐的落了地。他也说和宁浩合作太累，反复的改剧本让他感到崩溃，“宁浩为什么一个电影要那么多编剧？因为一个编剧全程跟下来得死。”
编剧帮：您在创作电影之前有多部话剧作品，后来为什么转到电影？
孙小杭：我大学四年基本上就在玩戏，人大排完去北大排，成了一个戏剧圈的叛逆小青年。大四毕业我也不找工作，我就觉得咱们是艺术家，怎么能找工作呢？大学毕业十年我还是以一个学生的心态生活，成天喝酒、排戏。直到2009年我在剧场里寻找失意了，就不排故事了，故事有啥劲？你研究一个东西，你越干那个你就越会钻牛角尖，你就会愤怒，你就会觉得大众全是傻逼，这个世界除了和我一起排戏的人还有不傻逼的吗？
我有一哥儿们是清华毕业的，本硕连读建筑系，金光大道，出来以后基本就是社会精英。但是他当时毕业以后就跟我们一样选择排戏。但是后来我在外边看他，觉得他的状态特别不对，我想可能我跟他一样，我都三十来岁了，我在那儿愤世嫉俗，是不是有问题的？
我就想出去干干电影，当时自己对那个东西有信心，就是想挣点钱感受一下再回来排戏，一下就没回去了，前年突然有一天晚上想起来，可能我这辈子都不排话剧了，还挺伤感的。
编剧帮：和《疯狂的外星人》剧本创作过程？和宁浩合作，创作过程是什么样？
孙小杭：《疯狂的外星人》当时我写了一稿，老宁说不错，杰作，这个贼好。当时赶上我老婆生孩子，确实挺疲惫，听到他这么说也挺高兴的。过两天他又说剧本有问题，八字还没一撇，当时我就塌了，来不了了。后来我们吵起来，他说跟你写剧本太憋屈了，我说我还憋屈你，然后就不干了。但是《疯狂的外星人》是亲儿子，没办法还得来。
后来都开机了又说剧本不对了，停机，我又杀到青岛又干了一个多月。那么大个剧组，停机一天几十万，压力那么大，又得冷静，千万别把剧本改得不如不改。那个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十几天不洗头，后来连黄渤、沈腾这些演员都来一块弄。有人做噩梦说高考了，我做噩梦是停机了，剧本不行，还得接着写。
编剧帮：你跟宁浩合作这么多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孙小杭：就是勤奋和踏实，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挺仙儿的人，宁浩是一个特别特别沾在地上的人。某些技术上的东西本来我是瞧不起的，我觉得人写作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你也应该去涉及，我老想写一些老复杂、老有意思的，但是实际上一个电影的容量是有限的，你想要的东西太多，完全凭想法、凭创意去干事行不通的。老宁虽然自己名利双收了，但是他还是挺朴实的人，天天吃驴肉火烧，他也不膨胀。
新人靠故事出头
“导演会写剧本才会拍”
在“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的扶持下，每年都有一位新导演带来惊喜作品，前有路阳与《绣春刀Ⅱ修罗战场》，后有文牧野与《我不是药神》。孙小杭透露，坏猴子影业每年都有三到四个新导演的电影计划在推进，他从剧本着手，参与到青年导演的扶持计划中。
编剧帮：坏猴子有扶持青年导演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路阳、文牧野等导演已经在行业内立足。在这些创投计划中，新人需要做哪些准备，才能从中脱颖而出？
孙小杭：我觉得就是把剧本写好，大家都是被故事撬动的，现在很难被一个概念撬动。导演说要拍一个什么东西，能拿出来的就是故事。我认同宁浩说的，导演会写剧本的才会拍。
编剧帮：选剧本的时候从哪些方面来考量？
孙小杭：剧本有一部分是技术，比如结构、节奏，这部分相对好说，因为是可以学的。还有一部分是创作者核心的部分，比如对人物的理解，或者他的主题想写什么，是不是写得生动？这部分很难量化。
如果看到一个非常真挚的感情，或者特别鲜活的人物，或者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主题，即使技术不好还是会留住它。反而一个技术上做得比较均衡，但作为创作者人性的部分缺失得厉害，就会变成一个行活，老宁还是排斥那种特别平庸的东西。
剧本写作的技术上有问题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一个故事技术层面上能够达到六七十分，其实观众就不会对你有太大恶感了，基本上就不会说烂片了。因为中国的观众还是观影经验少的观众，还在吃套路的阶段，套路对中国观众很有效。
责编 | 阿 竖
主编 | 刘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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