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剪贴本，我的自制书
文：杨晓光
当时光退回到40多年前，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读书环境和阅读条件。如今图书出版便捷，品类丰富多样，纸质书籍上网即可下单，挑挑拣拣把好书点进认购篮。想要阅读电子书籍，浏览网上新闻，只需打开智能手机，点击阅读软件，可视，可读，可听，可藏。
面对各种装帧精美的图书，以及浩如烟海的网上读物，我却总也忘不了当年的阅读往事。由于奶奶从小教育我要“敬字惜纸”，我对书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少年时代，我曾经疯狂地自制“书籍”。
爷爷去世后，奶奶从大田庄带回来爷爷的藏书，在那个特殊年代被视为“四旧”毒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天天喊着“破旧立新”，谁还有那个胆儿把“毒草”拿到阳光下阅读啊。时间推移到70年代中期，对于古典名著的阅读有所宽限。“好酒”不怕巷子深吧，我家有“藏书”的消息不胫而走，二妈借阅的《岳飞传》《易经》，就像喜新厌旧的猫，择新主而从之。大爹借阅的《杨家将》《封神榜》《七侠五义》，虽说最后把书还了回来，怎奈在1976年大地震中老宅房倒屋塌，硕果仅存的几本竖排版旧书，除了《西游记》上下册之外，全部化为乌有。
每年过完了春节，奶奶带着我从秦皇岛父母家，返回昌黎县晒甲坨老家时，都要带回来一卷旧报纸用来糊墙，好让我们居住的西厢房屋，能在新春焕发新气象。奶奶用那些旧报纸把黑乎乎的屋子裱糊一新，我顿时觉得陋室秒变书屋，连空气都飘满了墨香味儿，西厢房屋旧貌变新颜，可豁亮多了。
那时的我刚上小学，识字虽说不多，阅读兴趣却十分浓厚，经常一大早醒来，就站在土炕上，阅读炕墙上张贴的报纸，有时踩着小板凳，伸长脖子仰着头，聚精会神读糊屋顶的报纸，根本不知道这样做会伤“颈椎”，脖子疼了也浑然不觉，直到奶奶将我从“癔症”中唤醒。
我上学的四村小学，学校操场南面是大队部，放学后，我们一帮小伙伴经常跑去那里，看广播员对着扎了红绸子的话筒广播通知。偶尔会发现《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旧报纸，便和广播员大哥说一声，拿回家“包书皮”。
我拿回家的旧报，早就被翻阅揉搓得残破不全，我仍然视若珍宝地再认真翻阅一遍。除了“看”报纸外，也剪报纸，在我识字不多的阅读理解范围内，将自认为“好”的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先在课本里夹平整，等奶奶打袼褙有了糨糊，我便集中精力和时间，将其粘贴在用过的算数作业“大报本”上。剩下的那些被我剪得千疮百孔的旧报纸，只能让奶奶放鞋样用了，难以完成当初想拿它“包书皮”的承诺。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待了一个多月，陪伴在地震中受伤的父亲。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与父亲朝夕为伴最为宝贵的一段黄金时光。我从城里家中积攒的旧报纸上，将自己喜欢的文章，分门别类剪辑粘贴成“书”，分别以生活常识类、文艺文学类、科技“地震”类等“文以类聚”，策划了不同栏目，将剪下来的插图花边等图案，以及一两张眉清目秀的姑娘头像，作为美术装饰贴上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剪贴了两大本“厚书”，既增加了自己的“藏书量”，也充实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储备量。秋季开学后，我依依不舍地离开父母，带着我用剪刀浆糊剪辑出版的课外读物，回到了老家。在那段少年识得愁滋味的日子，陪伴我的，带给我许多在父母身边温馨回忆的，就是这两本剪报“孤本书”。放学后做完家务，写完了作业，一有空闲就信手翻阅，几乎成了我的日常习惯。
1979年我考上了秦皇岛劳动技校，每月有了17.5元助学金，相当于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从此我有条件买些书了，自制书籍的历史宣告自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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