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朋友聊天，问我一个问题：“张维为是公知吗？”
我回答“是，而且是了不起的爱国公知。”
原本公知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本是中性甚至于褒义词，经社会博弈，后逐渐演化成贬义词。
张维为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是邓小平的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用国际比较的眼光做学问，建立了中国模式的新叙事方式。在世界各大媒体和论坛接触了众多的外国学者和人士，在交往和座谈中，他传播中国声音，舌战群儒。妥妥的爱国公知。当然，也有另一类“公知”，在我的短文《给网络公知和恨国党画像》里进行了分析，此处不再赘叙。
在我的回答后，朋友紧接着说：“我们也很爱国”。
闻听此言，我如梦初醒，突然明白了。我们长期是朋友，不正是因为“也很爱国吗”？但他们认为，暴露一些阴暗面，是为了国家更好，能让国家更进步。那此时为什么我会有如梦方醒的感觉呢？
爱国在不同人的心中是有天壤之别的，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那么简单的，甚至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泾渭分明的！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以及佟麟阁、戴安澜和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等英烈，用生命和鲜血宣示了什么是爱国。
而溥仪的爱国是“伪满洲国”，是当“伪满洲国”的皇帝，为此不惜认日本皇室供奉的“天照大神”为祖先，迎回“日本三神器”的复制品来参拜，即使对爱新觉罗家族的列代祖先而言，他也是个数典忘祖的忤逆子孙。看看他的自白：“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
卖国贼汪精卫也曾为他的“主和”辩解，称“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因此“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对于自己的投敌之举，汪精卫说：他投敌的最大理由，是所谓“战必大败”。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若“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这就是汪精卫的所谓爱国救国。
胡适认为，驱民赴死，用他人的生命满足自己变态的爱国热情，这样的爱国毫无意义，更野蛮。在胡适看来，“爱国不爱人”是一种极其吊诡的爱国逻辑，这样的爱也是荒谬可疑的。他把这样的人称为“爱国癫”。
同样在欧洲，希特勒的爱国主义逻辑很清晰：国家全面掌控经济，为个人提供充分的就业、医疗、教育和其他保障。既然国家为个人提供了保障和保护，那么个人就必须爱国家，就必须爱政府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就是希特勒。因此，爱国家就是爱希特勒。这个以爱国起家、用爱国篡权、拿爱国来奴役人民的罪魁祸首，最终把德意志民族带进了灾难深重的深渊。
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爱国主义也是有众多分歧的，也是五花八门的。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邱少云等千千万万英勇就义慷慨赴死的烈士，也有实业救国的爱国民主人士，甚至还有自认为“爱国救国”把抗美援朝机密泄露给美国人的张东荪。他当年是国内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坚定地支持共产党，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东荪不仅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前，他认为志愿军在战场上一定要碰钉子，到时候中共也一定会转到现实主义路线上来，中国只能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走“中间路线”。所以，虽然他也明白泄露机密不对，但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不是“叛国”，是在“爱国救国”，要化解中美对抗。事实上却导致了志愿军战士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标准和深刻的内涵。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是在自然基础上的延伸，并没有明确的国家概念，对国家的理解比较抽象和模糊。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把爱国的对象指向国家的代表即君主，忠君报国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有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狭隘性，往往充满着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仇恨。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资源的控制，使得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观念存在着局限性，往往片面强调个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奉献，而无视国家对子民的责任和义务。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有了极大的升华，超出了人文地理的疆界，是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毛主席在阐释爱国主义时进一步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日本和德国是发动侵略的国家，不正义的战争既不符合日本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也损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日本和德国共产党员只有用一切方式使侵略战争归于失败，才能停止对各国人民的伤害，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在时下，中国一些貌似公正博学，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一大堆的人，他们自认担纲有启蒙责任，是诲人不倦的“公知”，看似爱国，却里里外外为美国为日本为英国等西方国家当传声筒，按照西方煤体的调门发声，直到被广大中国人民唾弃，跑到国外摇尾乞怜，充当吹鼓手和打手。
国内有一些人，他们本质上与这些出逃的“公知”是有区别的，他们只是从留学和在外企工作的一些经历中，或从曾经看到的国外的光鲜的表面的历史光环中，甚至品尝过与他们同等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出发，就认为国内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比如当看到所在外企的国外同事居家办公躲过了疫情时，就认为国外的疫情防控没那么糟，却对疫情致使一百多万人被夺去生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旦国内爆出一些负面新闻，他们就好像打了鸡血，非常兴奋，随着国外网站报刊的引导一拥而上，大肆炒作，甚至上纲上线；又或是传播些看似神神秘秘的小道消息，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转而把矛头指向上层，指向社会，指向制度，指向国家。他们忘了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来，他们忘了中国曾经千疮百孔积贫积弱的基础，他们忘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来之不易，他们忘了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安定团结多么重要，共同富裕又多么艰难，他们主观或心里认为“我们也很爱国”。
我想试问一下你们爱国的标准是什么？又是在用什么方式爱国？你们的爱国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对14亿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能像胡适那样，日本鬼子都进村了，还要讨论“爱国不爱人”吗？在国家危亡的历史关口，抓一些杀一些暴徒不应该吗？比如香港，不管他们是不是学生，是男是女多年轻，任由乱港分子胡来，不抓不让他们伏法，难道要让香港也重蹈日本人遭美国《广场协议》血洗后中产阶层纷纷跳楼的惨剧吗？
不但在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爱国的方式境界会有千差万别，即使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什么自由主义爱国等，对爱国主义的定义就不下十几种。并且你们心中爱的究竟又是什么样的中国呢？是美国标准的中国呢？还是日本英国人眼里的中国呢？还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些所谓的爱国“公知”闭嘴，因为他们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他们不怀好意地炒作阴暗面，炒作腐败现象，炒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我国历史上走过的弯路，不是为了真正的爱国救国，相反他们矛头是对准党的领导核心，对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则是潜伏于中国的第五纵队之一。
我们要的不但是朴素的自然的地理的爱国主义，我们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要的是爱国主义必须坚持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