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在日本人步步紧逼之下，张学良毅然选择了“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也就此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对于张学良的举动，日本人当然恨之入骨。在既定事实已经形成后，日本政府决定用武力强行占领东北。
1930年11月，日本参谋本部出台了《昭和六年（1931）度形式判断》。根据这份文件，日本准备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第一个阶段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亲日政权以代替张学良；第二阶段是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是武力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
（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 石原莞尔）
对于这份计划，日本关东军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坚持在发动战争之后立即占领东北，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为了说服日本参谋本部同意这个计划，日本关东军方面派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进行游说。日本参谋本部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对原先的方案进行了修改，规定“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实施武力占领。
事实上，关东军连一年的时间都不愿意等。他们此时已经做好了侵占东北的准备。按照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规划，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制定爆炸柳条湖铁路的行动计划；石原莞尔负责制订进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长春、吉林的作战计划；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制订在吉林、哈尔滨制造暴乱的计划。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就是行动迅速，要求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定事实，防止外国的干涉。
1931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曾担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内情的本庄繁为关东军总司令。同时任命建川美次为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8月20日，本庄繁抵达旅顺就职。日本关东军正式进入临战状态，侵占东北的战争即将爆发。
（时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本庄繁）
对于日本人的野心，蒋介石和张学良其实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和张学良就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8月16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封电报，曾一度被看成蒋介石推行对日本“不抵抗政策”的铁证。但是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针对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确实，当时中央给过我一个指示，但内容不是不抵抗，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是孙科，他下达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的意思是根据状况做适当处理，换一句话说是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此后张学良与史学家唐德刚交谈时，更是明确的指出，“不抵抗”的命令是由自己下的，与蒋介石无关。
当然，张学良如此做，也有可能是为蒋介石“背锅”。毕竟，除了蒋介石和张学良，没有人真正看到过这封电报。历史研究，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十分谨慎，尤其应注重资料的出处和原始来源。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陆各地的档案馆中，均未发现这封电报的原件档案。而在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档案最全的“大溪档案”，但也未发现此电报的档案。
（张学良与蒋介石）
因此，蒋介石是否给张学良发过这封电报，如今还是一个谜。
不过，与电报无档案资料可证实形成鲜明对比，有原始档案资料可证实，张学良曾于1931年9月6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据传言，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会晤后，张学良告诉旅长何柱国，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但据一些专家考证，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不可能有时间见面。显然，这份史料也需要考订核实。
笔者认为，蒋介石是否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尚需要史料证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学良并没有对日本抵抗之决心。其实，张学良在没有接替父亲位置时，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国家放在眼里，他曾经自信满满地说道“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但是一起“中东路事件”彻底让张学良变了。关于这起事件，囿于篇幅，我们下篇再说。
参考书目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日本参谋本部，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王芸生，三联书店，1982年版
《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
《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何柱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6期，第66页
《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曾景忠 ，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
（作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朱文龙 图片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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